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史笔山水”的写实品格与形态
作者：王志清
【内容提要】
陆游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国运特点和时代风气，决定了陆游个人的命运，奠定了陆游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也决定了陆游诗歌创作的写实性的崇尚和特点，形成了他以诗纪实、以诗当史的诗美执著和审美取向，其山水诗与杜甫同样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而可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关键词】 陆游 史笔山水 写实品格
陆游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
笔者杜撰“史笔山水”一词来概括，并非故出惊人语。因为，在笔者对诸多山水诗大家的研究中发现，用于评论陆游的山水诗，实在没有比“史笔”更恰切的了。换言之，用“史笔山水”来解读，才能更精当地描绘其山水诗的“山村史”的诗风特点，才能更精要地把握其山水诗与杜甫同样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进而可将其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一
陆游的诗篇富以万计，其存诗的四分之三强，乃是山林田园之咏，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人以其“翠岭明露，碧溪初月”[1] 的诗风，记录其山水的游历史和心史，具有“史”的意义。
别林斯基认为：“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 陆游所处时代观，战火遍燃，山河缺瓯，民族矛盾始终是南宋社会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后人研究陆游所特别关注的敏感话题。
陆游的深哀巨痛与杜甫酷似，其诗歌写实性特点以及此特点的形成，也与杜甫酷似。国家多难，报国无路，共同的遭遇使陆游与屈、杜发生了精神上的同游。正如清御选《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说：“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本，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此与甫之诗何以异哉？”今人认为：陆游“他是继承了屈原那种反抗误国的权臣、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同时也继承了杜甫那种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据势力并揭露当时种种弊政的严正立场。”[3] 陆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很接近于杜甫的。他始终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其诗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前人也曾许以一代“诗史”的称号（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一云：“《剑南集》可称诗史”）。宋帝国的半壁河山沦于异族的统治之下，陆游自小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然而，其一生五佐郡，四奉祠，屡起屡落，政治上始终不得开展，特别是他仕途坎坷主要是力主抗金的原因。一心报国的英雄却壮志难酬而空度岁月，因此诗人备感寂寞和悲哀，却又无可奈何，其精神状态就必然与晚年飘泊夔州的唐代爱国诗人杜甫在精神上发生了联系，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执著发生了内心的呼应。
陆游罢归山阴，后到夔州做通判，旋即从戎南郑，这一段时间，是陆游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时期，其追求的破灭，由热望跌入失望，却在跌宕反激之中深化了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4]P79 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巨变：“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这种变化不只是指诗歌题材的转变，也不只是早年“藻绘”为工变而为宏肆奔放的风格变化，而主要是忧国念时的主调的确立，是其以诗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面影的创作自觉的形成。
宋亡之后不久，林景熙在所作《书陆放翁诗卷后》之题诗，对陆游继承杜甫的传统给予高度评价，也是从其诗的“史”的价值方面来吟咏的：
