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谣集》：最早的唐代词抄本集
《云谣集》为敦煌石室中所发现之晚唐抄本词曲卷子，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是现存最早之唐词抄本集子。传统文学史家多以后蜀广政三年（公元940年）之《花间集》为中国第一本词曲集子。自此卷出，经学者考定，至迟当在“金山天子”与后梁同时，其时均在922年之前。
“《云谣集》为唐人写辑之词，凡三十首，向藏于敦煌石窟，为千余年来所未传之秘笈，而亦词总集之莩甲也”（赵叔雍《云谣集杂曲子》跋）。“其为词朴拙可喜，询倚声椎轮大辂，且为中土千余年来未睹之秘籍。”（朱孝臧语）。
《云谣集》原有两卷，20世纪初，在中国敦煌藏经洞打开、敦煌遗书重新面世之际，《云谣集》写卷和其他敦煌写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窃走，后分藏于英、法国家博物馆。到1912年日本人狩野直喜游欧洲时录得斯坦因部分盗卷，1920年左右被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所见，从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关注和研究此集。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分赴英法搜寻《云谣集》原卷，并予以校订。从20和30年代，中国先后出现的校本主要有如下几本：
罗振玉之《敦煌零拾》（这是国内第一个《云谣集》刻本，录词18首，不全，1924源于日本狩野直喜绿元. 从伯希和处所得《云谣集》斯卷影片。）；
朱孝臧之《彊村丛书》（又一个《云谣集》早期印本）录词亦18首，不全，源于董康先生欧游时所录《云谣集》伦敦本之录文和吴佰宛之相同印本）；
刘复编《敦煌掇琐》所收《云谣集》巴黎本，录词14首；
《彊村遗书》，由朱孝臧与其弟子将《彊村丛书》所录18首词和《敦煌掇琐》所收词14首合二为一，删除重复的词作2首后，共辑录词作30首。这是国内第一个《云谣集》足本。
30年代后，中国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校本。与此同时，中国港、台地区亦有相关研究《云谣集》的新校本，如：饶宗颐的《敦煌曲》中有《云谣集》录校（1971）；潘重规编有《敦煌云谣集新书》（1977）；沈英名编有《敦煌云谣集新校订》（1979）等。
其中，朱孝臧校、龙沐勋跋之《云谣集杂曲子》是国内第一足本。而郑振铎编《中国文学史》之际亦校完了《云谣集杂曲子》，即郑振铎之《世界文库》本（1936），这是国内第一个有句读本。后来的校本都开始标句读，如冒广生本、 唐圭璋本 、王重民本、任二北本等。其中冒广生极自己几十年读词、编词之功力，用古人增、减、摊、破之法，将《云谣集》30首予以“新斟”，并断定其词为北宋写本而非唐人写本，还将许多词作与后来的宋词相比较、印证，并自认为《竹枝子》即《虞美人》；《柳青娘》即《渔家傲》；《拜新月》即《内家娇》；《喜秋天》即《巫山一片云》等。此校本与其他校本差异较大，但其考证不足、臆断太多。
郑振铎在校完《云谣集》的同时，对敦煌出土的其他曲子词亦予以了高度重视，他对罗振玉所编之《敦煌零拾》所载曲子词（非《云谣集》作品），加以句读，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如〔叹五更〕、〔孟姜女〕、〔十二时〕等民间杂曲。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第37章“五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第五条唐代的“民间歌赋”里对与《云谣集杂曲子》同时发现于敦煌的民间杂曲，予以了摘录赏析：
鱼歌子 上王次郎
春雨微，香风少，帘外莺啼声声好。伴孤屏，微语笑，寂对前庭悄悄。
当初去向郎道，莫保青娥花容貌。恨惶交，不归早，教妾□在烦恼
雀踏技
叵耐灵鹊多满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王国维于1920年，在校注“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时，也曾录得《云谣集》以外之唐人古词六首发表（附在敦煌所出《春秋后语》之卷纸背），其中两首如下：
西江月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却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五梁台上月，一片玉无瑕。迤逦看归西海去。横云出来不敢遮。瑷逮绕天涯。
（王国维1913年初发现时注明为《望江南》，1920年发表时误做《西江月》）
对《云谣集》最早的评论，可能要算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的开篇之语了：“镂玉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
