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
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能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2〕入宋以后，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开国后逐渐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都对当时的汴京、临安城中商旅云集，百业兴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由于经济的繁荣，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更加完备，歌楼妓院也随处可见，散落于青楼妓馆的市井歌妓更是数不胜数。宋初政府采取崇文抑武，优渥文士的政策，优待政府官员，鼓励王孙、官员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乐，许多士大夫官员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业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其中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汴京）更是如此。东京城内的妓馆遍地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酒楼”条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淡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伴随都市的繁华，娱乐场所的兴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楼、瓦肆，她们散落在民间，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样有较优厚的待遇，她们主要靠自己的声色技艺挣钱维持生活，因而逐利营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艺外，还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歌唱，这就需要有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词作家为她们作词，柳永常混迹于其中又写得一手好词，自然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创作新词和歌妓索要新词的事，如《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动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们能歌善舞，技艺不凡，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合，她们的活动也使“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一些文人士大夫流连这些酒店茶坊的时候，这些歌妓的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层文化意义，她们既为文人士大夫的词曲创作提供素材，也为词曲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宋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比较密切，歌妓是宋词繁荣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今人杨海明在《唐宋词美学》中说：“词在小舞台（酒宴歌席）上的伴着歌妓的‘出场’，实即枕奠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舞台，且又挟带着前所未见的歌围舞阵的浩大声势。”〔3〕歌妓唱词沟通着下层社会与上层贵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创新调，这有赖于他的音乐天分，在他之前的词人们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精于音乐。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记载，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宴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4〕在用调方面，唐宋词人无出其右。柳词往往呈现出一调多体的特点，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宽松的艺术空间，拓展了柳词的传播范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柳永词又多以艳歌柔曲为主，适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沦下僚，他与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关联外，更多了一层生世遭遇与情感孤独的相互沟通。柳永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也首先开始于歌妓们的演唱。
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欲坐。”关于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有这样的记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曰……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有些夸张，但确说明柳词传播之广。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耆卿一日经丰乐楼前……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日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资君所需。妾之卧房，困君磬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一填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置酒，具花笺，供笔毕。……”“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此著所记虽多属传闻，但确实反映了书会才人与民间私妓的交往。
