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旭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四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投靠在随州作推官的叔父。生活贫苦，母亲用芦苇杆画地教他识字。二十四岁时中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北宋的西京，即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当时西京留守是西昆体诗人钱惟演，同在钱惟演幕下的还有尹洙、梅尧臣。欧阳修对钱惟演很崇敬，又与尹洙、梅尧臣共同写作古文、唱和诗歌。他开始登上仕途，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指出土地兼并和徭役繁重等弊端，要求实行“宽简”的政治。所谓“宽尚”，是指尽可能不要生事扰民。他积极支持和参加范仲淹所实行的政治改革，加上他直言敢谏，大胆抨击时政，反对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官僚，因此一再遭受诬陷和贬谪。景祐三年(1O36)由馆阁校勘贬为夷陵县令，庆历五年(1045)由谏官、知制诰贬为滁州知州，在滁州自号醉翁。但由于他政治上、文学的才能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贬官不久随即得到起用。晚年历任要职，嘉祐五年(1060)官拜枢密副使，六年(1061)转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欧阳修逐渐趋于保守。当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就成为反对新法的守旧派。神宗熙宁三年(1070)，他自号六一居士，著《六一居士传》。所谓“六一”，是指他藏书一万卷，收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再加上他一个老翁。这表明他对于政治的厌倦。所以第二年就告老致仕，退居颖州。再过一年，这位文坛领袖便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欧阳修是史学家，曾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为区别于后晋刘昀监修的《唐书》，后称《新唐书》，欧阳修自谓此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他又独自编写《五代史记》，为区别于宋初薛居王监修的《五代史》，后称《新五代史》，被认为义例谨严，文章高简。欧阳修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可说方面广、成就大，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史学家，他的历史著述以文笔简练流畅著称。特别是其中的序论，从儒家思想出发，总结历史教训，有的在今天也还值得借鉴；而作为议论文，又同样体现着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持色。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人物分成几种类型，采用类传的方式，如《一行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等，他还在传前发表一段议论，说明作传的原因和意义，这就是各传的序论，选家把它们单独抽取出来，取名为《五代史一行传序》、《五代史宦者传序》等。

《五代史》记载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历史。后唐是由庄宗李存勖建立的。伶，是古代宫廷中的歌舞戏剧演员。伶官，是被授以官职的宫廷演员。《伶官传》记载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胡作非为，扰乱国政的情况。《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来发表感慨和议论的。这篇文章短小精悍，持论中肯；感慨淋漓，唱叹有情；语言精炼，警句迭出。明人茅坤誉之为“千年绝调”，颇能代表欧阳修议论文的杰出成就。

《五代史伶官传序》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原，是追本求原，考查究竟的意思。欧阳修所作《五代史》各传的序论，往往以“呜呼”的感叹开始。因为五代的政局很混乱，统治者大多昏庸残暴，所以欧阳修记载这段时期的历史，常常摇头叹息。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他说：唉！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可是，难道不也决定于人为的因素吗？考察一下后唐庄宗怎么得到天下以及他怎么失去天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

这一段首先标明“盛衰之理”，《传序》就在这“盛衰”二字上做文章。“庄宗之所以得天下”是“盛”，“其所以失之”是“衰”。而“盛良之理”说是由于“天命”，其实是由于“人事”。提出“天命”是宾，提出“人事”是主，无论“盛衰”，都“岂非人事哉”。这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以下就分别从后唐庄宗的“盛”与“衰”来论证“岂非人事”这一中心论点。

第二段，先说“盛”。原文是：“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晋王，指李克用，原为西突厥沙陀族首领，因在唐末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唐王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后封为晋王。他是庄宗的父亲。梁，指建立后梁的朱温。朱温原是黄巢的将领，叛变降唐，又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梁王。他曾经企图杀害李克用，于是彼此结下深仇。燕王，指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刘仁恭原在幽州李可举部下，叛变后代附李克用，李克用攻破幽州，让刘仁恭作幽州留后，又奏请任命他为卢龙军节度使。后来李克用向刘仁恭借兵，刘仁恭不肯，双方交战，李克用大败。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篡权自立，被后梁的朱温封为燕王。契丹，指建立辽王朝的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李克用曾与阿保机相会于云州东城，握手约为兄弟，议定共同攻击后梁。但阿保机却背弃盟约，与后梁通好。

