作者：董保中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王朗与孔明对阵时所说的话。虽然王朗自己被孔明的大义凛然气死)和另一句常说的话“顺从天意，违反天意”构成了《三国演义》情节发展的一个基本概念。《三国演义》的开场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小说的结尾“闭幕”白:“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表示天意的从“合”到“分”，从“分”到“合”的必然阶段和趋势。从戏剧性的观点来了解，“顺天，逆天，顺从天意，违反天意，”和跟随“天下大势”或是向“天下大势”的必然挑战，决定戏剧英雄的成功与失败，决定一个小说或戏剧的悲剧或喜剧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三国演义》是一个悲剧，一个杰出的中国悲剧。
《三国演义》以“天意”这个概念为构架的悲剧，与古典希腊以“命运”为构架的悲剧作比较，可以显示《三国演义》及中国悲剧的特质。“天意”和“命运”在此具有不等的概念。《三国演义》里的“天意”决定世界、国家、历史的趋向和主要角色个人的命运;“命运”在古典希腊戏剧及神话里，是决定单独个人的生死、升降、荣辱。《三国演义》是境界大的长篇小说，而受演出时间限制的戏剧在主题和结构上必须更集中。我试图探讨的是《三国演义》和古典希腊戏剧决定人物命运的两个相似而又相异的因素:天意和命运。“天意”高于“人意，”近于神意，是超人的，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但是也有“逆转天意”这个说法.所以中国的“天意”比古希腊的“命运”宽容仁慈些)。这个天意近于神意的特性和希腊神话里的“命运”不完全一样。希腊神话的“命运”是由“非得死（F阿特色）”三姐妹操纵处理，最幼小的妹妹珂珞莎（Clotho）将好坏相缠的命运之丝纺织出来;这些命运之丝在二姐拉可色思(Lachcais)的手指摆弄下，就有的强，有的弱，有好，有坏。显得特别老迈年长的大姐阿托魄撕(Atropos)拿着一把特大的剪刀，不留情的剪断这些命运之丝。以这个神话为根据，古典希腊戏剧中的命运是由神主宰的。此文以《三国演义》的“天意”和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中的“命运”作比较。来讨论《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意义。
以古典希腊戏剧作比较，索佛克利斯(Sophocles，496-406)的《依底拨斯王(OedipuSRex)》是一个恰当的选择。《依底泼斯王》是索佛克利斯极为著名并且影响深远的剧作。亚里士多德以此剧的情节作为他讨论悲剧理论的一个模式。佛罗以德的“依底泼斯情综(0ediPus COmplex)”也是以此剧情节为源本。太阳神预告莱兀斯王(Laius)，他将被他的即将出生的儿子杀死。依第泼斯一出生，莱兀斯王就命令把这个婴儿送出去杀掉。可是这个使者，一个牧羊人，不忍心下手，就把这个婴儿给了一个外来的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就又把这个“该死”的婴孩给了克林斯(Corinth)王朴历布思(Poybus)和王后茉乐葩(Merope)，因为他们没有亲生的子女。依底泼斯自然以为他们是他亲生父母。当依底泼斯听说朴历布思王和王后不是他亲生父母时，他就出走流浪。而后因为猜中了女神司芬克斯(Sphinx)的谜语，继承了已经死去的莱兀斯遗留下来的瑟布思(Tbebes)的王位。同时他娶了莱兀斯王的寡妇优卡丝塔(Jocasta/Iocasta)作他的妻子。优卡丝塔为他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孩子是女儿安悌莫妮(Antigone)。

