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宿巫山下》考辨
作者：陈灏
摘要：李白《宿巫山下》系年，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詹锳先生认为作于乾元二年，安旗先生认为作于开元十三年，笔者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四年。本文对李白的《宿巫山下》从写作时间，地点和诗歌内容三方面进行考辨。
关键词：乾元二年开元十三年开元十四年
李白《宿巫山下》系年，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詹锳先生认为作于乾元二年，安旗先生认为作于开元十三年。笔者从李白当时的行踪、地点和诗歌内容三方面进行考辨认为这首诗应作于开元十四年。
詹锳先生认为作于乾元二年。
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乾元二年己亥：
诗云：“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按太白初出夔门下瞿塘在五月，见开元十三年下，此诗作于三月，则流夜郎半道放还下瞿塘作也。薛谱系乾元二年下，良是。
詹锳先生认为此诗作于乾元二年，李白流放夜郎半道放还下瞿塘时所作。
李白长流夜郎，其间有四次大赦。据《旧唐书肃宗纪》和《新唐书肃宗纪》所载，这四次大赦为：乾元元年二月丁末，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册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李白遇赦，当为乾元二年三月。乾元元年李白之案刚确判，判为流放，按律刚判为流放的囚犯是不能马上被赦免的。乾元元年的几次赦免都有范围，而李白都不在赦免范围之内。只有乾元二年三月的这一次赦免，才明确规定：“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这次赦免，按李白犯罪所受的处罚，属于赦免之列。
《全唐文》卷四四肃宗的这次赦文有：“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京城一令中书、门下即分往府县，御史台、大理寺即亲自按问，疏决讫具状闻奏，诸府州各委所由长官准此处分。诸色流人及左降官等，所由类列。”这段赦文中有关这次赦免虽然宽大，但手续审批却相当繁琐复杂。
死罪降流或是流罪放免，罪犯档案材料都是经由中书、门下二省所分往府县的官员与罪犯所在的地方官共同处分，然后送往长安，经大理寺及御史台复查按问之后，再具状奏闻肃宗，只有肃宗亲自审批之后，真正的赦令才可能送到罪犯所在地。
李白被流放夜郎，按加役流当在三千里之外,寻阳至夜郎距离为三千里之外。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寻阳）西北至上都二千七百六十里”。按照乾元二年三月这次赦免的程序为：大赦的消息由长安传到寻阳，再由寻阳传到夜郎，李白由夜郎回到寻阳接受审查，然后材料由寻阳送往长安，再交给皇上审批，最后由长安送回寻阳，李白才得到正式赦书。
据《唐律·名例》“流配人在道会赦”条疏议，《宋刑统·名例》：“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余水沿溯程各不同。但车马步人同行，迟速不等者，并从迟者为限。”按唐制送官府文书的最快速度，马日行七十里计算，乾元二年三月大赦的消息传到寻阳至少得四十天，再由寻阳传到夜郎至少得四十三天，李白在听到大赦消息时，不应为乾元二年春天，同样，李白在听到大赦消息之后，不可能拖到乾元三年春天再从夜郎赶回来。因此，李白顺流下三峡的诗，不可能作于乾元二年春天。三峡冬夏不通航，李白在得到大赦消息赶回寻阳应该是在夏秋之际。
李白乾元元年春流放。秋八月滞留沔州。其《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由此推断，乾元元年李白还在沔州。
李白乾元元年春流放,到了秋八月还在汉阳。
王琦注：《湖广通志》：郎宫湖在汉阳府城内。这里除了序中所言“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等三峡通航。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江水：
（白帝城西）江中有孤石，为淫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山南东道夔州：
滟预堆周围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近。……谚曰：“滟预大如褛，瞿塘不可触。滟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预大如鳖，瞿塘舟行绝。滟预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从这些可以看到，进出三峡，一般都受到季节的直接限制，其进出大抵为春季和秋季。
《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峡砥桂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听半功）。
《唐六典》中明确载说了遇上三峡不通航时，可“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乾元元年春，李白被流放，至汉阳因夏季三峡不通航滞留，按照唐律所定，得于附近申牒验记。八月，遇故人尚书张谓出使夏口，与之同游郎官湖。但是，秋八月三峡通航，李白必须起程前往夜郎。
从汉阳到夜郎有三千里，按当时行程大约需要八十天左右。加上途中耽搁，李白从汉阳到夜郎也只需三个月，届时为十一月，显然，乾元元年冬天，李白不可能在巫山一带，乾元二年春，李白也不可能在巫山一带。由于李白流放是有人押送。押送有行期规定，押送他的人也不可能押送他一年多。
因此，从时间上看，李白此诗不应作于乾元二年春。
安旗先生认为作于开元十三年。
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此诗作于开元十三年，诗之作当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相去不远。诗中“南行拂楚王”、“访古一沾裳”与“望云知苍梧”呼应。表明这次离开巫山之后将南游苍梧。
安旗先生认为《宿巫山下》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所作的时间相距不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作于开元十三年岁末，安旗先生忽视了该诗的系年。安旗先生认为此诗作于开元十三年，是因为李白出蜀是在开元十三年春。认为开元十二年李白离家，遍游巴蜀山川，为时一年有余，然后出蜀，开元十三年春经巫山作此诗。据吕华明先生考证李白出蜀时间当为开元十二年秋，作有《峨眉山月歌》。在《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中“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时，安旗先生认为“乃指离家以后，遍游巴蜀，为时一年有余。”《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作于李白离家一年有余之后。以李白开元十二年秋出蜀，一年有余，应为开元十三年冬。从《宿巫山下》“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诗的意境可以看出此诗是作于春天，按安旗先生认为此诗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所作，相去不远的说法，《宿巫山下》不应作于开元十三年春。