史书和词话中有柳永与歌妓交往的记载，他的词作中也多涉及“画堂歌馆”、“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类环境的描写以及“瑶卿”、“秀香”、“英英”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过很多流连歌楼妓馆的生活体验，以及她与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曰：香靥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词”后，“遂终身从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妓女之事，如《木兰花慢》（古繁华茂院）“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垒。”《笛家弄》（花发西园）“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烟火）“野桥新市里，花浓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把柳永与歌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柳永在创制新声和填写新词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着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才能，因而其词作品的流行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配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词乐舞结合的形式，使市民大众在鲜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
在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情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5〕，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的色貌，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宋元以来的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但原诸史实，或不为妄谈，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词走向广大的听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燕南芝庵在《唱论》“凡唱所忌”一条中说：“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柳永词多是柔艳之曲，正适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儿”演唱。其词倚靠着声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鲜活生动地流行于当时，歌妓对柳永词的演唱，使得柳永词以一种文学、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即歌词＋音乐＋美女＋舞蹈的鲜活形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在歌楼舞榭、勾栏瓦肆、街区小巷、尊前月下等休闲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柳永词的传播范围。歌妓集欣赏者与传播者于一体，以缓歌慢舞的方式活化了柳永词的存在形式，使观赏者能以一种立体的艺术方式进行审美接受。
柳词因歌妓的传唱而流行久远，许多歌妓因能唱得柳永词而身价倍增。《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载：“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柳永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充溢于各个角落，甚至传至异邦。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柳词不但流行于歌筵舞榭，勾栏瓦肆，还流行于民间社祀。清黄氏《蓼园词评·评过涧歇》载：“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
歌妓的演唱还出现在富户宴席、官府公筵、或朝廷御宴，柳永词便借歌妓之口自然地传入了宫廷禁中，上层社会如皇帝、文臣也喜读柳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张耒《明道杂志》载：“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
柳永死后，歌妓对其词依然传唱不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皆柳词中语。”黄裳晚年，身逢北宋灭亡前后的衰世、乱世，约作于此时的《书《乐章集》后》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柳永词通过歌妓的歌唱传入市井民间，使柳永词拥有了更广泛的接受群体，如王灼《碧鸡漫志》虽讥评柳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但所言“世多爱赏该洽”“不知书者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下云：“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中云：“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言柳永词：“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刘克庄说：“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三变。”可见柳词传播的几乎家喻户晓。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于耆顷墓侧，谓之‘吊柳会’。两说中关于柳永的葬地问题虽不一致，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人们对柳永及其词作依然念念不忘。