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承平麾节半海宇，归来镜曲盟鸥沙。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已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诗中沉痛地追悼陆游，以“诗中有史”而推誉陆游的高风，从其爱国主题的诗歌来看其诗“史”的意义。明胡应麟说他每读陆、林二人的诗“未尝不为滴泪”，足见其感人之深。从爱国主义诗歌方面看，陆游用诗歌记录了沦陷区人民对故国之师的期待：“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也用诗歌写南宋军民不甘屈服的气概：“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写抗战军民厉兵秣马的豪迈：“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即便是在老病僵卧之时，尚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奇情壮思。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乃是雪耻报仇，恢复国土，因此有关抗金战争的幻想就更多，也更为壮丽，诗人以“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出塞曲》)夸张宋军北伐的阵势。
国运特点和时代风气，决定了陆游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陆游诗歌创作的写实性特点，奠定了陆游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即便是其山水诗，也形成了写实的崇尚，形成了他以诗纪实的诗美追求和审美取向。即便是其远离政治、也远离了朝廷的山水田园诗，陆游的山水田园诗也主要是这样的审美原则和创作形态。而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一生坎坷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在其纪实性的诗歌中（包括山水田园诗）展示出来的。
二
陆游的爱国主义题材的诗具有“史笔”的性质，其山田园水诗何以也具有此特征的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陆游生性癖好山水。陆游十三、四时读陶潜、王维诗，竟“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6] 自十四岁时，即有游览山水的雅兴，渴慕名士的隐居生活，而往来云门诸山之间，其诗有云：“少年慕黄老，雅志在山林。火食亦免强，宁有婚宦心？”（《古风》）二十余岁时，更是放浪山水，任侠慕隐，“少时酒隐东海滨，结交尽是英豪人”（《夏夜大醉醒后为感》）。具有典型文士人格的陆游，一生转徙放任，尽在好山好水间。诗人自冠冕任职日起，就多在福建、四川、浙江、江西等奇丽锦绣之地，《宋史·陆游传》里记载说，宋孝宗在派任陆游时，都会考虑到他的山水癖好，宋孝宗对即去知严州的陆游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为官在外时，时常怀念故乡山水，说：“予居镜湖北渚，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自奉诏紬史，年不复见此，寝饭皆无味。”[5]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陆游丢官归田，闲处山阴三山故居，面山临湖，尽享一方绝好山水，诗人心远尘嚣，宠辱偕忘，不外是“雨笠烟蓑自灌园”（《恩赐龟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其诗序云：“予老益厌事，思自放于山巅水涯，与世相忘”。[6] 禀性气质最宜于清风明月、歌赋樽酒间的陆游，在欲达不达、勿隐就隐的尴尬中，索性取“乐道安贫”的态度，诗人自咏道：“无才屏朝迹，有乖宜野处。平生万里心，收敛卧环堵”（《中夜起出门，月露浩然，归坐灯下有赋》）。事实上，在其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山水酷好和融洽的程度，也绝不亚于陶潜和王维。
不饥不寒万事足，有山有水一生闲。（《书怀》）
一生看尽佳风月，不负湖山不负身。（《秋日杂咏》）
从来抵死爱湖山，敢料天教半世闲。（《夏初湖村杂题》）
省户归来不计年，悠然高卧镜湖边（《高卧》）
要识放翁新得意，蓼花多处钓舟横。（《功名》）
虽然陆游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结构的突出特征是执著功名、热心抗战，但他的典型文士的特殊性情，又决定了他对于山水的久盛不衰的雅志。而山水游览和山水审美，则成为他名士风流的标志，成为其表现脱俗高蹈的形式，成为愉悦性情、排遣心志的有效途径。因此，他对山水的酷爱，特别重视精神上的满足，陆游心满意得地写道：
放翁真个是村翁，钓渭耕莘事不同。
蹴蹋烟云两茫屩，凭陵风雪一蓬笼。
——《村翁》
水舟上时皆绿水，短筇到处即青山。
二十四考中书令，不换先生半日闲。
——《闲中自咏》
诗人几乎是以消解自我意志、理智为代价而实现了对于山水田园的顺应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转变，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与整个自然混同一体了。因而，其山水诗则自然适应了他的社会生活和生命精神的具体写照。
其次，是陆游的师承渊源。这也是我们所要着重论述的。
从诗的流派上说，陆游的诗自江西诗派出。江西诗派所崇奉的“一祖三宗”，这“一祖”正是杜甫。杨万里评陆游的诗说：“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7] 正道出了陆游在继承诗歌传统方面的根源。
陆游54岁出蜀东归途中曾有二咏：
