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建新
【内容提要】

根据小说家在楔子里的提示，可以发现《儒林外史》采用的结构类似王冕画的册页，由头、身、尾三个有机部分组成。册身具有时间性、逻辑性、层次性、对照性、条贯性等五个特点。这种结构在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键词】册页;结构形态;《儒林外史》

在明清小说的结构研究中，《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外史》)是最容易引起人们争议的一部小说。从伴随小说问世的卧闲草堂评出现至今的两百多年间，人们对《外史》的结构一直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蒋瑞藻、胡适、鲁迅先生的无主干说，吴组缃先生的“连环短篇”说，陈美林先生的纵横结构说等。近年，徐又良、张锦池先生又先后提出了“一种有机生长的结构形式”说和“纪传性结构形态”说。诸位前贤在结构研究上不断取得的进展，似乎已逐渐趋于使《外史》的“庐山真面目”呼之欲出。

一、“二十四幅花卉册页”

《外史》在结构上巧夺天工，对此，卧本的评者深有体会。他在三十三回的评语中很形象地说:“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

20世纪50年代，吴组缃先生谈到了《外史》结构的具体形态：“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活动面，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作‘连环短篇’。”

虽然吴先生的“连环短篇”说易于使人产生《外史》毕竟是短篇连缀的错觉，但他的这段论述在帮助人们理解《外史》结构方面却大有裨益。归根结蒂，《外史》采用了类似长卷《清明上河图》的结构形式。仔细研读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就会发现，作者已借王冕画的册子暗示了《外史》的结构特点。该回讲翟买办奉时知县之命，请“画没骨花卉的名笔”王冕画册页。王冕“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时知县将册页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果然不出所料，危素看了，“爱玩不忍释手”，并且极欲与做画的“乡下农民”相会。这里提到的画册，以连环的形式展现对象的不同情态，恰似上面吴先生讲《外史》结构时指出的特点。从危素对册子“爱玩”不已的态度，也可以窥见作者对这种结构是相当得意的。具体地说，《外史》的册子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回相当于册子的起始部分，它的作用如回目所说，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它不仅具有元杂剧楔子的开场作用，而且还有明清传奇剧首“自报家门”的特点。卧本此回批语即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回中王冕仰观天文时说的一番话具有隐括全书主要情节的作用。“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少项，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这里说到的“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正是全书要反映的主要内容，它是作者围绕两类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展开情节的原因所在。

册子的主体部分自第二回起到第五十五回止。它将楔子浓缩的情节逐步铺开，详细印证王冕那段话所说的事实。
第五十六回是册子的终结部分。在一些论者的眼里，该回是全书不应有的“蛇足”，系出伪作。且不说目今可见的最早刻本即有此回，从结构上讲，它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五十五回中的“市井奇人”虽与楔子里的王冕前后辉映，余韵悠悠，但不足以收结全书。楔子里既说明贯索犯文昌、天降下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的由来，那么正文所写的儒林现状当是这伙星君在各地活动的具体情况，最后一回则明确交待了他们的结局。“幽榜”在书中的作用酷似《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以“洪太尉误走妖魔”写至“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按石碣各归其位，“在结构上可谓大结束。

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如果没有“幽榜”，则全书故事多少有点未完待续的感觉。

《外史》采用的册子结构，有头、身、尾三部分，首尾相连，浑然一体，其严密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二、连环册身的形式特点

《外史》册子结构中的主体部分相当于王冕花卉册页的具体画幅，这五十四回血脉贯通，前后罗络勾连。仔细研读，我们发现在连环外表下隐藏着五个特点：

第一，时间性。小说在叙事上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构成了一部“史家之绝唱”。册身叙事从薛家集乡绅商议请蒙师起，到市井中间出现四个奇人为止，前后历时共计108年，所有人物故事都是在此期间发生的。除了第二、七、八、二十、二十五、三十五、五十五回明确点出具体时间外，小说其他部分描写的事件也都是按时间进行的。由于叙事上有这种严格的时序，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前后统一，彼此照应，一丝不乱。第七回范进责罚梅玖，梅玖求情，应照了第二回众人请梅玖做陪客，他对蒙师挖苦备至的情节。第十二回“名士大宴莺月豆湖”，陈和甫与会。到第五十四回，陈和甫之子陈思阮向丁言志转述其父所说的话。转述与十二回的描写完全一致。以上二例说明小说前后事件安排严密，根本不能随便倒置。

第二，逻辑性。作者不仅使事件统一在严格的时间流程中，而且还把无数事件的发生设计得真实自然，合乎情理。循着“瓜生蔓，蔓生藤，藤生瓜”的原则，作品情节不断推进、衍生。没有周进荐拔，就没有范进发疯；没有范进中举，就没有张静斋送房子，怂勇打秋风；没有拜见座师，就没有邂逅严贡生，枷死回民师傅。这种事件间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有的事件彼此似乎没有瓜葛，作者也能写得自然妥贴。如娄氏兄弟礼贤下士与选家马静的活动本来各行其是，但点出“人头会”使蘧公孙收起做名士的念头，产生欲结识选家的心思，马静的登场于是显得顺理成章，情节也自然过渡到选家头上。书中大大小小事件彼此勾连，前因后果，交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循着这种逻辑关系，从山东起，涉及广东、江西、浙江、安徽等地，最后落笔在南京，前后引出几十位重要人物，从而绘成了一幅较完整的儒林画卷。