幕启剧情:依底泼斯王(以下简称依王)统治的瑟布思正遭受黑死病严重的祸害，依王派遣他妻子的兄弟克理昂(Creon)到太阳神(Phoebus，Apollo)殿去祈问，克理昂回来说神的指示，必须找到杀死莱兀斯王的凶手，才能消除这个黑死病。依王就开始寻找这个凶手。先知特立司亚思(Teiresias)先是直说依王就是凶手，但是依王认为这是疯话，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他根本没见过莱兀斯王，而自己是在莱兀斯王死后，猜中了女首狮身司芬克斯的谜，得到了莱兀斯遗留下的王位。最后受不了依王的逼迫，特立亚斯才直接，不留余地说:“那个谋杀凶手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外来人，可是他会发现自己有瑟布斯的血液……他是他的孩子们的父亲，以后他将被称为是他们的哥哥;他是他母亲的儿子，到时他将被称为是她的丈夫。最后他将被判定为是谋杀他父亲的人。”直到两个牧羊人作证，一个供说是依王的母亲，现在是他妻子，优卡丝塔亲手把刚出生的婴儿交给他，要他把这个婴儿弄死，但是这个牧羊人不忍心，就把这个婴儿交给一个外地来的牧羊人。他就是第二个证人，这第二个牧羊人就供说他把这个婴儿给了无子女的克林斯王和王后。在依王自己还未完全明白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母亲)已经了解到这个无可避免的悲剧底细而上吊自杀了。依王最后明白是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而且生了几个孩子，完全如预言所说，无法逃避。就挖掉自己的双眼，永不见天日，永远遭受惨痛的责罚(依王弄瞎自己也具有象征意义。依王先怒讽那个瞎子预言者是个“不能预言”的瞎子，那个预言者回责说依王是“有眼可是看不见”)。

把上述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的命运和《三国演义》的天意作比较，可以显示出古代中国的天意和古代希腊的命运观念的区别和特征。从天意这个概念说，《三国演义》人物的成败、生死、故事的情节是在天意的合久必分的开始到分久比合的结局的大结构下发展的。诸葛亮和他的“道家”朋友司马徽及崔州平构成人的顺从天意和逆反天意选择的两个典型的例子。

诸葛亮、司马徽和崔州平之追随“道家”的隐退生活，是因为他们了解天意，但是他们基本的意然、志向、抱负是儒家的，人世的。以诸葛孔明为例，司马徽说:“孔明……每常自比管仲，乐毅。”还认为孔明“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第三十七回)由此可见孔明的抱负是儒家的。可是要实现他的儒家抱负，在“合久必分”汉王室的即将瓦解的天下大势的趋势下，是逆反天意的。所以司马徽辞别刘备时“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这是一个智者对孔明的悲剧的预言。孔明自己在对答刘备恳请出山分析天下大势，英豪们的成败得失说了一句:“非惟天时，抑在人谋。”这是道家的智慧“了解天时”和儒家“入世”的抱负的表现。但这两者在此时是对立的。是人愿与天意的矛盾。孔明出山固然是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但是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是儒家道德勇气的见证。

崔州平对天下大势的了解不下于孔明。崔跟刘备“二人对坐于林间石上”(这是一幅地道的在国画上常表现的道家美学主题)，崔对刘备说:“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此正由治人乱之时，未可碎定也。将军欲使孔明干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第三十七回)崔州平将天理、天命的非人为力量所能转变说得很明白。他用“逸”和“劳”而非用“昌”和“亡”讲顺天和逆天的后果，表示出中国“天意”的与西方“天命”或基督教的上帝“意旨”的不同。基督教上帝(也包括伊斯兰教的阿拉)的意旨是绝对的，而且更具有“对”与“罪恶”绝对标准。

崔州平虽然深知天意之所在，不愿过问世事，不过他确有济世之才，也曾有济世之愿。但是他和他的道友们在天意与人愿之间选择了“顺从天意”这条路。崔州平不肯出来帮刘备，也许还有另一层道理，觉得刘备邀请他出山的诚意还不够。崔州平的话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的重点差异是崔的话着重在于对天意与人愿的人生生存的的哲理分析，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al)策略性的分析。他希望刘备以“人和”来战胜曹操占有的“天时”。从这一点看，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加重了诸葛亮这个角色的“逆天”的悲剧色彩。