《早发白帝城》作于开元十三年春，詹锳先生和吕华明先生都认同这首诗的系年。
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
系此诗于开元十三年。
据吕华明先生认为此诗，乃李白出蜀后由江陵商贾于白帝，又于开元十三年春返回江陵后，对其于春水盛时由白帝返回江陵的追忆之作。此诗当系于开元十三年春。
安旗先生认为《宿巫山下》作于开元十三年春，这两首诗都写三峡，其感情基调应该相去不远。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和《宿巫山下》皆写春汛水盛下三峡，但两首诗的描写和给人的感觉与共鸣是不同的。李白《早发白帝城》从诗歌的内容和情感来看，表达的是李白第一次春水盛时，顺流出峡的感受。全诗一气呵成，毫无滞碍，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激情，迸发出一股未经浊世，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冲动。这种情绪是属于青年的。以李白生于神龙元年计算，开元十三年春，他二十一二岁，正好是具备这种功力和创作激情的年岁。《宿巫山下》则不同。“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这“猿声梦里长”已经完全不同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之“猿声”，《早发白帝城》中“猿声”是一种和谐。“猿声梦里长”有点“猿鸣三声泪沾裳”的韵味，“猿声”中带着凄厉。诗中尽管有“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如此佳句，但其“三月下瞿塘”没有《早发白帝城》句终“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和爽人。
从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看这两首诗不作于同时，显然《宿巫山下》这首诗也不可能作于开元十三年。
据考证笔者认为其作于开元十四年。
李白《宿巫山下》的写作时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轨迹。
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作《峨眉山月歌》出蜀，作《初下荆门》寓居江陵，然后返回白帝城打点生意，与“饶贾客”交往，开元十三年春，从白帝城返回江陵，作《早发白帝城》，在夔州逗留时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
李白出蜀的目的：一说求仕：此说据“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和《别匡山》诗所云：“已将书剑许明时。”认为李白出蜀是为实现其“申管晏之谈”“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二说壮游：此说据“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认为李白出蜀只是各地漫游，游览山川，抒发情怀。三说访道：此说据李白《秋下荆门》诗“此行不为鲈鱼烩，自爱名山人剡中。”认为李白出蜀是为了至剡中仙游访道。据吕华明先生认为李白此行的客观目的是经商。
李白的父亲经商。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李白的父亲是“胡商”。郭沫若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李白的父亲是以一个富有的商人从西域来到四川的。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说:“李白的排行名叫‘李十二’,足见他的兄弟辈很多。他的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而且,“他入蜀后,把李白培养成一个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的人,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李白之先为“西域胡人”。但他也认同李客是个商人，且是“富商”。
开元十年，李客的年龄当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考《唐墓志汇编》，当时人的正常寿命在五十至六十岁这个区间。估计李客卒于开元十年。
李白的父亲去世后，李白继承了他父亲留下来的产业。他父亲留下的产业并不在他的家乡，而在他经商的各个庄口。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李家的商业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笔者认为李家的庄口应该是三个：一个在江陵，其经商区域主要在长江中上游巴蜀一带。第二个在安路，其经商区域，北至襄阳、汝州、洛阳，南至洞庭、衡阳，即所谓“南穷苍梧”一带。第三个在金陵，其经商区域在扬州。栗阳、会稽、吴越一带，即所谓“东涉溟海”。
李家商业的第一个庄口在江陵，李白出蜀后，于开元十二年秋至开元十四年春这一时期内，就活动在这一带。
从李白的具体生活依附和诗文中，可以看出李白经商的依据和痕迹。结合当时蜀吴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李白出蜀前家庭经济状况分析,李白的兄与弟,坐庄九江和三峡,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很可能是继续着李白父亲的丝绸营运,而且李白本人也在从事这种商业活动。他在应诏入京后所作《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说:“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似乎是说第一次去长安的时候,有人隐约知道了他的商钓身份而嘲笑他,蔑视他(时有“商贾贱类”、“蜀商贱类”的说法)。这些都是李白从事商业经营的证据。由于李白先世在碎叶前后百年,受到当地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李白家庭成员的生活取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李白开始与父母、兄弟别居,而且兄弟之间的财产泾渭分明,不通有无。这样一来,很容易淡化同亲人之间关系的。李白正是这样,出蜀后一去不再复返,对家人于诗文中从未念及,直到几十年后吃了官司才在狱中所做的《万愤词》里提到“高堂”、“兄弟”的一点消息。王琦说他“绝无思亲之句”。这与汉族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正是受西域商胡习俗影响至深的结果。李白的家世使他通过正常的渠道谋取功名是没有希望的,这一点他的家人都应当清楚,所以不可能无休止地向他提供庞大的经费,让他去任意挥霍。他的兄与弟也不会长时间地同他保持这种劳逸不均的不正常关系，李白必当自力更生。