这一段叙述李存勖继承父志、消灭仇敌的情况。大意是：世人相传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李存勖，并且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起来的，契丹曾与我约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生前报仇雪恨的志愿。李存勖接受了箭，把它们收藏在祭祀祖先的太庙里。从此以后，每当用兵，就派遣下属官员用一猪一羊的祭品，到太庙里祭祀祷告，请出那三枝箭，装入锦作的口袋里，背在身上，走在前头，率领军队作战，等到凯旋归来。再把箭放回太庙里去。这一段主要叙述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转述李克用临终时那一番话，充满激愤、痛切和向往的感情，使人如闻其声。这样就能表现出李存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且不负先人之志。作者只写他的“告庙”请箭，便显示了他发愤图强的决心；只写他的负箭“前驱”，便显示了他发愤图强的毅力。这是从国家兴盛的一面，来证实第一段提出的“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命题。“晋王三矢”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作者选用来说明李存勖的发愤图强是非常适合的。但这段故事虽然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却不一定有确凿的根据。《旧五代史》就没有记载，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没有采录。因为它既有影响，又颇能说明问题，欧阳修便把它用到《伶官传》的“序论”里，只在前面加上“世言”二字，于是，史学家的重视信而有证与文学家的重视典型事例巧妙地统一起来了。

这第二段是写“盛”，底下第三段就由“盛”再写到“衰”。第三段是：“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系，是捆绑。组，这里指绳索。“系燕父子以组”，指李存勖派兵攻克范阳，生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把他们捆绑到太原，献于太庙，当场杀了刘守光，再把刘仁恭押到雁门，“刺其心血”，祭于李克用之墓。函，愿意是木匣，这里作动词用。“函梁君臣之首”，指后梁末帝朱友贞在李存勖的围攻下，让部将皇甫麟把自己杀死，皇甫麟随后也拔剑自刎。李存勖进入汴京，把他们的头颅装在木匣里，藏于太庙。“一夫夜呼，乱者四应”，指军士皇甫晖在贝州作乱，李存勖派李嗣源领兵去镇压，李嗣源也叛变了，攻占了汴京。李存勖于是匆匆从洛阳向东进兵。“誓天断发，泣下沾襟”，指李存勖进兵途中，士卒纷纷叛逃，李存勖与残余部将相向痛哭，部将割下头发，对天发誓，表示效忠于后唐。 

这一段的大意是：当李存勖用绳索捆绑了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后梁君臣的首级，献入大庙，把三枝箭放还李克用的灵位前，禀告大功已成，他意气那么豪盛，可说雄壮得很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个普通军士夜间呼喊—声，作乱的人就四处响应，他慌慌张张向东出兵，没见到叛贼，士卒就离散了。君臣互相看着，不知该到哪里去，甚至对天发誓，割下头发，眼泪把衣襟都沾湿了。这时，李存勖又是多么的衰弱可怜啊！难道是得到天下很艰难而失去天下却很容易吗？或者根据他成败的事迹来考察，一切都是由人事决定的呢？

这一段把李存勖的“盛”、“衰”作了鲜明的对比，而侧重在“衰”的方面。两者一扬一抑，笔势大起大落，有力地证实了“盛衰”由于“人事”的道理。然而作者却说：“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不下肯定的结论，只以探讨的方式、商量的口吻来提出问题，显得语重心长而含意深永。