从诸葛亮与崔州平所作的“逆天”与“顺天”的选择可以看出《三国演义》的天意和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所表现的命运的差异。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中的命运不容人的选择。命运注定一切，没有逃避的可能。《依底泼斯王》剧中的莱兀斯王，王后优卡丝塔，和他们的儿子依底泼思，还有阿克苏思王和他孙子裴尔速斯都想尽逃避已经注定的命运而失败。天命注定的悲剧往往要经过不少年月的复杂曲折才实现于这些无辜英雄们的身上。《三国演义》中的天意比古希腊的天命要宽容得多。它给人以选择的可能。明智之士如司马徽、崔州平可以作“顺”或是“不逆天意”的选择。具有道德勇气的忠义之士如诸葛亮、刘备等则作“逆天”的选择。如果罗贯中免去他的道德成见，曹操应该是一个“顺天”的英雄人物。一天意和命运本身都不具有道德价值标准。《依底泼斯王》的主要角色的成为悲剧英雄是他们与命运斗争失败，并且那种斗争基本上是躲避。这些英雄人物是善良、无辜、高贵的、他们的失败往往不是“好”与“坏”或是“善良”与“罪恶”的斗争的结果。

如果说《三国演义》的天意决定这些主要角色的成败，那么曹操的成功则是天意。事实上，曹操是《三国演义》所有人物中写得最成功的，具有复杂，深度的角色。不幸由于《三国演义》作者的忠义立场、标准、和小说的影响，曹操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奸雄。从《三国演义》曹操出场的第一回到他身死的第七十八回，曹操的一生，从忠义到“奸雄”的演变发展，是小说一个对人性的欲望，对政治上的抱负，对权力的得寸进尺的占有野心极为精彩的叙述。天意使曹操成功，天意使曹操不死于未尽之时(直到完成任务，把基础安定好后才死)。古希腊的天命是神意，由神(Apollo，一名Phoebue，和Sphinx)传达，预告命运。《三国演义》的天意往往以星座转变安排来显示，而由懂天象的智者解答。如侍中太史令王立就“密奏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第十四回)，再由顺天意的人(曹操，司马)来完成，虽然不肯顺天，而选择逆天的不一定是道德上负面的角色。但是天意可任人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赋有人为的道德意义。人在做选择时就就会有现实的得失衡量和道德的对与不对的考虑。顺天或是逆天在《三国演琴》里，对于具有忠义“道德”的不愿顺天者们的选择，一是如司马徽等人的道家的消极避世;一是诸葛亮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的“鞠躬尽瘁”。

二

前面说到天意由人来完成，牵涉到天意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希腊戏剧和神话的命运是关系到个人的生死。在《三国演义》里，天命决定“天下大势”，英雄人物是在天下大势的环境和条件下作选择，所以个人命运的生死成败也受决定于由天命安排的天下大势及汉王朝的兴衰。《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有关天意与个人命运的关系的情节表现在诸葛孔明对华容道捉曹操的安排。曹操在赤壁被诸葛亮的东南风烧得焦头烂额，带领残兵败将没命地逃。诸葛亮悠闲地坐等曹操逃奔过境的安排。安排到最后一关华容道时，他却派了受曹操恩惠极深，而又最重义气(在此应该是个人恩怨)的关羽去捉曹操。连刘备都认为不该如此调遣。孔明解释说:“亮夜观乾象，曹贼未合身亡，留这个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第四十九回)此段情节的“暗讽(irony)”是《三国演义》最表扬的忠义道德在关键之处，却被用为不能勉强天意，让曹操死里逃生。这是《三国演义》的曹操个人的生死决定于天意与完成天意的安排，也是孔明、刘备的逆天意的人愿不能胜天意的一个例子。(有人说如果孔明派了张飞等在华容道会怎么样?我想也许曹操就会选走另条路——华容有大小两条路。) 