二、《乐章集》的编刻传播
词是音乐文学，它既具有文学的特征，又有音乐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词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歌妓们“传之歌喉，播之管弦”进行动态的传播，也同样可以像诗文那样以刻本和抄本为媒介进行静态传播。到了宋代，由于印刷业发达，各地官府、书院都刻印书籍，民间刊刻的坊本尤多。因而出现了许多词籍版本。北宋已有总集、别集之刻，如《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等，但多数词集刻于南宋。它们之中，无论是总集还是别集，都为词的流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柳词是当行本色的音乐文学，歌唱传播是它流行久远的重要途径，因此柳词借助于歌妓的歌唱传播风行于一时，《乐章集》在不同朝代的大量编刻是柳词以文本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别集的编辑既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指标之一，也是在传媒手段不够发达的的时代作家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柳永不仅有自己词专集的编辑刻印，而且在历代有多种版本流行和传世。王兆鹏在《唐宋词史论》一书的《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章中统计，柳永以现存14种词集版本的数量而名列两宋词集版本排行榜的第14位。
《乐章集》的编刻始于宋代，但宋代是一个尚雅的时代，尤其南宋，所以《乐章集》在宋代刊刻不多，宋史不为柳永其人立传，也不收录其《乐章集》，可能是因为其词不符合编撰者雅的审美要求。据笔者考查，宋代柳永词集大约有以下几种：
表1 宋代柳永词集版本一览表
表1共列三种宋代编刻的柳永词集版本，虽有的已经散失不传，但大部分还能见诸宋代文献著录，应该是可信的。这几个版本都没有记录具体的柳词内容，因而，还不能确定存词数量。需要说明的是，《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载《乐章集》九卷，而《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却有这样一段阐述：“载《乐章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柳永撰，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乐章集》三卷，今止一卷，盖毛晋刊本所合并，宋人之始于今者唯此集最为残缺……”两者矛盾，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有误，因为《四库全书》本身和《丛书集成初编》所载的《直斋书录解题》，俱载《乐章集》九卷。
柳永作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词作家，其词在宋代的编刻，远远不止表中所列三种。宋代民间刻书尤多，柳永词集在民间书坊编刻应该也很多，可能因为宋人尚雅，柳永本人又被鄙之“有才无行”，又加上南宋民族危机深重，所以，柳永词集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
柳永词集在元、明、清各代皆有多种版本在继续传播。据笔者的统计，元、明、清各代及近代编刻流行的可确考的柳永词集较多。现列表如下：
表2 元、明清及近代柳永主要词集版本一览表〔7〕
表2所列元、明、清至近代今代各种柳永词集版本共9种，从录词数量上看有190余首和200余首两个系统，从词集名称上看都是以“乐章”命名，显示了柳词的音乐特色。200余首的版本皆是在190余首的基础上逐渐增添的。表2所列版本大致以毛晋本最为可靠，因“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此本为较早”。所以明清以来的柳永词集大多是在毛晋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或增删，或校跋，或补遗，或考订，尤其是在辑佚、考证、校勘等方面成果最为突出，不仅使柳永的词作数量逐渐增多、作品的真实性大大加强，而且这些经过整理的柳永词集的编刻和出版，为柳永词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使柳词的创作成就得到了更为整体而完备的呈现。
清代至今的版本也有着后先的承继关系。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收《乐章集》一卷，重刻时附缪荃孙校记一卷，曹远忠校记一卷，逸词一卷（收词十首），该本以毛本为底本，校记依宋本分上中下三卷，并于校记前列宋本目录，缪、曹二人参校诸书，今已不经见，所以，此书校记非常珍贵，为后来的彊村丛书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彊村丛书》本，以毛斧季含经堂宋本及周氏、孙氏两钞本校《乐章集》三卷，以劳巽师卿传钞本为底本，以清常道人赵元度校焦弱侯本，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及缪、曹二校参校，收词206首，后附朱氏校记及跋，为较为完善之版本。晚出的《全宋词》本《乐章集》依朱祖谋本，收词213首。《乐章集校注》也以朱本为底本，收词216首，可见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这种后先继承，使柳词的数量和真实性都大大增强。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今易经见者主要有毛本、吴本、朱本和《全宋词》本四种。吴本列宋本目录于前，今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在凡例中列宋本目录于书之尾，宋本分上中下三卷，并有钞本续添曲子一卷。收词201首。《续修四库全书》本和彊村丛书本俱作《乐章集》三卷，续添曲子一卷，，《乐章集》宋本无传，现今存世的还是以此本校为完善。