王国维曾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首，其中第三首是题咏《云谣集》的：“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云》。”但此诗只是表明作者觉得《云谣集》和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及崔令钦《教坊记》所收乐曲有一定关系，而缺乏具体评论。他在《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中还曾写到：“……案此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曲名中。《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国子司业崔令钦，为隋宏农太守宣度之五世孙，则其人当生玄、肃二宗时；《教坊记》记事讫于开元，亦足推其时代。则此八曲固开元教坊旧物也矣。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有滕潜《凤归云》二首，皆七言绝句，此则为长短句；此犹唐人乐府见于《花间》、《尊前》者，则多为长短句。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叠，此则有二叠；《凤归云》二首，句法与用韵各自不同，然大体相似，可见唐人词律之宽。《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已抗行……”
可以看出王国维也希望通过对《云谣集杂曲子》的研究，总结出唐代词作的部分规律，如“可见唐人词律之宽”、“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故唐代诗与词虽名称相同而文体形式“不同也”。
郑振铎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则讲到“我们所见的初期的词，皆是有名的文人学士之作，大都皆以典雅为归，浅鄙近俗者极少。”而《云谣集杂曲子》“却使我们明白初期的流行于民间的词调是什么样子的。其中也有很典雅的辞语，但民间的土朴之气终流露于不自觉。”有的词，“其设想畴辞，都未脱田间的泥土的气息。”他在自己所校的《云谣集杂曲子》跋中又说：“唐五代词存于今者，于《花间》、《尊前》及《二主》词、《阳春集》外，寥寥可数。今此本复现人间，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的大幸！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
“《云谣集》为唐人写辑之词，凡三十首，向藏于敦煌石窟，为千余年来所未传之秘笈，而亦词总集之莩甲也”（赵叔雍《云谣集杂曲子》跋）。“其为词朴拙可喜，询倚声椎轮大辂，且为中土千余年来未睹之秘籍。”（朱孝臧语）。
《云谣集》原有两卷，20世纪初，在中国敦煌藏经洞打开、敦煌遗书重新面世之际，《云谣集》写卷和其他敦煌写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窃走，后分藏于英、法国家博物馆。到1912年日本人狩野直喜游欧洲时录得斯坦因部分盗卷，1920年左右被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所见，从此，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关注和研究此集。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分赴英法搜寻《云谣集》原卷，并予以校订。从20和30年代，中国先后出现的校本主要有如下几本：
罗振玉之《敦煌零拾》（这是国内第一个《云谣集》刻本，录词18首，不全，1924源于日本狩野直喜绿元. 从伯希和处所得《云谣集》斯卷影片。）；
朱孝臧之《彊村丛书》（又一个《云谣集》早期印本）录词亦18首，不全，源于董康先生欧游时所录《云谣集》伦敦本之录文和吴佰宛之相同印本）；
刘复编《敦煌掇琐》所收《云谣集》巴黎本，录词14首；
《彊村遗书》，由朱孝臧与其弟子将《彊村丛书》所录18首词和《敦煌掇琐》所收词14首合二为一，删除重复的词作2首后，共辑录词作30首。这是国内第一个《云谣集》足本。
30年代后，中国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校本。与此同时，中国港、台地区亦有相关研究《云谣集》的新校本，如：饶宗颐的《敦煌曲》中有《云谣集》录校（1971）；潘重规编有《敦煌云谣集新书》（1977）；沈英名编有《敦煌云谣集新校订》（1979）等。
其中，朱孝臧校、龙沐勋跋之《云谣集杂曲子》是国内第一足本。而郑振铎编《中国文学史》之际亦校完了《云谣集杂曲子》，即郑振铎之《世界文库》本（1936），这是国内第一个有句读本。后来的校本都开始标句读，如冒广生本、 唐圭璋本 、王重民本、任二北本等。其中冒广生极自己几十年读词、编词之功力，用古人增、减、摊、破之法，将《云谣集》30首予以“新斟”，并断定其词为北宋写本而非唐人写本，还将许多词作与后来的宋词相比较、印证，并自认为《竹枝子》即《虞美人》；《柳青娘》即《渔家傲》；《拜新月》即《内家娇》；《喜秋天》即《巫山一片云》等。此校本与其他校本差异较大，但其考证不足、臆断太多。
