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触人心 诗心动人情──李绅《悯农》与杨万里《悯农》比较谈
作者：郭志明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绅《悯农》
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霜。
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城闰添长。
──杨万里《悯农》
李绅和杨万里不是同时代人，李在唐朝杨在宋。两者都曾是朝廷命官。李绅在唐朝元和间中进士，曾触怒权贵下狱。唐武宗李炎在位，他曾被拜为宰相，出任淮南节度使。而杨万里在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在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历任永州零陵丞、太常丞、广东提典刑狱、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等职，宁宗时，以宝谟阁学士致仕。这两个人身上有着共同的可贵品质，这就是不为一己之荣而忘乎所以，而是关心民生疾苦，同情下层百姓，表现出可敬的“民本”思想。他们两人同题的《悯农》诗，就表现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品质。而共同的认识，使这两首诗就有了共同的主题。
李绅的《悯农》，第一首虽然只写了烈日当空下，农民挥汗劳作的场面，发表了粮食来之不易的感叹，但通过“锄禾”情景，通过“粒粒皆辛苦”的议论，人们自然可以想见农民的疾苦，感受作者的“悯农”之情；第二首表达题旨则比较直接。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朝廷权势日渐削弱，于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既要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剥削，又要被地方割据势力压榨掠夺，双重的压迫，使他们饥寒交迫，于是，农夫饿死田头、白骨露野的悲惨情景就在当前出现。李绅作为一个政治上有远见、生活上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就把这种生活画面摄入诗中，用诗歌反映出阶级对立。瞧，农民已经勤劳之至，四海之内已无闲地，但是仍避免不了饿死的命运。诗人站在老百姓一边，如实地将事实用诗歌表现出来，表现出了思想的进步。杨万里的《悯农》诗，先再现了灾年情景：稻遇旱情，麦遭霜冻。平时已是朝不保夕的农民，现在的生活可想而知。接着诗人又告诉人们：灾年又逢闰月，闰月之年无形中又增加了受煎熬的三十个日夜，真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可想而知，农家的灾难何其深沉，农民的痛苦多么严重！现在看三首诗，虽然作者生活年代相隔几百年(李绅：772─846；杨万里：1127─1206)，但其关心民瘼的思想却一致，写出的《悯农》诗，主题也就基本相同。
三首诗在主题上表现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题旨都比较浮浅。他们能站在农民一边，反映其痛苦，表现对农民命运的恻隐之心，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是能反映现实，却不能分析现实，指出农民舛运的根源。李绅的《悯农》，能推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画面已经是很勇敢、很了不起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实，为什么农民苦到极点却仍脱不了“饿死”的厄运，对此，作者没能思考，可能也思考不出。同样，杨万里的《悯农》叹惜百姓苦，也只是落脚在灾荒、闰月上，似乎农民所以苦，就是因为年辰不好、闰月不好。由此产生的感情，自然就只能停留在对遭受不幸者的同情上。当然，诗的认识的局限主要是由时代和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同时，又为其诗作思想意义的肤浅而感到惋惜！
这三首诗对读者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这除了其思想性强以外，其艺术上的功夫，也是很深厚的。就写作技法而言，三首诗各有特色，又有共同特点。这种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事实说话。恩格斯曾经说过：“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①三首诗，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通过这种反映来表现作者的倾向，而不作过多的议论，即使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议论，也非常注意形象性，而绝无空洞之嫌。李绅的两首《悯农》，第一首叙述了农民顶着烈日不辍劳作的事实，让读者看到他们的辛勤，悟到作者的怜惜之心；第二首叙述了一方面荒地全开垦、到处植庄稼，另一方面，农民却食不果腹、抛尸露天的事实，告诉人们农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表现自己不忍目睹的复杂心理。而杨万里的诗则摆了这样的事实：年景不好、灾害接踵，而且又逢闰月，农民受熬日期自然延长，诗人为农夫的度日如年而揪心，读者亦在内心感到沉重的压抑……三首诗就是这样，作者不多说什么，不发表过多的议论，通过直观性的叙述，现示意图，这就使诗歌的题旨表现得很直接，也很有力。二是以画面感人。