柳词版本，还远远不止表中所列这些。明清两代《乐章集》的编刻非常盛行。如明代《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绿竹堂书目》俱载《柳公乐章》，与《赵定宇书目》、《四明天一阁书目》著录的《柳屯田乐章》均作一本，但无卷数，故未祥何本。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清《也是园书目》，作《乐章集》三卷。明抄《宋二十家词》本，明东壁楼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清宣统元年（1909）吴氏双照楼抄本（藏国家图书馆），作《柳屯田乐章集》三卷。知圣道斋原藏明抄《南词》本，作《屯田乐章词》三卷（今存日本），艺风堂藏罗榘校梅禺金藏本作《柳屯田乐府》三卷，《孝慈堂书目》，明赵琦美校跋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清筠轩女史过录赵琦美校跋清抄本（藏上海图书馆），作《乐章集》三卷，鉴止水斋藏抄本明抄本《宋六十家词》作《乐章词》二卷（藏南京图书馆）。清同治十一年（1872）唐仁寿校抄张文虎校订本（藏国家图书馆），《佳趣堂书目》等俱作《乐章集》一卷。《带经堂书目》著录本为赵清常手校《柳耆卿词》一卷。〔8〕从这些私人所藏书目和不同朝代的柳词版本来看，柳词的传播非常广泛，尤其是明清两代。柳词版本系统在明代较为复杂，明代是词学中衰的时期，翻刻、增补与评点唐宋词的总集、选集，却愈益风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发展迅速，笙歌享乐思想又重新抬头，柳永词的绮艳香泽之态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因此柳词在明代较为盛行。
三、历代选本的编选传播
萧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的“绪论”中说：“词选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南宋以前，它主要作为唱本为社会所消费。南宋以后，逐渐转为读本被社会消费。……词选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形式，在保存历史的同时，它还执行淘汰的任务。词选适应某种时代审美潮流和社会需要而产生，操选政者事实上扮演了社会舆论化身的角色。……词选还是一种创作。任何词选都或多或少带有编选者的主观成分，具有自己的个性。”〔9〕这段关于词选的论说，说明了词集选本对于反映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作家作品传播情况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柳永其人及其词尽管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历代的词集选本选录其词依然较多，这些词集选本其实都默默地承认柳词在词史上有着不可抹杀的地位。
今存的宋词版本中，除《绝妙好词》主要选录南宋中后期词作，其他几种词选都选录了柳永的词作。现列表如下：
表3 宋代主要词选选录柳永词一览表
《梅苑》专收唐宋以来咏梅词凡400余首，其中收柳永词共2首，即《江梅引》（年年江上见寒梅）、《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这两首词只有《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可确考为柳永的词，《江梅引》（年年江上见寒梅）在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和《全宋词·柳永词》所列的存目词均为《江城引》（年年江上探寒梅），出处均来自《梅苑》卷一或全芳备祖卷一“梅花门”。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中署名为王观的词，可能因为柳永词散失较多，古人也无法确考。《梅苑序》称：“诗人之意，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记，盖同一揆。”将咏梅词同屈原咏芳草并举，表明了词选家的高雅倾向，这与北宋后期尚雅的社会审美风气有关。不管《梅苑》中所载几首署名为柳永的词是否完全确实，但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作者对柳永的选择和重视。《阳春白雪》和《乐府雅词》等明确表明“雅”的倾向的词集一样，从名称上和“下里巴人”划清了界线，《阳春白雪》共收录柳永词2首，即《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和《望海潮》（东南形胜）。宋赵令畴《侯鯖录》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高度赞赏柳词雅之处。《望海潮》一词，曲尽形容地描写了杭州的繁华美景，曾引起金主完颜亮的投鞭渡江之志。尽管与其他词作家相比《阳春白雪》收录柳词较少，但也说明赵闻礼在选词的时候并未完全否定柳词雅的一面。《花庵词选》共录唐宋词人223家凡1285首之多，人均入选5.7首，其中选录柳永词11首，达人均入选篇数的近两倍。通过考察以上这些以“雅词”相标榜的宋代文人词选选录柳永词的情况，可以看出，柳永的词虽被许多人讥讽为“卑俗”，但也有很多词写的很雅，符合“雅正”之旨而受到尚雅的宋人的青睐，同时这几部宋代词选对推动柳永词在宋代社会尤其是文人阶层中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明洪武遵正堂刻本，题“何士信”编选的《草堂诗余》，原本是出自南宋坊间的一部通选唐宋词而以宋词为主的选本，大致是一部以应歌为主而带有普及性的选本，因而在南宋以来极为流行，后经文人多次修订或改编，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草堂”版本系列。该集选录柳永词18首。