第三，层次性。作者笔下的人物总计多达三百七八十个，时间跨度、空间范围又如此广阔。为了突出重点，作者对人物出场作了精心安排。闲斋老人原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里提到的四类人，在书中按照序里的顺序连袂而上。第二至第五回写了第一类人周进、范进、王仁、王德，第六至十回写的严贡生、王惠、刘守备属第二类人，第十一至二十四回写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景兰江是第三类人，第三十回至五十五回写了第四类人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萧云仙、虞华轩、季遐年等。当然，这种人物出场先后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各个部分也有其他类型的人物在活动。从总体上看，是从否定人物过渡到正面人物，第三十回之前以否定人物为主，第三十回之后以正面人物为主。

第四，对照性。作品人物、事件虽然繁复，但以第三十一回为分水岭，前三十回与后二十四回对照鲜明，前后映衬，极有章法。杜少卿力辞征辟与二进醉心功名，虞博士为人厚道与严贡生横行乡里，二余讲究孝悌与二严兄弟参商，凤鸣歧行侠仗义与张铁臂招摇撞骗，季遐年痛斥老爷与周进屈辱过活等适成对比。赐书楼倾樽尽欢与西湖之会酸风四射，泰伯祠礼祭肃穆典雅与莫愁湖高会趣味低下等事件前后对举。相同事件反复描写、彼此映衬的有二娄厚待看坟人与杜少卿厚待老管家，“冒姓字小子求名”与“中书冒占凤凰池”等。许多人物、事件的对比、映衬使第三十一回前后两个部分呈现明显的对照关系。

第五，条贯性。小说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也没有总绾全书的人物，但却设法以有限的人物、事件将小说条以贯之。正文一开始，王惠就伴随着周进而登场，在周进面前大摆举人架子。第七回再次露面，主动与“作不得准”的梦中同榜荀玫交结。选任江西为官后，因降顺宁王，事败远逃，此后虽未正式露面，但余波荡漾。第十四回、三十五回蘧公孙、卢信侯即因一部与他有关的《高青邱集诗话》险些被祸。到第三十七回，作者又续写王惠之子郭铁山千里寻亲，一直写到第三十九回，才把王惠的事交待完毕。王惠故事因此成为大半部书的重要线索。祭泰伯祠是小说后半部的最大关目。正面描写虽只有第三十七回一节，但从担任引赞的杜少卿出场之始，就着笔叙述祭祀的酝酿准备过程。修礼之后，作者又在第四十一回让卢信侯同武书谈到此事，庄濯江听后，也欲做一个大祭。第四十八回，王玉辉凭吊旧迹。第五十五回，盖宽叹息祠宇的破败。显然，作者有意将这一盛典处理为后半部的中心事件。由于祭祀的主要当事人在孝子寻亲之事上大加赞助，前后两条线索得以交汇，融为一体。这两条重要线索的存在，使读者感到正文情节运动始终朝着一个方向行进，叙事脉络异常清晰。

连环册身由于具有以上五个特点，它达到的效果恰如第三十三回、三十七回卧评所比喻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如云亭、梁甫，而后臻至泰山。譬之作乐，盖八音繁会之时，以后则慢声变调而已”，“布局之妙，莫与京矣。”

三、在小说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与《外史》采用的结构相比，其他古典章回小说的结构虽然具体形态有所不同，但本质却无二致。比《外史》早出的明代“四大奇书”均有贯穿始终的情节和总绾全书的人物，结构上采取了一线到底的形式。与《外史》约略同时问世的《红楼梦》，其艺术成就虽然攀上古典小说的高峰，但结构上以贾府衰亡为经、以宝黛爱情悲剧为纬的做法承袭了传统的线型结构模式，并未打破“传统的写法”。只有《外史》戛戛独造，创立了前无古人的册页结构。与传统形式相比，这一结构具有明显的两大优势：其一，它接近纪实，毋需刻意雕琢，能容纳较广阔的社会内容。《外史》要表现的内容用王冕的话说，就是“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和一伙星君维持文运，这也是书名《儒林外史》命意所在。作品如此巨大的容量和冷峻的思辨色彩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结构形式。如果仅以少数人物、个别事件为描写重点，充其量写出来的是个别人的外传。连环册页在这方面正好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功用。作者将大量个别的生活画面用连缀的方式组合起来，构成《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画卷，从全面反映整个社会面貌。不必为围绕中心人物大作虚构文章，作为原始素材储存在作者头脑中的人物、事件，基本上完整地进入作品，从而使内容更加贴近现实。

其二，它为人物塑造提供了广阔空间，能容纳数量众多的人物。人们谈到章回小说的人物，每部大多总是几个主要人物，即使像“一百八人”的《水浒传》也不过十几个。而谈到《外史》时，一下子叫得出名字的人物就有几十个。为什么《外史》在不到四十万字的篇幅里创造的人物远远超过比自己长的小说呢?这应归功于连环册页结构，一般小说因情节单一，始终围绕主要人物展开描写，故写活的人物数量有限。《外史》的结构则较为灵活，能将众多人物摄入笔端，使他们进退自如。作者在人物出场之际又极力施展雕龙手段，使其“性情、心术一一流露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样累积下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就多达几十人，其中二进、二严、鲁氏父女、马二先生、匡超人等更是成为不朽的文学典型。众多形象的成功刻画，又使作者要绘制的儒林画卷更为厚重。连环册页结构的出现在小说史上意义重大。它为更真实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提供了有效的艺术手段，因此一经问世，便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晚清，更是成为包括四大谴责小说在内的众多社会小的模拟对象。它们虽然也学习这种结构，却大多不讲究总体布局，或如胡适说的：“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起来，可长至无穷。”或如鲁迅所说：“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这本来是晚清不少小说的弊病，却连累到它们效法的对象《外史》也蒙受结构松懈的讥议。要认识《外史》的结构，必须把它与那些拙劣的效颦者区别开来。

[参考文献]

[1]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

[2]吴组缃《说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