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士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

“人不吃饭不行”。

吃饭，是任何一个物种繁衍和生存最必要的物质条件。如果说，吃饭的重要性是人生而知之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大费口舌，那么问题的关键无疑在于“如何才能吃上饭”。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要想吃上饭，首先必须有粮食。粮食不外乎有两种来源：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通过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农业生产劳动，用人的汗水和勤劳来获得生存所需的食物资源；二是本身不直接参加食物的生产过程，通过暴力掠夺或商业交换的方式，间接地满足他生命中的这个基本需要。如果说，古代的游牧民族和现代的工业文明，也包括后现代的消费社会，都可以通过掠夺和交换来获得它们存在的物质基础，那么对于投生于农业文明中“不幸的农民”来说，也就不可能再有其他事情会比耕地种庄稼还重要。而这一点，也是中国农业文明在解决吃饭问题时最重要的思路和智慧，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想吃上饭，就要种庄稼。
中国的农业文明尽管发生很早，它的生产技术在古代世界中也一直遥遥领先，但由于它的自然地理条件不是太好，所以为了能够从吝啬的大自然中获得足够的食物，就必须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依靠集体的劳动和创造才能生存下去。在古代哲人的理想中，即使是贵为帝王，也应该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先秦时代的农家特别提倡的“君臣并耕”，就是这种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的一种描述。这种农业文明的理念在中国是深入人心的，根据典籍记载，上古时代最初一批榜上有名的君王，都是“既躬耕，亦稼穑”的。而后代的帝王，尽管大都又懒又馋得不可救药，但在每年春耕开始的时候，他们仍然会象征性地当一回农夫。

不劳动或少劳动就要灭亡。在先秦诸子中，把这种生存的危机感讲得最深刻的是墨子。在墨子看来，只有国家在物质基础上真正富强起来，一个民族才能避免失败或走向灭亡的命运。一个农夫不耕地，就有人要挨饿，一个妇女不织纫，就有人会受寒。真有墨子讲的这么玄乎么？今天的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但对此是不必过于执的，因为隐含在哲人话语背后的那份焦虑、迫切和良苦用心，才是我们应予充分注意的。在古代社会中，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标准，与今天人们所使用的GDP完全不同，而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地种得如何，在他们的土地上可以收获多少庄稼。和一个懂得“池塘积水须防旱，田土深耕足养家”（《增广贤文》）的农夫一样，古代中国那些成熟的大政治家，从土地的耕作就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全部秘密。对农民不种地而去从事第三产业，也是古代有眼光的政治家最耽心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基本上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来说，仅仅开荒种地搞生产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人力、地力和其他自然条件的局限，无论怎样劳动，庄稼的收成总是有限的。因而，自很早的时候起，早熟的中国民族就明白了勤俭节约的意义。也就是说，要想生存下去，既要促生产以“开源”，以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还要抓消费以“节流”，以便使有限的粮食能够发挥出更多的热能。由此可知，对于中国农业文明来说，吃饱饭的两个基本条件就是：（一）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二）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支。对此加以引申，农业文明的生活理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要尽可能地从事生产和劳动，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由于无论人的生命力还是大自然所能提供的劳动对象都是有限的，因而农业社会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要节俭地消费，以便使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可以养活更多的劳动者。然而，在所有重要事情中最重要的却是，如何叫每一个成员都明白这个农业文明中的真理。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就像西方人每餐必感谢主的恩赐一样，这句源于《朱子家训》的名言，也具有同样深远厚重的寓意。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农夫劳动的艰辛，或者说不要忘记自己的幸福生活是如何来之不易。从史乘上的周公旦用《七月》教化成王，到历代官员提出的各种“重农桑”之策，再到不同朝代的世家们恪守的“耕读为本”信条，都是要把农业文明的基本理念贯彻到个体的生命意识中。一方面，由于只有体验过农业劳动艰辛的人们，才会真正地爱惜一切劳动果实，因而它在上层社会的主要表现是“珍惜劳动成果”。而李绅的《锄禾》诗，之所以成为中国儿童的发蒙之作，就在于它以最朴素的语言和形象，把这个农业文明的生活理念逼真地表现出来。一个在三岁诵读之中就懂得了劳动艰难不易的人，当然可以为他日后更好地融入农业社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这个对农业文明来说更加朴素的真理，因而，对农业文明自身的延续和发展来说，另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当然是要从小培养每一个人的“热爱劳动”意识，或者说在社会上养成一种“劳动者最光荣”的普遍信念。这个优良的民族传统在古代中国一直保留着，在明清时代的儿童读物中，仍可以见到诸如“坐吃如山崩，游嬉则业荒”（《重定增广》）、“一日春工十日粮，十日春工半年粮”（《增广贤文》）、“早起二朝当一工，一勤天下无难事”（《训蒙增广改本》）、“勤，懿行也，君子敏于德义，世人则借勤以济其贪；俭，美德也，君子节于货财，世人则借俭以饰其吝”、“清贫乃读书人顺境，节俭即种田人丰年”（《围炉夜话》）等格言。在所谓“牛可耕，马可乘，好吃懒做，不如畜牲”（《训蒙增广改本》）这句话中，它甚至被提高到了“人兽之辨”的哲学高度。只是在20世纪的一百年风雨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才日渐模糊起来。而其中是非，也是一言难尽的。