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叙述事实时，十分注意以诗歌“形象性”的特点，描绘画面，以画意来感染读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农村耕作者辛勤劳动的最典型的画面：“锄禾”，是指在种着谷物的田里锄土、松土，“日当午”，则从高处、从广阔的背景上衬托出“锄禾”的形象，突出劳动环境和条件的艰苦。这幅“日午锄禾图”，有人有背景，形象生动，主题非常突出。读者看到烈日当空，农民中午不能休息，劳动不止，流汗不息，心灵不能不引起震撼。“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一幅巨大的图画，画面上，有无边的绿野，也有暴陈的饿尸，这鲜明的对比，既动人心魄，又引人深思。杨万里的诗则描绘了一幅“灾田荒野图”，画面上，稻谷该黄不黄，荞麦空花被霜，一派荒景揪人心，农夫命运引人愁……纵观三首歌，各绘一幅画，画面凄惨，幅幅心寒。形象的画面孕含着作者的诗心，作者的诗心又感应起读者的心灵。
尽管李诗和杨诗主题相似、手法相近，但它们毕竟有其独特之处。细细吟诵三首诗，我们不难发现，每首诗都有其鲜明的个性。李绅的《悯农》第一首，功在浅显，意则深远。诗人以“劝诫”为旨，告诉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备加珍惜，于是便以非常通俗明畅浅显的语言，让读者看到劳动的艰辛，由此推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劝告语，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语重心长。正因此，这首诗得到人们的广泛欣赏，流传很广、传诵久长，至今已成为妇孺皆知的至理名言。第二首则突出运用了对比手法。“春种一粒”与“秋收万颗”对举，用夸张语言说明遇到丰年，土地给农民的丰厚报酬，田里获得大丰收；然后，诗人又将丰收之象、四海无闲田之景与“农夫犹饿死”现实对比，说明农民遭遇之惨，繁重的赋税、层层的盘剥，使农夫陷入悲惨的境地，荒年也好，丰年也好，他们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对比产生的效力是巨大的，主题产生的震撼是铭人心骨的。杨万里的《悯农》则用层层渲染、步步加深的写法：水稻遇到旱灾，粮食产量锐减，这是农民一层之苦；不怕干旱的荞麦却遇上早寒霜冻，结果“空花”无收，百姓本已艰难的生活又添新的困难，这是二层之苦；荒年农民已作好忍饥挨饿“度残岁”的准备，可又偏偏遇上闰月之年，农民要挨过灾年就更难了，这是三层之苦。杨万里就是这样渐渐蓄势，将农民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悯农之情抒发得酣畅之极。
【注释】
①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5页。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郭志明；本文收入由王美春与郭志明合著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诗美的永恒——同题古诗佳作比较谈》一书）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春种一粒栗，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李绅《悯农》
稻云不雨不多黄，荞麦空花早着霜。
已分忍饥度残岁，更堪岁城闰添长。
──杨万里《悯农》
李绅和杨万里不是同时代人，李在唐朝杨在宋。两者都曾是朝廷命官。李绅在唐朝元和间中进士，曾触怒权贵下狱。唐武宗李炎在位，他曾被拜为宰相，出任淮南节度使。而杨万里在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在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历任永州零陵丞、太常丞、广东提典刑狱、秘书监、江东转运副使等职，宁宗时，以宝谟阁学士致仕。这两个人身上有着共同的可贵品质，这就是不为一己之荣而忘乎所以，而是关心民生疾苦，同情下层百姓，表现出可敬的“民本”思想。他们两人同题的《悯农》诗，就表现了他们共同的思想品质。而共同的认识，使这两首诗就有了共同的主题。
李绅的《悯农》，第一首虽然只写了烈日当空下，农民挥汗劳作的场面，发表了粮食来之不易的感叹，但通过“锄禾”情景，通过“粒粒皆辛苦”的议论，人们自然可以想见农民的疾苦，感受作者的“悯农”之情；第二首表达题旨则比较直接。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朝廷权势日渐削弱，于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既要受中央政权的控制剥削，又要被地方割据势力压榨掠夺，双重的压迫，使他们饥寒交迫，于是，农夫饿死田头、白骨露野的悲惨情景就在当前出现。李绅作为一个政治上有远见、生活上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就把这种生活画面摄入诗中，用诗歌反映出阶级对立。瞧，农民已经勤劳之至，四海之内已无闲地，但是仍避免不了饿死的命运。诗人站在老百姓一边，如实地将事实用诗歌表现出来，表现出了思想的进步。杨万里的《悯农》诗，先再现了灾年情景：稻遇旱情，麦遭霜冻。平时已是朝不保夕的农民，现在的生活可想而知。接着诗人又告诉人们：灾年又逢闰月，闰月之年无形中又增加了受煎熬的三十个日夜，真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可想而知，农家的灾难何其深沉，农民的痛苦多么严重！现在看三首诗，虽然作者生活年代相隔几百年(李绅：772─846；杨万里：1127─1206)，但其关心民瘼的思想却一致，写出的《悯农》诗，主题也就基本相同。