曹操占有天时，孙权占有地利，孔明希望以人和，也就是用人为的努力联合东吴对抗曹操的天时之利。但自赤壁一战，孔明的联吴政策与蜀的据有荆州不肯让还给东吴的既成事实相抵触。这也是孔明的人为愿望与天意的“偏爱”曹操的大格架之下的不能协调之处。以“逆天意”这个主题来衡量，孔明，刘备是经典型的悲剧英雄。刘备对天时，天意的体会不如孔明，司马徽，崔州平，可是听崔州平说了“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后，刘备答说:“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宵，合当匡复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这是《三国演义》悲剧英雄们的敢于逆反天意，作了具有浩然之气的忠义道德的选择。古典希腊戏剧、神话的悲剧英雄在神意，预言下没有选择余地，他们只能想尽方法逃避，可是终于失致。《三国演义》角色们事实上有三个可能的选择。一是加人曹操为首的“顺天”的阵容;另一个是如司马徽等人的道家式的“隐退”，不干预世事，独善其身;最后一个选择是“逆天”，注定失败的一条路。《三国演义》的悲剧英雄，孔明、刘备、关羽、姜维等人，在道家的独善其身和儒家的鞠躬尽瘁两条路之中，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是基于英雄们的有意识的对忠义责任的良心，是一个需要有极大的道德勇气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比较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的悲剧英雄和《三国演义》里的悲剧英雄，《三国演义》的悲剧特质是在忠与义的格架下，悲剧英雄作“逆天意”的挑战。希腊戏剧的悲剧英雄和《三国演义》的英雄都面对超人、非人所能左右的情况。前者是企图回避命运而终归失败，而后者的失败是由于对忠和义的责任向命运、天意挑战。他们当然也终归失败。同是失败，同是悲剧，可是两者意义不同。

古典希腊戏剧，以依底泼斯王和裴尔速斯为主角的悲剧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演义》以诸葛孔明、刘备、姜维为主，及以司马徽、崔州平聪智选择对比的悲剧性的奋斗和失败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悲剧英雄对他们所处的世界的知与不知，与对自我的知与不知。自亚里斯多德起始的一个悲剧论，在现当代戏剧家，小说作者还常采用的，是一个英雄之成为悲剧英雄在于这个英雄在自己生命完结前能够真正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而不是糊里糊涂的死去。《依底泼斯王》之所以被亚里斯多德认为是悲剧杰作，就在于悲剧主角之逐步发现他命运注定的悲剧的因果。莱兀斯王和他的王后想避免既定命运而无法逃避;依王拭父、娶母的悲剧错误是在多少年之后才发觉是自己不可补救宽怒的罪恶，虽然自己是一个悯民，公正的好国王。

《三国演义》的诸葛亮、刘备等人物不是顺从天意，而是有意识地逆反天意，挽救汉室。黑格尔认为悲剧能够抓住悲剧角色的真实内涵在于表现这些角色世界的那些具有本身公认的“真义(force)”，而这个“真义”则通过人类“意志的行为（volitional activity)”得到具体的实现。黑格尔举出夫妻，父母，族亲间之爱，国民的爱国意识等等为例，同时这些“真义(forces)”被认为是积极涉人各类利害关系的必要因素，某个悲剧角色就往往与某一个“真义”因素不可分离的结合着，而且有意识地，不惜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个理念。“虽败犹荣”这句成语在戏剧实际上表现了这个深刻的悲剧概念。

从关系一个帝国王朝兴亡来说，诸葛孔明和刘备等人置天意于不顾，向天意挑战，而终于失败，他们是为一个更高理念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前面提到《三国演义》的人物对天意有三条选择的道路。一是曹操诸人物的“顺天，”篡汉;另一条是司马徽等人的中间路线，基本上忠于汉室，但是知道汉室命运已尽，却不愿作不忠于汉室的事，就隐退山林，洁身自保，不违背“忠”和“义”。最后就是孔明、刘备等人基于“忠”和“义”，这是最高道德原则的选择，但却是逆反天意的一条路。选择这条路的人中，诸葛亮是最具智慧，最了解天意的人，所以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最具悲剧性的人物。

