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宏哲
《莺莺传》据陈寅恪考证其写作于唐贞元二十年，“距元微之婚期已两年”。作者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一段不能忘怀的感情，且有人指出传奇中的张生既是作者的原型。

唐传奇《莺莺传》“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如张生在文末说的那段十分道学味的话“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酖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但是由于此文“颇切人情”，即传奇在描写张生在男女私情中“纵情”是那样的凄婉动人，从而与后来所以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堪称双璧。

莺莺“极高才思，但出身寒门。好似琵琶行中的商人妇”。（陈寅恪语）吴宓说，“我们的传统对于妇女的尊敬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性的。”这就决定了传奇中莺莺的矜持含蓄的性格、沉默无语的端庄气质。如她与张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方才很不情愿的出场。即便出来与张生相见，也是“凝睇怨绝”张生虽“以词导之”，莺莺不但不答，而且终席无一语。当与张生交会时，也是终夕无一言。又“善属文”，但张生“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即便张生“自以文挑”，莺莺“亦不甚睹览”。对张生的求爱，莺莺仅以“明月三五夜”诗作答。对于张生的西去，则通过“独夜操琴，愁弄凄恻”来抒发心中哀怨。在回复张生的信中，既表达对张生见异思迁的顾虑：“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又表白自己“至于始终之盟，由固不忒”。

俗语道：“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对于莺莺的痴情，张生也不能作到与莺莺彻底决绝。在张生第一次去长安前，对莺莺“以情谕之”。在第二次去长安前，张生“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莺莺在一句“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的悲凉叹息之后，“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嘘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二人分别婚嫁之后，张生一日经过莺莺居所，要求以莺莺外兄身份见。但莺莺不见，张生于是“怨念之诚，动于颜色”。莺莺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人给张生送去一首自己做的诗：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徊懒下妆。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又过了几天，莺莺闻知张生即将动身，又为张生赋了一绝：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崔张这段短暂的因缘，正如当时人评价的那样：“（张生）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

莺莺在致远在长安应试的张生的信中说：

“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斁。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

对于莺莺而言，“自献”的后果则绝不仅是“无可奈何天”，更是注定了她在男权社会的世俗偏见中的人格困境。虽在对自我行为的道德清醒中，深刻的“自献之羞”剥夺了她的尊严、幸福乃至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只能把“愁艳愁邃”的心灵痛苦深埋在心底，独自一人去自我认同始乱终弃的命运。

从人性的角度上看，性爱活动本来是“男女双方在感官和心理上的平等交流”，那么为何“自献之羞”会酿成莺莺的千古遗恨呢？“就顺从而言，男权制是独一无二的指导思想。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对其臣民实施过程如此完全的控制”。这反映在两性婚恋问题上，便是“男主女从”的传统的两性关系模式。从诗经中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和宋玉笔下的“愿荐枕席”的巫山神女，再到汉代的相如文君的故事，无不遵循这一模式。传奇中的莺莺和张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

元稹的决绝词第二首中“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之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馀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这正好作为张生男性心理的绝好诠释。一方面，“自荐枕席”让“非礼不可入”的张生对莺莺的品格贞操失去信心，另一方面“西厢之斥”和“枕席之荐”的鲜明对比又让张生感到莺莺反复无常，虽然莺莺的“愁绝幽邃”深藏不露的性格为他迷恋，但未必不会让他感到莺莺的捉摸不定和难以驾驭，因为张生不可能真正走进莺莺的“幽微灵秀地”的内心世界，所以在篇末有一段“忍情”的议论，也是顺理成章的。至于莺莺，则永远以“薄命千年根，芳心一寸灰”的悲剧形象站立暮色苍茫的时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