元、明以来，词一直处于衰落阶段，但对唐宋词的词集的编刻、增补、笺注却很兴盛。尤其是明代，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迅速，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读者群的膨胀，也不可避免地使文学创作商品化，一些书肆为牟利而大量刊行文艺作品，甚至一些商人也参与创作。这自然使得文学传播的速度和幅度大大加快和扩大，使词在不以歌唱为主的时代能以书面的形式继续传播。明代书坊商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编辑和刻印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词集选本，而成书于宋代坊间以通俗普及而著称的《草堂诗余》也就格外流行。明末著名的藏书家兼“出版商”毛晋在《草堂诗余跋》中曾这样感叹：“宋元词间林选几屈百指，唯《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身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在明代各种《草堂诗余》选本迅速兴起，对《草堂诗余》的刊刻、类编、增修、续选、笺注等活动也异常活跃。柳永的词在这股“草堂热”中得以广泛传播。现选取明代《草堂诗余》几种主要版本及其他词选加以考察，列表如下：
表4 明代《草堂诗余》诸本及其它主要词选选录柳永词一览表
明代初年，朱元璋采取压抑俗文学发展的政策，但最高统治阶级也有享乐的思想，朱元璋本人就喜欢听平话，也鼓励藩王子孙们寄情于歌舞享乐之中，柳词之俗自然得到明人的喜好。以上表中所列共有6个版本的《草堂诗余》，除《类选笺注续选草堂诗余》选柳永词2首外，其余5种版本选柳永词均在15首以上，所选大多是一些表现相思、哀愁、离别等内容的词作。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尾犯》（夜雨滴空街）、《雨霖铃》（寒蝉凄切）等，或是一些描绘都市繁华美景的词作，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醉蓬莱》（渐亭槔叶下）等。《花草粹编》搜采繁复，大致以《花间》、《草堂》为主，体例亦仿《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卷，共选词多达三千二百首，八百多调，是明人选唐宋词数量最多的一部词总集，它选录柳永词多达155首，是现存柳词的三分之二。如果说《草堂诗余》等选集没有太多重视选录柳词的话，那么，《花草粹编》则进一步扩大了选录柳词的范围，推选出一大批音律谐婉又通俗易懂的柳永词，为柳词在市井民间和一般文人阶层中普及和流行做出极大的贡献。所以柳永词在明代词体中衰的时代依然能以文本的形式得以继续传播。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词人云集，高才辈出，仅顺、康两朝就逾二千家，词作五万余首，绽开了色彩各异的奇葩。词学研究也极为兴盛，词集的编刻与校勘，词谱的整理与研究，词学理论的探讨都很热闹。词家众多，词派纷呈，柳永作为宋代词坛上的大家，在清代自然得到词选家们的重视。但是由于清代词派众多复杂，理论纷呈，柳永词在清代通过选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也较复杂。下面试取清代主要词选，列表如下：
表5 清代主要词选选录柳永词一览表
以上所列8种清代重要词选，涉及不同规模和类型，代表不同的选家和词派的词学思想，对柳永词的选录也不尽相同。词在明清鼎革之际，发生了转机，走出俚俗，归于雅正，成为彷徨苦闷中文人委婉曲折地表达心迹、抒写心曲的方式。柳永词在清代的传播虽有起伏，但大体稳定。除《历代诗余》选录柳词多达140首之外，其余几种词选大都选录较少。朱彝尊是清代浙西词派的开拓者，他推尊词体，崇尚雅正，宗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圭臬。虽然这样，他在步入清朝盛世的时候，又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所以在他编选的《词综》里，在大量选录姜夔词23首、张炎词49首、周邦彦词37首的同时，也选录柳永词21首，所选的21首词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女冠子》（断烟残雨）、《雨霖林》（寒蝉凄切）等词作虽不完全符合正统雅正的思想，但文辞华美、内容朗丽、情真意浓，符合词选家“尊词”的主张。清代另一有影响的词派常州词派张惠言也尊词体，但选择精严，要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提高词的地位，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因而柳永的词自然不符合张惠言选词的宗旨，《词选》中不选柳词。但是他的外孙董毅在《续词选》中关注了柳永，选录其词2首。即《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近人陈匪石《声执》中说《续词选》“一守张惠言家法”，选录柳永，吴文英数首，“而仍非两家特色所在，则仍不能知。”批判了选词者未能真正了解柳永。周济《宋四家词选》推崇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和吴文英，在词选中除此四家外，也选录了柳永词10首，秦观词8首，贺铸词7首，并在序中说：“耆卿镕景入情，故淡远……”，评判确当。
从宋代到清代的选本情况看，历来词选家都注重选雅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要求的多样化，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词选越多，对词作家的选词数量也就越多，尤其是对柳永这样以俗著称于世的作家的关注也就越多、越频繁，就是审美逐渐通俗化的过程。实际上，中国文学自中唐以来就由雅文学逐渐向俗文学转化，如由唐传奇到宋话本和被称为“恻艳小曲”的词的兴起，到元代的杂剧和散曲，明清时期的戏曲、白话小说的兴盛使传统的雅文学相形见绌。在整个由雅转俗的过程中，词正是以诗、文为主体的雅文学向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俗文学过渡的桥梁，但词体的真正通俗化则是由柳永开启的。
如果说清代的词选还没有太正视柳永的话，那么，清代的词谱、词律则把柳永很多作品作为典范收录了。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柳永词对词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兹选取清代编著的几种主要词谱加以考察，列表如下：
表6 清代主要词谱著录柳永词一览表