开元十三年秋他前往巴东一带打点生意，由于冬季三峡不通航，他一直延误至开元十四年春才又回江陵。
李白父亲在巴东夔州有生意，除了夔州紧靠长江外，他还有个族兄在夔州当官。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上·郇王府》：
郇王李伟生二子：武陵郡王李伯良，长平肃王李叔良。李叔良生七子：李思慎、李思言、李思泰、李思本、李思庄、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婺州刺史郇国公李思忠。李思正生兰陵丞李令望，李思忠生宣州士曹参军李建成。
李白诗文中有《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这些诗文中的从弟李幼成和李令问很可能就是李建成和李令望的兄弟，离开江陵后，李白曾专门去探望这些兄弟。同他们的交往非常亲密。由此可以推断，李白父亲在夔州经营商贾，很可能与他的族兄弟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有一定的关系。至少，他们过从甚密。
李白父亲的经商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水利交通方便的长江沿线，一个是有他亲属居住的地方。
由于李思正的关系，李白的父亲在夔州有生意。开元十三年秋东之际，李白在其父亲去世之后，前往打点，也是很正常的事。
据考唐时商人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商人在各地贩运时,必须结伴而行,形成一个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商帮。这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第二个特点则是商人与官府勾结,以官府作后盾,既可免除种种盘剥劳役之苦,还能为自己商业经营带来各种方便。李白父亲李客及李白为了方便经商也会与族兄弟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保持关系。
李白隐匿于商业经营，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世风的限制。唐时虽然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蔑视商人,然利之所驱,官僚贵族依然经营商业,这种经营活动,从一些诏令中也可见一斑。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诏:“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东坊”(《旧唐书·玄宗纪》)。代宗大历十四年“令王公百官及天下吏无与人(民)争利”(《唐会要》卷八六《市》)。唐时又是隐逸之风炽盛的时代,由于仕途的坎坷促使不少文人学士去向仙道寻找慰藉。李白的定居点以及他经常往来的地方,都可以说明他和丝绸商业的关系。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下途归石门旧居》),也说明李白所从事的这项经营利润是相当大的。这正是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笑傲王侯的基础所在。尽管如此,李白的志趣还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实现“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他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副业,用以作为其庞大开销的经济来源。这种商业活动,在唐时是受到鄙视的,于仕途十分不利。“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旧唐书·职官志》)。“工贾异类”,不得入官(《新唐书·选举制》)。为此须有所回避。所以在李白出蜀后在其诗作中丝毫看不出他和商业有任何关系。在政治上遭受第一次大蹭蹬“赐金还山”以后一段时期的作品中,才偶尔有所披露。“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赠瑕丘王少府》),说得相当含蓄。“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永王起兵时,他在金陵《与贾少公书》说自己“混游渔商,隐不绝俗”,才正式说明自己隐于商贾。
李白逗留夔州，历史上记载:
《四川总志》：
白云寺，在夔州奉节县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云寺》诗，刻悬崖间。
《潜确类书》：
太白岩，在夔州万县西山，上有“绝尘”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诗刻，相传太白读书于此。
曹学全《万县西太白祀堂记》：
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相传李白读书于此，有“大醉西岩一局棋”之语。……予谓在太白读书此岩中，宜有太白祠，而万令方君。好古乐善，予门人典客陆升等，唯唯叶力，遂书原委于道士常明，且系以词。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李白出蜀后至夔州打点生意，延误于此也并不是空谈。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这首诗据吕华明先生确考，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十三年岁末，商贾滞留巫山时。《宿巫山下》是《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承接之作，诗中都谈到瞿塘峡—巫山。
《唐书·地理志》：夔州巫山县有巫山。
《一统志》：巫峡：在夔州府巫山县东三十里，即巫山也。与西陵峡，归峡并称三峡。
《方舆胜览》瞿瑭峡在夔州东一里，旧名西陵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
李白的《荆门浮舟望蜀江》系年据吕华明先生确考，认为其作于开元十四年春，开元十四年春，李白结束了巴东一带的生意，南游苍梧，即将走向新的陌生的世界，《荆门浮舟望蜀江》正是他这种起上承下的复杂感受的汇集和描绘。其句中“正见桃花流“、“江色绿且明”，与《宿巫山下》中“桃花飞绿水”都写在春天，而且两首诗所反映诗人的意境相近，两首诗写作时间应该相差不远。应为《宿巫山下》的承接之作。
《宿巫山下》写的是顺流而下。瞿塘峡—巫山—荆门构成下三峡顺流之势。瞿塘峡是夹在巴东和巫山之间的。巴东指奉节。瞿塘峡在奉节的下游，巫山又在瞿塘峡的下游。结合《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和《宿巫山下》及《荆门浮舟望蜀江》三首诗可以推断此诗是写的顺流而下。