三首诗在主题上表现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题旨都比较浮浅。他们能站在农民一边，反映其痛苦，表现对农民命运的恻隐之心，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们是能反映现实，却不能分析现实，指出农民舛运的根源。李绅的《悯农》，能推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画面已经是很勇敢、很了不起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实，为什么农民苦到极点却仍脱不了“饿死”的厄运，对此，作者没能思考，可能也思考不出。同样，杨万里的《悯农》叹惜百姓苦，也只是落脚在灾荒、闰月上，似乎农民所以苦，就是因为年辰不好、闰月不好。由此产生的感情，自然就只能停留在对遭受不幸者的同情上。当然，诗的认识的局限主要是由时代和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同时，又为其诗作思想意义的肤浅而感到惋惜！
这三首诗对读者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这除了其思想性强以外，其艺术上的功夫，也是很深厚的。就写作技法而言，三首诗各有特色，又有共同特点。这种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事实说话。恩格斯曾经说过：“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①三首诗，都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通过这种反映来表现作者的倾向，而不作过多的议论，即使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议论，也非常注意形象性，而绝无空洞之嫌。李绅的两首《悯农》，第一首叙述了农民顶着烈日不辍劳作的事实，让读者看到他们的辛勤，悟到作者的怜惜之心；第二首叙述了一方面荒地全开垦、到处植庄稼，另一方面，农民却食不果腹、抛尸露天的事实，告诉人们农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表现自己不忍目睹的复杂心理。而杨万里的诗则摆了这样的事实：年景不好、灾害接踵，而且又逢闰月，农民受熬日期自然延长，诗人为农夫的度日如年而揪心，读者亦在内心感到沉重的压抑……三首诗就是这样，作者不多说什么，不发表过多的议论，通过直观性的叙述，现示意图，这就使诗歌的题旨表现得很直接，也很有力。二是以画面感人。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叙述事实时，十分注意以诗歌“形象性”的特点，描绘画面，以画意来感染读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是农村耕作者辛勤劳动的最典型的画面：“锄禾”，是指在种着谷物的田里锄土、松土，“日当午”，则从高处、从广阔的背景上衬托出“锄禾”的形象，突出劳动环境和条件的艰苦。这幅“日午锄禾图”，有人有背景，形象生动，主题非常突出。读者看到烈日当空，农民中午不能休息，劳动不止，流汗不息，心灵不能不引起震撼。“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一幅巨大的图画，画面上，有无边的绿野，也有暴陈的饿尸，这鲜明的对比，既动人心魄，又引人深思。杨万里的诗则描绘了一幅“灾田荒野图”，画面上，稻谷该黄不黄，荞麦空花被霜，一派荒景揪人心，农夫命运引人愁……纵观三首歌，各绘一幅画，画面凄惨，幅幅心寒。形象的画面孕含着作者的诗心，作者的诗心又感应起读者的心灵。
尽管李诗和杨诗主题相似、手法相近，但它们毕竟有其独特之处。细细吟诵三首诗，我们不难发现，每首诗都有其鲜明的个性。李绅的《悯农》第一首，功在浅显，意则深远。诗人以“劝诫”为旨，告诉人们粮食来之不易，要备加珍惜，于是便以非常通俗明畅浅显的语言，让读者看到劳动的艰辛，由此推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劝告语，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语重心长。正因此，这首诗得到人们的广泛欣赏，流传很广、传诵久长，至今已成为妇孺皆知的至理名言。第二首则突出运用了对比手法。“春种一粒”与“秋收万颗”对举，用夸张语言说明遇到丰年，土地给农民的丰厚报酬，田里获得大丰收；然后，诗人又将丰收之象、四海无闲田之景与“农夫犹饿死”现实对比，说明农民遭遇之惨，繁重的赋税、层层的盘剥，使农夫陷入悲惨的境地，荒年也好，丰年也好，他们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对比产生的效力是巨大的，主题产生的震撼是铭人心骨的。杨万里的《悯农》则用层层渲染、步步加深的写法：水稻遇到旱灾，粮食产量锐减，这是农民一层之苦；不怕干旱的荞麦却遇上早寒霜冻，结果“空花”无收，百姓本已艰难的生活又添新的困难，这是二层之苦；荒年农民已作好忍饥挨饿“度残岁”的准备，可又偏偏遇上闰月之年，农民要挨过灾年就更难了，这是三层之苦。杨万里就是这样渐渐蓄势，将农民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悯农之情抒发得酣畅之极。
【注释】
①恩格斯：《致敏·考茨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5页。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郭志明；本文收入由王美春与郭志明合著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诗美的永恒——同题古诗佳作比较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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