表6中，除《白香词谱》和《碎金续谱》选录柳永词只有数首外，其他几种选录柳词各为18首、71首、114首和119首，选词之多让人惊叹。在清代词谱中，以万树编著的《词律》和王奕清编著的《御定词谱》最为流行和典范，两者选录柳词分别达114首和119首之多，不仅将明代以来的整理柳永词律词谱的工作推上最高峰，也为广大文人提供创作范本的同时传播着柳永的词。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朱雍的《塞孤》、《西平乐》、《笛家弄》诸调就注明“用耆卿韵”，是依照柳词为谱填写的。在明代，产生了专门的“词谱”供人依谱作词。词之歌谱在明代已经失传，文人作词只好依前代词人较为经典的范本，标定平仄四声、韵声韵脚等。词谱不仅为文人作词提供了方便，也对词文学的传播有一定的意义。明代大量著录柳永词的词谱，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几种：《四库全书》载张綖《诗余图谱》6卷，谢天瑞又据之补遗6卷、《续修四库全书》载程明善《啸余谱》11卷。张綖《诗余图谱》，以白圈表平、黑圈表仄，半白半黑表可平可仄，图谱分列词调，是明清以来最早的一部词谱。该图谱收柳永词33首。表中所列词谱和《诗余图谱》、《啸余谱》等一样，它们的共同特点，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钦定词谱》条所说：“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自《啸余谱》以下，皆以此法推究得其崖略，定为科律而已。”明清人作词，就都依这种词谱填写了。今人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中说：“前夕填得《木兰花慢》一解，即守柳体短协下四字句法。因细绎《乐章集》中，多存北宋故谱，故繁音促拍，视他家作者有别。南渡后乐部放失，古典坠佚，太半虚谱无辞。白石补之，仅数阕尔。赖柳集传旧京遗音，亦倚声家所宜研讨者也。”
其中的《碎金词谱》编撰的非常精细，在柳永的每一首词下都注明《乐章集》所使用的宫调以及多少字始于柳永、哪些调始于柳永、哪些调以柳永词为正体等。如《荔枝香》（甚处寻芳赏翠）注：“正曲小工调，76字者始于柳耆卿”、《满江红》（暮雨初收长川静）注：“以柳耆卿词为正体”。《碎金词谱》中还注明了哪些词“从《乐章集》注”，一共有16首。可见柳永词对后世人们以谱填词的典范作用。据统计，《碎金词谱》中所据辑带有工尺谱字的唐、五代、宋以来的名家词87家180阕中，柳永一家所占比例1：87（人）/25：180（阕）。唐圭璋《词话丛编》收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载：“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虞山《诗选》云：“南湖少从王西楼游，刻意填词，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抗坠圆美，必求合作，则此言似属溢论。大约南湖所载，俱系习见诸体，一按字数多寡韵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学，尚隔一尘。试观柳永《乐章集》中，有同一体而分大石歇指诸调，按之平仄，亦复无别。……”这些著名词谱在树立典范作用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传播柳词，使柳词在早已不能歌唱的时代继续传播着。
柳永词的创作成果较为丰硕，他对词体的发展和丰富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词史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其词的传播源远流长，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柳词歌唱传播和文本传播的考察，从一个新的角度试考察了柳永的词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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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陈心浩《有宋“倚声家初祖”——从宋词发展的历程重新评价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甘肃社会科学》，1999，2。
【注释】
〔1〕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引自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见刘尊明《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第六章《唐五代词与宫廷文化》，第七章《唐五代词与城市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第289-443页。
〔3〕杨海明《唐宋词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4〕曹志平《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华中师范大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4。
〔5〕参看赵谦《柳永歌妓词三题》，《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6〕吴熊和《唐宋词史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3-318页。
〔7〕部分参看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609页。
〔8〕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609页。
〔9〕引自刘尊明、田智会《试论周邦彦词的传播及其词史地位》（《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见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词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绪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