文章的第四段发表议论，总结全文。原文是：“《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书》，指《尚书》。“谦得益”，原作“谦受益”。“数十伶人困之”，指李存勖消灭后梁以后，纵情声色，宠信乐工、宦官，结果伶人郭从谦指挥一部分禁卫军作乱，李存勖中流矢而死。这一段引用《尚书》的话来说明辛劳忧虑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败亡的道理，这也是从李存勖的“成败之迹”得出的结论，回应开头一段所说的“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二句。作者还由-李存勖“盛”的时候，天下豪杰都不能与他争锋，而“衰”的时候，几十个伶人乐工就使他“身死国灭”，进一步指出祸患往往潜伏在极微小的事情当中，一个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都被自己沉迷的对象所困惑。这种遇事需要防微杜渐，生活力戒腐化享乐的观点，是有所为而发的，是向当时因循苟且的宋王朝提出警告。文章最后一句说“岂独伶人也哉”，就昭示了作者通过《五代史伶官传序》总结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些观点在今天也是足以发人深思的。

以下即以该文为例，择要谈谈欧阳修议论文的几个特色：

立足现实立意深刻欧阳修十分注重文章的致用性。他的不少政论性散文都是立足现实，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如《与高司谏书》痛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毁谤讥讽范仲淹的行径，揭霹他自私、虚伪、狡诈的伪君子面目；《朋党论》反击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诬蔑，规劝仁宗要进贤退恶，整饬朝纲。这些文章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是参与政治、影响政治的有力手段。《伶官传序》作为一篇史论，作者自然不会在文中对当时的政治实践直接发之以议论，但是却寓严肃的历史教训于深沉的历史回顾中。文章通过叙述五代时后唐由盛而衰的过程，推导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立意极为深刻。本文立意之深刻，除了在于作者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的束缚，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现状、社会人事入手，寻找唐庄宗失国因由，更在于作者是以历史家的严峻，政治家的敏锐，叙史事以鉴今，述往昔以讽世，告诫统治者应以史为鉴，力戒奢欲，革除积弊，免蹈覆辙。在对后唐盛衰剧变的历史感慨的背后，分明是作者对现实的忧虑，对变革以图存的企冀。所以，本文虽属史论，但同样是立足现实，有着现实的警觉作用，体现了欧阳修议论文内容深广、立意深刻的特点。

布局谨严条理明晰欧阳修的散文向以行文从容不迫，层次曲折明晰著称。苏洵认为欧文具有“迂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书》)的优点。这与欧阳修精于布局，力求结构严谨周密不无关系。他的政论、史论，对论题总是步步探究，层层剖析，写来从容裕如，无懈可击。《伶官传序》首段即开宗明义，揭出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接着点出唐庄宗始得天下、终失天下的悲剧，照应“盛”、“衰”二字，交代论述内容，说明立论根据，并顺势引起下文。第二段紧承上文“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写唐庄宗兢兢业业，为报父仇的事迹。行文分两层：一层叙李克用临终遗言，说明得天下实非易事；一层叙唐庄宗为实观亡父遗愿而忧劳国事，自强不息，“忧劳可以兴国”的深意隐含字背。第三段写唐庄宗由胜而败，由盛而衰的事迹。行文也分两层：一层叙庄宗灭梁破燕得天下的盛况；一层叙后唐君臣衰败失天下的惨象。两层紧扣“盛”、“衰”二字，处处照应论点，落笔不虚。尤其第二层，夹叙夹议，理从事出，用了两个反诘句来回应首段成败由人的论点。语用反诘，也有助于读者得到理性的启迪。末段归结全文，从后唐盛衰剧变的史实中引出教训，进一步阐明“人事”对于国家的盛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理。在揭出后唐兴亡的原因之后，最后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三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作结。从内容看，三句含有鉴往知来的良苦用心；从结构看，三句实为上文论述中心的引申发挥。不难看出，本文布局非常严密，通篇围绕着成败由人这个中心来阐述、论证、发挥，条理清晰，次序井然，欧阳修布局文章的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说理透辟叙事简括欧阳修的议论文，与严密的布局相谐一致的是说理的透辟，为了把道理说得透辟有力，欧阳修十分注意材料与观点之间的严密逻辑和论证过程中的正确推理。《伶官传序》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接着就用庄宗报仇，建立后唐以及后唐灭亡的史实作为论据。唐庄宗受矢先王，誓报父仇，当其破梁灭燕时，可谓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然而一旦得到天下，便志满意得，生活也渐加奢靡，仅仅四年，便乱亡其国。作者引此史实作为论据，显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作者主要采用了正反对照法，用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史实作对照，说明“得之难而失之易”的道理；用后唐兴盛与衰亡的史实作对照，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通过正反对照，使论点更加鲜明突出。在论证过程中，作者还援引古训以加强论证力量。“满招损，谦得益”，语虽寥寥六字，却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客观真理，以此作为论述的依据，更增强了主要论点的说服力。这篇文章虽为史论，但叙事部分也写得简括有法。文章从李克用临终遗言，写到底宗报仇成功，再写到庄宗图安逸而亡国，既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后唐兴亡的那段史实，也写出了事件的曲折。作者写庄宗得天下是突出其意气之“壮”，写庄宗失天下是突出其意气之“衰”，叙事简括而又绘形绘声，全文抑扬相间地对照写来，极尽吞吐之妙。苏轼说欧阳修的议论文“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又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居士集序》)从本文看，苏轼的上述评语并非溢美之词。