《水经注》卷三四《江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材料，可以看出，进出三峡，受到季节的直接限制，其进出大抵为春季和秋季。开元十三年冬，李白因三峡不同航，滞留于巫山一带。因为不通航，进出三峡，又没有其它方式。在春天来临之前李白只能滞留巫山。
《宿巫山下》的写作地点，确考为李白滞留巫山时所作。
结合《早发白帝城》和《荆门浮舟望蜀江》、《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三首诗以及有关史料，可以确定开元十三年冬，李白因三峡不同航，滞留于巫山一带。作有《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在这一带，他一直等到开元十四年春汛来临时才得以离开。《宿巫山下》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春，李白滞留巫山。
这首诗的表达内容。诗云：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据李白生于神龙元年计算，到开元十四年，李白正直青年，心中充满无限的报复。由于三峡通航受到季节的限制，滞留巫山，心中产生无限的空寂。
诗中“高丘怀宋玉”
“高丘”，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山之阻。《楚辞》哀之无女。王逸注：楚有高丘之山，或云高丘阆风山上也。旧说，高丘，楚地名也。
《太平寰宇记》巫山县有高都山。
《江源记》楚辞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阻，高丘盍高都也。
宋玉，据《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记述极为简略。宋玉是屈原之后的杰出作家。唯他有传世之作，具有一定成就，后人将他与屈原并称。刘勰即谓“屈、宋以‘楚辞’发采”（《文心雕龙·才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称他是屈原的弟子，虽无确证，但其作品确实师法屈原。
宋玉作有《高唐赋》与《神女赋》，两篇内容相互衔接，称得上姊妹篇，两赋皆以楚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为题材，《高唐赋》侧重写巫山一带山水风物；《神女赋》着重写神女这个人物，即着力塑造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
李白在巫山想到了宋玉，李白在其《感遇四首》中写到“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从这可以看出，李白欣赏宋玉的文品和人品，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从李白自己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李白从小学习就非常认真，不仅纵观百家，而且在文学上很有抱负和理想。他必定读过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滞留巫山，想到了巫山神女的故事，想到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昏庸荒淫误国的楚王.
“南行拂楚王”，从这句可以得知李白即将南行，南行去往何方？《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句中“望云知苍悟，记水辨瀛海”。明朱谏《李诗选注》云“苍悟。云之所起也。登巫山而望其云，则可以知苍悟之所在。瀛海，水之所会也。登巫山而望其水，则可以辨瀛海之所在。”郁先生以李白行踪实考，认为李白去过“苍悟”“溟海”。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讲“南穷苍悟，东涉溟海。”可以将“望云知苍悟，记水辨瀛海”。理解为，李白还没去过“苍悟”“溟海”。李白所述的，正是他下一段的行踪。因为《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是《宿巫山下》承起之作，李白出峡后将南行“苍悟”“溟海”，更远的离开家乡，寻觅楚王旧梦。
在巫山滞留时“猿声梦里长”，李白对于猿声的理解与前代的诗人相同，少年时期他生活经历不多，出于对巫猿的同情而徒发感慨，之后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猿的凄厉叫声勾起了李白的愁思，源何而愁，因为不通航而滞留，周围没有值得倾诉的朋友，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只能暂时搁置，思想感觉比较虚空，对周围的事物的感应，不是凭心灵的冲动，而是凭理智的感悟。造成李白这种情绪的，和他回到江陵后，即将“南行拂楚王”，“南穷苍悟，东涉溟海。”，远离故乡有关。
另一方面“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春天到来了，三峡通航，这让李白的心情有些苏解，李白的这首诗，擅长以情写景，以景抒情。在艺术表现上，选择自然景物中最富特征，自己感受最深的方面加以突出的描绘如“桃花”，在浓郁的主观色彩的氛围中，蕴涵了无穷的韵味，这也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因为李白可以离开这个滞留他几个月的巫山。
李白的《宿巫山下》是诗人个性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全诗注重把握整体的气势和氛围“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凭个性的感兴泼墨写意“雨色风吹去”、“访古一沾裳”，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李白的这首抒情诗，把瞿塘峡—巫山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表达自己的心境。
从上面的考辨中，笔者认为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作《峨眉山月歌》出蜀，作《初下荆门》寓居江陵，然后返回白帝城打点生意，与“饶贾客”交往，开元十三年春，从白帝城返回江陵，作《早发白帝城》，在夔州逗留时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在开元十三年春，滞留巫山时作了《宿巫山下》之后赴江陵。
参考文献：
1、《李太白全集》[唐]李白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李白诗论丛》詹锳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
3、《李白集校注》瞿蜕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版
4、《李白新考论》吕华明作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