郑振铎在校完《云谣集》的同时，对敦煌出土的其他曲子词亦予以了高度重视，他对罗振玉所编之《敦煌零拾》所载曲子词（非《云谣集》作品），加以句读，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如〔叹五更〕、〔孟姜女〕、〔十二时〕等民间杂曲。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第37章“五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第五条唐代的“民间歌赋”里对与《云谣集杂曲子》同时发现于敦煌的民间杂曲，予以了摘录赏析：
鱼歌子 上王次郎
春雨微，香风少，帘外莺啼声声好。伴孤屏，微语笑，寂对前庭悄悄。
当初去向郎道，莫保青娥花容貌。恨惶交，不归早，教妾□在烦恼
雀踏技
叵耐灵鹊多满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王国维于1920年，在校注“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时，也曾录得《云谣集》以外之唐人古词六首发表（附在敦煌所出《春秋后语》之卷纸背），其中两首如下：
西江月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却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五梁台上月，一片玉无瑕。迤逦看归西海去。横云出来不敢遮。瑷逮绕天涯。
（王国维1913年初发现时注明为《望江南》，1920年发表时误做《西江月》）
对《云谣集》最早的评论，可能要算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的开篇之语了：“镂玉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
王国维曾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首，其中第三首是题咏《云谣集》的：“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茂倩漫收双绝句，教坊原有《凤归云》。”但此诗只是表明作者觉得《云谣集》和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及崔令钦《教坊记》所收乐曲有一定关系，而缺乏具体评论。他在《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中还曾写到：“……案此八调名，均见崔令钦《教坊记》所载曲名中。《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国子司业崔令钦，为隋宏农太守宣度之五世孙，则其人当生玄、肃二宗时；《教坊记》记事讫于开元，亦足推其时代。则此八曲固开元教坊旧物也矣。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有滕潜《凤归云》二首，皆七言绝句，此则为长短句；此犹唐人乐府见于《花间》、《尊前》者，则多为长短句。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故不同也。《天仙子》，唐人皇甫松所作者不叠，此则有二叠；《凤归云》二首，句法与用韵各自不同，然大体相似，可见唐人词律之宽。《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已抗行……”
可以看出王国维也希望通过对《云谣集杂曲子》的研究，总结出唐代词作的部分规律，如“可见唐人词律之宽”、“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故唐代诗与词虽名称相同而文体形式“不同也”。
郑振铎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则讲到“我们所见的初期的词，皆是有名的文人学士之作，大都皆以典雅为归，浅鄙近俗者极少。”而《云谣集杂曲子》“却使我们明白初期的流行于民间的词调是什么样子的。其中也有很典雅的辞语，但民间的土朴之气终流露于不自觉。”有的词，“其设想畴辞，都未脱田间的泥土的气息。”他在自己所校的《云谣集杂曲子》跋中又说：“唐五代词存于今者，于《花间》、《尊前》及《二主》词、《阳春集》外，寥寥可数。今此本复现人间，可称研究唐五代词者的大幸！抑其中作风尽多沉郁雄奇者，不全是靡靡之音。苏辛派的词，我们想不到在唐五代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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