刘备忠于汉室。因为他是汉王朝的宗亲，比汉帝还高一辈。他个人的悲剧主要的却是“义”的悲剧。赵云等忠臣力劝刘备以“公”，以“国家”为先，但是《三国演义》里的很多动人的细节却表现着“义”的吸引人的力量。“忠”的实现建立在“义”的人际道义关系基础上。所以刘备以“义”为先，举全国之兵为关羽复仇。这是一个经典的悲剧情感的选择，相似安悌茛妮违反克李昂的严令，埋葬她的兄弟。两者都是基于道义上的选择。在《三国演义》里，“忠、义”是相等的，可是在实践中“义”更是“忠”的根本。

诸葛亮对天意的了解，不会次于司马徽、崔州平，所以隐居卧龙。他的出山辅助刘备光复汉室，是“义”先于“忠”。刘备的三顾茅庐的“诚”感动了他。钱穆教授认为“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分鼎立的，不是君臣名分，而是朋友间的道谊私情”。所以“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故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草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依此推论，诸葛亮为“义”出山辅助刘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更是“义”先于“忠”的三国时代的特征。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固然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但是“不可为而为之”本身是具有矛盾的本质。所以诸葛亮在执行“不可为而为之”，也就是“天意”与“人愿”的矛盾中，取得某种妥协。

三

古典希腊戏剧的悲剧英雄，在命运主宰一切的现实里，无可逃避。悲剧英雄只在最后才了解天命的意义，而天意在《三国演义》里容许角色们的选择，诸葛亮、刘备有意识地选择了“悲剧”失败的道路。刘备答复崔州平说:“但备身为汉宵，合当匡复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在《三国演义》的“合久必分”的天意下，“逆天”者虽然具有最高的“忠”和“义”道德原则，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失败的悲剧。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平常的事，《三国演义》虽然是以“忠”和“义”为本的一部影响非常大的历史小说，而且作者(们)不似索佛克利斯或是莎士比亚，想来无意把《三国演义》当作一个悲剧来处理。可是一部文学作品常常包含有很多涵义、解释的可能。本篇以古典希腊悲剧及黑格尔的悲剧概念来讨论《三国演义》是在发掘这部具有广大影响力的古典中国小说的悲剧特质，解释《三国演义》是一部有深刻意义的悲剧文学作品。在刘备、关、张、姜维这些主要悲剧角色里，诸葛孔明更是具有悲剧英雄的复杂而有深度的品质。因为他相别于司马徽和崔州平等人物，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在“忠”和“义”的道德原则下选择了“失败”。
孔明在“后出师表”陈述第二次出师北伐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不能认为是孔明的自我谦虚“才弱”，而是他了解以“人和”向“天意”对抗的悬殊，加以司马懿出掌魏国军事大权，大为增加孔明在《三国演义》里的“大惊”和“大怒”的次数。与其坐而待亡，出师伐魏，也许有侥幸的可能。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孔明以“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第九十七回)。这是一个动人的悲剧性的自我表白。由此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孔明的先知增强了《三国演义》的“天意”悲剧的主题，也多少加添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与天意相违的悲剧旁证。

依底泼斯王和他的父母莱兀斯王和王后优卡丝塔、神话里的阿克立苏思王、他的女儿丹娜和他的“半神”的孙子裴尔速斯都无法躲避命运的悲剧的预告，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三国演义》“天意”容许人的选择，曹操、司马懿是天意的执行者，但是在小说里他们不是正面人物;司马徽，崔州平等人采取了与天意无争的人生观;以孔明为代表的却有意识地在“忠”和“义”为最高道德原则下，选择了“违反”天意的一条必败的道路。这选择近乎安悌茛妮违背克李昂的命令而选择了埋葬她兄弟的结局。《三国演义》是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杰出的悲剧;刘、关、张、姜维，尤其是孔明是在最高道德原则的忠与义之下，违背天意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深度的悲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