5、《李白与杜甫》郭沫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1年版
6、《李白年谱》安旗薛天玮齐鲁书社济南1982年版
摘要：李白《宿巫山下》系年，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詹锳先生认为作于乾元二年，安旗先生认为作于开元十三年，笔者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四年。本文对李白的《宿巫山下》从写作时间，地点和诗歌内容三方面进行考辨。
关键词：乾元二年开元十三年开元十四年
李白《宿巫山下》系年，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詹锳先生认为作于乾元二年，安旗先生认为作于开元十三年。笔者从李白当时的行踪、地点和诗歌内容三方面进行考辨认为这首诗应作于开元十四年。
詹锳先生认为作于乾元二年。
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乾元二年己亥：
诗云：“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按太白初出夔门下瞿塘在五月，见开元十三年下，此诗作于三月，则流夜郎半道放还下瞿塘作也。薛谱系乾元二年下，良是。
詹锳先生认为此诗作于乾元二年，李白流放夜郎半道放还下瞿塘时所作。
李白长流夜郎，其间有四次大赦。据《旧唐书肃宗纪》和《新唐书肃宗纪》所载，这四次大赦为：乾元元年二月丁末，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册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李白遇赦，当为乾元二年三月。乾元元年李白之案刚确判，判为流放，按律刚判为流放的囚犯是不能马上被赦免的。乾元元年的几次赦免都有范围，而李白都不在赦免范围之内。只有乾元二年三月的这一次赦免，才明确规定：“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这次赦免，按李白犯罪所受的处罚，属于赦免之列。
《全唐文》卷四四肃宗的这次赦文有：“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京城一令中书、门下即分往府县，御史台、大理寺即亲自按问，疏决讫具状闻奏，诸府州各委所由长官准此处分。诸色流人及左降官等，所由类列。”这段赦文中有关这次赦免虽然宽大，但手续审批却相当繁琐复杂。
死罪降流或是流罪放免，罪犯档案材料都是经由中书、门下二省所分往府县的官员与罪犯所在的地方官共同处分，然后送往长安，经大理寺及御史台复查按问之后，再具状奏闻肃宗，只有肃宗亲自审批之后，真正的赦令才可能送到罪犯所在地。
李白被流放夜郎，按加役流当在三千里之外,寻阳至夜郎距离为三千里之外。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寻阳）西北至上都二千七百六十里”。按照乾元二年三月这次赦免的程序为：大赦的消息由长安传到寻阳，再由寻阳传到夜郎，李白由夜郎回到寻阳接受审查，然后材料由寻阳送往长安，再交给皇上审批，最后由长安送回寻阳，李白才得到正式赦书。
据《唐律·名例》“流配人在道会赦”条疏议，《宋刑统·名例》：“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其水程，江河余水沿溯程各不同。但车马步人同行，迟速不等者，并从迟者为限。”按唐制送官府文书的最快速度，马日行七十里计算，乾元二年三月大赦的消息传到寻阳至少得四十天，再由寻阳传到夜郎至少得四十三天，李白在听到大赦消息时，不应为乾元二年春天，同样，李白在听到大赦消息之后，不可能拖到乾元三年春天再从夜郎赶回来。因此，李白顺流下三峡的诗，不可能作于乾元二年春天。三峡冬夏不通航，李白在得到大赦消息赶回寻阳应该是在夏秋之际。
李白乾元元年春流放。秋八月滞留沔州。其《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由此推断，乾元元年李白还在沔州。
李白乾元元年春流放,到了秋八月还在汉阳。
王琦注：《湖广通志》：郎宫湖在汉阳府城内。这里除了序中所言“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等三峡通航。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江水：
（白帝城西）江中有孤石，为淫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山南东道夔州：
滟预堆周围二十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近。……谚曰：“滟预大如褛，瞿塘不可触。滟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预大如鳖，瞿塘舟行绝。滟预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从这些可以看到，进出三峡，一般都受到季节的直接限制，其进出大抵为春季和秋季。
《唐六典》卷三“度支郎中员外郎”条：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峡砥桂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听半功）。
《唐六典》中明确载说了遇上三峡不通航时，可“即于随近官司申牒记。”乾元元年春，李白被流放，至汉阳因夏季三峡不通航滞留，按照唐律所定，得于附近申牒验记。八月，遇故人尚书张谓出使夏口，与之同游郎官湖。但是，秋八月三峡通航，李白必须起程前往夜郎。
从汉阳到夜郎有三千里，按当时行程大约需要八十天左右。加上途中耽搁，李白从汉阳到夜郎也只需三个月，届时为十一月，显然，乾元元年冬天，李白不可能在巫山一带，乾元二年春，李白也不可能在巫山一带。由于李白流放是有人押送。押送有行期规定，押送他的人也不可能押送他一年多。
因此，从时间上看，李白此诗不应作于乾元二年春。
安旗先生认为作于开元十三年。
安旗先生《李白全集编年注释》：
此诗作于开元十三年，诗之作当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相去不远。诗中“南行拂楚王”、“访古一沾裳”与“望云知苍梧”呼应。表明这次离开巫山之后将南游苍梧。
安旗先生认为《宿巫山下》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所作的时间相距不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作于开元十三年岁末，安旗先生忽视了该诗的系年。安旗先生认为此诗作于开元十三年，是因为李白出蜀是在开元十三年春。认为开元十二年李白离家，遍游巴蜀山川，为时一年有余，然后出蜀，开元十三年春经巫山作此诗。据吕华明先生考证李白出蜀时间当为开元十二年秋，作有《峨眉山月歌》。在《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中“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时，安旗先生认为“乃指离家以后，遍游巴蜀，为时一年有余。”《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作于李白离家一年有余之后。以李白开元十二年秋出蜀，一年有余，应为开元十三年冬。从《宿巫山下》“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诗的意境可以看出此诗是作于春天，按安旗先生认为此诗与《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所作，相去不远的说法，《宿巫山下》不应作于开元十三年春。