在我看来，中国农民在历史实践中的悲惨现实，就在于中国农业文明本身的理念有问题。中国农业文明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一）积极地生产和（二）消极地消费两方面，也可以分别把它们称为劳动哲学和消费哲学。
这种劳动和消费哲学本身，也许并没有错，只是在对它们的过分强调中，使得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问题可以这样来发现，说“积极地生产”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李绅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悯农》）这就说明了农民饥苦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耕地的努力不努力。另一方面，就“消极地消费”而言也是如此。自古以来，中国农民都是世界上消费最少的人们。远的不说，只要上过《梁生宝买稻种》这一课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真正的农民是如何节俭的。由此可知，根本问题不是出在农民身上，而是中国古代政治家为他们设计的生活理念有问题。也就是说，仅仅凭借勤劳的双手和艰苦奋斗的理想，而又想过上幸福的生活，在逻辑上就是不能成立的。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讲，一个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却只注意到其中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而对于分配与交换环节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这就是中国农业文明理念在逻辑上的致命硬伤。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国农民最大的不幸就在于，首先是执掌着分配大权的官府的“豪夺”，其次则是控制着市场的商贾的“取巧”，一来二往，农民一年到头的劳动，也就被盘剥得精光了。与商业文明特别重视交换环节的意义完全不同，由于实际生产力的低下等原因，一种理想的分配体制才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核心。因而这个分配环节，无论如何都是中国思想家不应该和不能够忽视的东西。关于分配环节的重要性，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张光直先生对中国青铜时代有一个出色的研究，就是发现青铜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用来铸造礼器（如权力象征的九鼎等），而不是用来制造劳动工具和军事武器的。如果说，劳动工具和武器的目的在于从事生产和掠夺，那么礼器的惟一的用途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它发挥作用的空间主要是在庙堂之上，而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控制和分配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由于受《锄禾》诗的影响，和许多人一样，最初我也总是以为农民种地最辛苦，但后来却渐渐地发现，农民更大的痛苦其实恰恰来自收获之后。“锄禾日当午”是一种阳光下的事业，它虽然有筋肉上的劳累和辛苦，但毕竟是“吃亏吃在明处”，因而也就容易解释和排遣。而在分配过程中，所有和庄稼直接相关的当事人却回避了，因而它完全是一种黑暗中的工程。而个中的明枪暗箭和机关重重，也不是四肢发达的体力劳动者所能捉摸的。我敢说，无数的农民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他们种地的技术那么高超，在劳动中又那么不惜体力和汗水，但为什么就是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解决。在无论怎样勤劳还是无济于事之后，农夫们，还有一些喜欢代农夫立言的诗人，他们的眼光也就越来越注意到种地之外的分配环节上：

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皮日休《橡媪叹》）

手推呕哑车，朝朝暮暮耕。

未曾分得谷，空得老农名。（曹邺《其四怨》）

正是由于这个黑暗的分配过程，一直在农夫眼前晃来晃去、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粮食，却忽然变戏法一样地无影无踪了。

由此可知，把生产劳动看作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头等大事，特别是哲人为农夫提供的勤俭节约生活方式，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此顺便补充的是，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以为工人的贫穷完全是由于他们的懒惰等，而它的荒谬与混淆黑白，与中国哲人强调勤俭节约显然是有一种家族类似的。）在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叫“不劳而获”，它所指称的那些历史的与现实的内容，没有一点儿是可以纳入墨子简单而朴素的哲学框架的。

早在几千年前的周代大田里，辛勤耕作了一年的农夫就已经提出这样的疑问：

不稼不穑，胡瞻尔庭有县廛兮？

而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对劳动者最大的刺激莫过于，出尽牛马力耕种一年，也确实“多收了三五斗”，但在东家和官府的一阵算盘珠响之后，他们实际所获依然是可怜得伤心。在更加严重的饥饿和匮乏面前，老实巴交的农夫不得不开始思考。他们发现，不是自己耕作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被窃取了。这个窃取者就是《国风》中的“硕鼠”，“誓将去汝，适彼乐土”，由此亦可知，至少在周代的农夫就已觉悟到，他们的幸福出路在于如何摆脱这些不劳而食者。这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真实根源。统观历代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理想，而主要是因为生理性的饥饿所点燃的。他们的斗争口号无一例外地是“均田地”和“均贫富”。

如果说劳动环节主要是人与自然打交道，那么分配环节则主要发生在人与人即人与社会之间。把这两个方面相比较，不难发现后者的更加艰辛和不幸。在前者尽管有劳动者体力上的艰辛和肉体扭曲的痛苦，但由于它还部分地肯定了生命的生命创造力量，如一个农夫在秋天收获他在春夏两季的汗血，因而这种肉体上的异化也就是相对容易忍受的。而后者则完全不是这样，此时决定人的生活需要的已不再是个体的体力和品质，而是人们实际占有的生产资本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分配体制。在这里政治利益完全摧毁了生命的自然需要，而蕴藏在分配过程中的种种巧取豪夺、弱肉强食和严重的不公平，才是造成“几家欢乐几家愁”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再引申一点，李绅的《锄禾》问题也在于此，它仅仅揭示了生产过程中的辛劳，把农民劳动的辛苦理解为农业社会的最大不幸，而对于更加复杂的食物分配过程中的苦难，却未曾注意到。它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分粮食的痛苦，是远远重于种粮食的种种劳动艰辛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历史上许多灭顶之灾，往往不是由于物质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而恰是因为一小部分人的绝对富有和绝大多数人的绝对贫困造成的。而忽视了这一点，显然就忽略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最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