气势充畅感慨淋漓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欧阳修重编《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是“重劝戒，示世也。”由于他是立足于现实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笔端常带激情。诵读本文，我们不难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的饱满感情和通贯于全篇的充畅气势。比如，文章开头即以感叹词“呜呼”领起，为全文定下感慨不尽的基调。接着用转折词“虽”轻轻一转，把国家盛衰的原因导入“人事”方面，再用“岂非人事哉”一句反诘来加强感叹，使立论更显得意味深长。在论证部分，作者叙庄宗得天下的盛况，写来笔墨酣畅。气势豪雄；叙庄宗失天下的惨象，情调一变而为悲凉凄恻，作者对后唐的历史感叹也融注其间。第四段的推论又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的隐忧和对北宋王朝的企冀。可以说，本文议论随着文章的收敛而趋于锐利，而感情又随着议论的层层深入而趋午饱和，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跌宕的文情贯注在文章的始终，使全文具有气势充畅，感慨淋漓的鲜明特点。

语誓词工笔力千钧欧阳修为文“用思甚苦”，尤重视句式的选择与词语的锤炼，所以他的政论、史论多有文约语精、平易畅达的特点。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句式的选择同样颇具匠心。文中多用带有感叹意味的句子和反诘句，这样，读来就给人以抑扬顿挫、低昂往复、咏叹不尽的感受。作者还注意长句和短句的交错，从而造成铿锵、流转、和谐的音节美。对于长句和短句，作者更发挥了短句的优点。比如，在叙述庄宗衰亡时，就以整齐的四字句联贯而下，运用繁音促节，来与庄宗急遽衰落的情势统成和谐之妙。
其次，选词用语，也不尚华采，而是于平易中见精粹。全文三百余字，可以说容不得一字更改。至于作者在文中引用或创造的名句，如“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前人早已誉之为“千古名言”，这些句子语意深刻、警策动人，即使在今天，仍为人们传诵不已，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最后，本文虚词的运用也值得一提。“也”、“矣”、“欤”、“哉”等虚词，在文中多用以表语气，这些虚词不仅给文章平添了浓烈的感情色彩，而且使人读来更觉韵味悠长。宋人罗大经说：“欧苏惟用平常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鹤林玉霹》)读了此文，我们是不难体会到欧文在语言方面的这一特色的。

这篇《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短小，结构紧凑，先叙事，后议论，因事立论。文章语句不多，写得从容迂徐而波澜起伏，一唱三叹，富有感情气彩。欧阳修的散文就是这种平易舒畅中包含抑扬顿挫的作用，把精辟论述、深沉的感慨与委婉的语调结合在一起。欧阳修是宋代享有盛名的散文家，为文以韩愈为宗，强调内容重于形式，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他以长期的努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力倡新文风，对扭转浮靡侈丽的西昆体文风和复兴古文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所写大量文质兼美的作品，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