《早发白帝城》作于开元十三年春，詹锳先生和吕华明先生都认同这首诗的系年。
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
系此诗于开元十三年。
据吕华明先生认为此诗，乃李白出蜀后由江陵商贾于白帝，又于开元十三年春返回江陵后，对其于春水盛时由白帝返回江陵的追忆之作。此诗当系于开元十三年春。
安旗先生认为《宿巫山下》作于开元十三年春，这两首诗都写三峡，其感情基调应该相去不远。
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和《宿巫山下》皆写春汛水盛下三峡，但两首诗的描写和给人的感觉与共鸣是不同的。李白《早发白帝城》从诗歌的内容和情感来看，表达的是李白第一次春水盛时，顺流出峡的感受。全诗一气呵成，毫无滞碍，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激情，迸发出一股未经浊世，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冲动。这种情绪是属于青年的。以李白生于神龙元年计算，开元十三年春，他二十一二岁，正好是具备这种功力和创作激情的年岁。《宿巫山下》则不同。“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这“猿声梦里长”已经完全不同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之“猿声”，《早发白帝城》中“猿声”是一种和谐。“猿声梦里长”有点“猿鸣三声泪沾裳”的韵味，“猿声”中带着凄厉。诗中尽管有“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如此佳句，但其“三月下瞿塘”没有《早发白帝城》句终“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和爽人。
从表达内容和思想感情看这两首诗不作于同时，显然《宿巫山下》这首诗也不可能作于开元十三年。
据考证笔者认为其作于开元十四年。
李白《宿巫山下》的写作时间，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轨迹。
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作《峨眉山月歌》出蜀，作《初下荆门》寓居江陵，然后返回白帝城打点生意，与“饶贾客”交往，开元十三年春，从白帝城返回江陵，作《早发白帝城》，在夔州逗留时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
李白出蜀的目的：一说求仕：此说据“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和《别匡山》诗所云：“已将书剑许明时。”认为李白出蜀是为实现其“申管晏之谈”“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二说壮游：此说据“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认为李白出蜀只是各地漫游，游览山川，抒发情怀。三说访道：此说据李白《秋下荆门》诗“此行不为鲈鱼烩，自爱名山人剡中。”认为李白出蜀是为了至剡中仙游访道。据吕华明先生认为李白此行的客观目的是经商。
李白的父亲经商。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李白的父亲是“胡商”。郭沫若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李白的父亲是以一个富有的商人从西域来到四川的。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说:“李白的排行名叫‘李十二’,足见他的兄弟辈很多。他的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而且,“他入蜀后,把李白培养成一个漫游成癖,挥霍任性,游手好闲,重义好施的人,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商人地主。”李白之先为“西域胡人”。但他也认同李客是个商人，且是“富商”。
开元十年，李客的年龄当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考《唐墓志汇编》，当时人的正常寿命在五十至六十岁这个区间。估计李客卒于开元十年。
李白的父亲去世后，李白继承了他父亲留下来的产业。他父亲留下的产业并不在他的家乡，而在他经商的各个庄口。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认为：“李家的商业规模相当大，它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分设两个庄口，一方面把巴蜀的产物运销吴楚，另一方面又把吴楚的产物运销巴蜀。”笔者认为李家的庄口应该是三个：一个在江陵，其经商区域主要在长江中上游巴蜀一带。第二个在安路，其经商区域，北至襄阳、汝州、洛阳，南至洞庭、衡阳，即所谓“南穷苍梧”一带。第三个在金陵，其经商区域在扬州。栗阳、会稽、吴越一带，即所谓“东涉溟海”。
李家商业的第一个庄口在江陵，李白出蜀后，于开元十二年秋至开元十四年春这一时期内，就活动在这一带。
从李白的具体生活依附和诗文中，可以看出李白经商的依据和痕迹。结合当时蜀吴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李白出蜀前家庭经济状况分析,李白的兄与弟,坐庄九江和三峡,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很可能是继续着李白父亲的丝绸营运,而且李白本人也在从事这种商业活动。他在应诏入京后所作《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说:“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似乎是说第一次去长安的时候,有人隐约知道了他的商钓身份而嘲笑他,蔑视他(时有“商贾贱类”、“蜀商贱类”的说法)。这些都是李白从事商业经营的证据。由于李白先世在碎叶前后百年,受到当地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李白家庭成员的生活取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李白开始与父母、兄弟别居,而且兄弟之间的财产泾渭分明,不通有无。这样一来,很容易淡化同亲人之间关系的。李白正是这样,出蜀后一去不再复返,对家人于诗文中从未念及,直到几十年后吃了官司才在狱中所做的《万愤词》里提到“高堂”、“兄弟”的一点消息。王琦说他“绝无思亲之句”。这与汉族儒家文化相去甚远,正是受西域商胡习俗影响至深的结果。李白的家世使他通过正常的渠道谋取功名是没有希望的,这一点他的家人都应当清楚,所以不可能无休止地向他提供庞大的经费,让他去任意挥霍。他的兄与弟也不会长时间地同他保持这种劳逸不均的不正常关系，李白必当自力更生。
开元十三年秋他前往巴东一带打点生意，由于冬季三峡不通航，他一直延误至开元十四年春才又回江陵。
李白父亲在巴东夔州有生意，除了夔州紧靠长江外，他还有个族兄在夔州当官。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上·郇王府》：
郇王李伟生二子：武陵郡王李伯良，长平肃王李叔良。李叔良生七子：李思慎、李思言、李思泰、李思本、李思庄、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婺州刺史郇国公李思忠。李思正生兰陵丞李令望，李思忠生宣州士曹参军李建成。
李白诗文中有《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这些诗文中的从弟李幼成和李令问很可能就是李建成和李令望的兄弟，离开江陵后，李白曾专门去探望这些兄弟。同他们的交往非常亲密。由此可以推断，李白父亲在夔州经营商贾，很可能与他的族兄弟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有一定的关系。至少，他们过从甚密。
李白父亲的经商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在水利交通方便的长江沿线，一个是有他亲属居住的地方。
由于李思正的关系，李白的父亲在夔州有生意。开元十三年秋东之际，李白在其父亲去世之后，前往打点，也是很正常的事。
据考唐时商人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商人在各地贩运时,必须结伴而行,形成一个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商帮。这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第二个特点则是商人与官府勾结,以官府作后盾,既可免除种种盘剥劳役之苦,还能为自己商业经营带来各种方便。李白父亲李客及李白为了方便经商也会与族兄弟夔州司功参军李思正保持关系。
李白隐匿于商业经营，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世风的限制。唐时虽然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蔑视商人,然利之所驱,官僚贵族依然经营商业,这种经营活动,从一些诏令中也可见一斑。玄宗开元二十九年诏:“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东坊”(《旧唐书·玄宗纪》)。代宗大历十四年“令王公百官及天下吏无与人(民)争利”(《唐会要》卷八六《市》)。唐时又是隐逸之风炽盛的时代,由于仕途的坎坷促使不少文人学士去向仙道寻找慰藉。李白的定居点以及他经常往来的地方,都可以说明他和丝绸商业的关系。李白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下途归石门旧居》),也说明李白所从事的这项经营利润是相当大的。这正是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笑傲王侯的基础所在。尽管如此,李白的志趣还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实现“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他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副业,用以作为其庞大开销的经济来源。这种商业活动,在唐时是受到鄙视的,于仕途十分不利。“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旧唐书·职官志》)。“工贾异类”,不得入官(《新唐书·选举制》)。为此须有所回避。所以在李白出蜀后在其诗作中丝毫看不出他和商业有任何关系。在政治上遭受第一次大蹭蹬“赐金还山”以后一段时期的作品中,才偶尔有所披露。“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赠瑕丘王少府》),说得相当含蓄。“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永王起兵时,他在金陵《与贾少公书》说自己“混游渔商,隐不绝俗”,才正式说明自己隐于商贾。
李白逗留夔州，历史上记载:
《四川总志》：
白云寺，在夔州奉节县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云寺》诗，刻悬崖间。
《潜确类书》：
太白岩，在夔州万县西山，上有“绝尘”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诗刻，相传太白读书于此。
曹学全《万县西太白祀堂记》：
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相传李白读书于此，有“大醉西岩一局棋”之语。……予谓在太白读书此岩中，宜有太白祠，而万令方君。好古乐善，予门人典客陆升等，唯唯叶力，遂书原委于道士常明，且系以词。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李白出蜀后至夔州打点生意，延误于此也并不是空谈。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这首诗据吕华明先生确考，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十三年岁末，商贾滞留巫山时。《宿巫山下》是《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承接之作，诗中都谈到瞿塘峡—巫山。
《唐书·地理志》：夔州巫山县有巫山。
《一统志》：巫峡：在夔州府巫山县东三十里，即巫山也。与西陵峡，归峡并称三峡。
《方舆胜览》瞿瑭峡在夔州东一里，旧名西陵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
李白的《荆门浮舟望蜀江》系年据吕华明先生确考，认为其作于开元十四年春，开元十四年春，李白结束了巴东一带的生意，南游苍梧，即将走向新的陌生的世界，《荆门浮舟望蜀江》正是他这种起上承下的复杂感受的汇集和描绘。其句中“正见桃花流“、“江色绿且明”，与《宿巫山下》中“桃花飞绿水”都写在春天，而且两首诗所反映诗人的意境相近，两首诗写作时间应该相差不远。应为《宿巫山下》的承接之作。
《宿巫山下》写的是顺流而下。瞿塘峡—巫山—荆门构成下三峡顺流之势。瞿塘峡是夹在巴东和巫山之间的。巴东指奉节。瞿塘峡在奉节的下游，巫山又在瞿塘峡的下游。结合《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和《宿巫山下》及《荆门浮舟望蜀江》三首诗可以推断此诗是写的顺流而下。
《水经注》卷三四《江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材料，可以看出，进出三峡，受到季节的直接限制，其进出大抵为春季和秋季。开元十三年冬，李白因三峡不同航，滞留于巫山一带。因为不通航，进出三峡，又没有其它方式。在春天来临之前李白只能滞留巫山。
《宿巫山下》的写作地点，确考为李白滞留巫山时所作。
结合《早发白帝城》和《荆门浮舟望蜀江》、《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三首诗以及有关史料，可以确定开元十三年冬，李白因三峡不同航，滞留于巫山一带。作有《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在这一带，他一直等到开元十四年春汛来临时才得以离开。《宿巫山下》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春，李白滞留巫山。
这首诗的表达内容。诗云：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
据李白生于神龙元年计算，到开元十四年，李白正直青年，心中充满无限的报复。由于三峡通航受到季节的限制，滞留巫山，心中产生无限的空寂。
诗中“高丘怀宋玉”
“高丘”，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山之阻。《楚辞》哀之无女。王逸注：楚有高丘之山，或云高丘阆风山上也。旧说，高丘，楚地名也。
《太平寰宇记》巫山县有高都山。
《江源记》楚辞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阻，高丘盍高都也。
宋玉，据《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记述极为简略。宋玉是屈原之后的杰出作家。唯他有传世之作，具有一定成就，后人将他与屈原并称。刘勰即谓“屈、宋以‘楚辞’发采”（《文心雕龙·才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称他是屈原的弟子，虽无确证，但其作品确实师法屈原。
宋玉作有《高唐赋》与《神女赋》，两篇内容相互衔接，称得上姊妹篇，两赋皆以楚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为题材，《高唐赋》侧重写巫山一带山水风物；《神女赋》着重写神女这个人物，即着力塑造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
李白在巫山想到了宋玉，李白在其《感遇四首》中写到“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从这可以看出，李白欣赏宋玉的文品和人品，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从李白自己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李白从小学习就非常认真，不仅纵观百家，而且在文学上很有抱负和理想。他必定读过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滞留巫山，想到了巫山神女的故事，想到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昏庸荒淫误国的楚王.
“南行拂楚王”，从这句可以得知李白即将南行，南行去往何方？《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句中“望云知苍悟，记水辨瀛海”。明朱谏《李诗选注》云“苍悟。云之所起也。登巫山而望其云，则可以知苍悟之所在。瀛海，水之所会也。登巫山而望其水，则可以辨瀛海之所在。”郁先生以李白行踪实考，认为李白去过“苍悟”“溟海”。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讲“南穷苍悟，东涉溟海。”可以将“望云知苍悟，记水辨瀛海”。理解为，李白还没去过“苍悟”“溟海”。李白所述的，正是他下一段的行踪。因为《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是《宿巫山下》承起之作，李白出峡后将南行“苍悟”“溟海”，更远的离开家乡，寻觅楚王旧梦。
在巫山滞留时“猿声梦里长”，李白对于猿声的理解与前代的诗人相同，少年时期他生活经历不多，出于对巫猿的同情而徒发感慨，之后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猿的凄厉叫声勾起了李白的愁思，源何而愁，因为不通航而滞留，周围没有值得倾诉的朋友，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只能暂时搁置，思想感觉比较虚空，对周围的事物的感应，不是凭心灵的冲动，而是凭理智的感悟。造成李白这种情绪的，和他回到江陵后，即将“南行拂楚王”，“南穷苍悟，东涉溟海。”，远离故乡有关。
另一方面“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春天到来了，三峡通航，这让李白的心情有些苏解，李白的这首诗，擅长以情写景，以景抒情。在艺术表现上，选择自然景物中最富特征，自己感受最深的方面加以突出的描绘如“桃花”，在浓郁的主观色彩的氛围中，蕴涵了无穷的韵味，这也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因为李白可以离开这个滞留他几个月的巫山。
李白的《宿巫山下》是诗人个性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全诗注重把握整体的气势和氛围“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凭个性的感兴泼墨写意“雨色风吹去”、“访古一沾裳”，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李白的这首抒情诗，把瞿塘峡—巫山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表达自己的心境。
从上面的考辨中，笔者认为开元十二年秋，李白作《峨眉山月歌》出蜀，作《初下荆门》寓居江陵，然后返回白帝城打点生意，与“饶贾客”交往，开元十三年春，从白帝城返回江陵，作《早发白帝城》，在夔州逗留时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在开元十三年春，滞留巫山时作了《宿巫山下》之后赴江陵。
参考文献：
1、《李太白全集》[唐]李白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版
2、《李白诗论丛》詹锳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4年版
3、《李白集校注》瞿蜕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版
4、《李白新考论》吕华明作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
5、《李白与杜甫》郭沫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1年版
6、《李白年谱》安旗薛天玮齐鲁书社济南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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