其一《楚城》：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其二《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
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在陆游所崇拜的古代诗人中，屈原、杜甫以其爱国忧世之心而成为陆游的异代知音。非常有意味的是，成都杜甫草堂把陆游与杜甫同列。工部祠内正中为清代建塑的杜甫泥像，东西两侧，分别是清代所塑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和南宋诗人陆游。为什么要塑黄、陆像来配杜甫像呢?我们从祠内清人的一副对联里可以找到古人的解释：“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这里让黄、陆升堂而入室，是因为黄、陆二人都是后世学杜的最高成就者，亦可称之为贤哲；而且与杜甫一样，黄、陆都不是蜀人但都曾经寓居蜀地，写下不少吟咏蜀中风物的诗篇，而且又“去蜀而不忘蜀”。这样“同列”的理解和构思，是后人对陆游来说是极高的赞誉。
陆游学杜，这是显见的事实，为所有的陆游论者所众口一词。而陆游学杜，是有一个层递和推进的线索，溯流而上即为：曾几——韩驹——黄庭坚——杜甫。《四库全书•总目茶山集提要》称：“魏庆之《诗人玉屑》云：茶山之学，出于韩子苍，盖韩驹诗法得自庭坚，而庭坚又刻意以学杜甫，句律渊源，递相祖述，其实一而已矣。后几之举，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殆有出蓝之誉。然几诗风骨高骞，而含蓄深远，介乎豫章剑南之间。”在陆游的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老师莫过于曾几。陆游少时与曾几“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 [8]他对曾几的“活法”说一直津津乐道，直到70岁时还对曾几授予他的“文章切勿参死句”（《赠应秀才》）。然而，陆游的艺术个性和才力却又不是江西诗派所能牢笼的。所以他很快就超越了曾几、吕本中等师辈的成就，而以明朗瑰丽的语言、奔放磊落的情调而与江西诗风分道扬镳。
陆游诗学起步江西派，形成了讲究诗外功夫、言之有物的创作审美取向。其重视人生阅历、生活体验的创作习惯和追求，即便是在他退居山阴农村后，虽然也刻意仿效陶渊明恬淡的生活态度和陶诗平淡的诗美风格，但是，他的那些山水田园诗，明显不同于陶渊明的是，其以诗当史的自觉与执著。或者说，诗人潜在的纪实性意识规范着他的取材和表现。今人研究认为：“陆游认为自己一生思想变化皆在诗里，井希望后人能从其诗中了解他一生的忧患苦衷，给予公正评价。”因此，“中年以后，特别是晚年，他几乎天天写诗，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且在诗集的编排上，皆以时间先后为次，这就为研究陆游的思想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资料。这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和材料依据上，借助于陆游的诗文作品以研究其思想的状况是可行的。”[9] 我们此引，意在从其创作的指导思想上来佐论，论证陆游具有“史笔”抒写的自觉性，其诗也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
三
陆游六十岁归隐后的二十年里，有诗七千余首，基本上是以山水田园为题材的。朱东润先生分析指出：“由于对现实的不满，陆游有时想到抛弃这个现实世界。他不想谈国家大事了，止谈一些农村的生活。”朱先生举陆游的《倚杖》诗来论证说，“可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要想逃避现实，正和要想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那是永远随在你身后的，在阴影下，有时似乎不易看见，止要透出一线的光耀来，影子立即出现。他不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和你无可分割地联系在一处。”[10] P200-201尽管陆游已经满目桑麻，甚至也竭力回避政治，但是，如影相随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恢复”意愿，使其山水田园诗必然是写实的品格，具有了“山村史”的形态，而可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一是行踪游历的记录。
蛰居山阴将近二十年，一旦挂冠闲处，其生活内容，其生活接触面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整日临镜湖，面云门，傍若耶溪，其所发现和表现唯有局限于山村草野而已。一则是“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舟中作》）的可看，名山胜迹“终老看不厌”；一则是诗人情绪乐观，精力特别充沛，赋闲在家，非常喜欢走动，到处联络，四出访谒，广交朋友，或者借宿，或者寻访。因此，使其诗多“过”、“游”和“行”的内容与形态。其《过村店有感》云：
细篾络丹柿，枯篱悬碧花。
炊烟生旅灶，野水漱寒沙。
栖鸟争投树，归牛自识家。
恍然游蜀路，搔首忆天涯。
这类漫游诗写得超然忘情，逍遥洒脱，，多自然状态的游踪纪行式的格局。他的这些“过”诗特别多，几近百首，如《过湖上僧庵》、《过绿杨桥》、《过江山县浮桥有感》、《过武连县北柳池安国院煮泉试日铸顾渚茶院有二泉皆甘寒传云唐僖宗幸蜀在道不豫至此饮泉而愈赐名报国灵泉云》、《过能仁光孝寺欲访听老会府中速客遂不果入》、《过夷陵适值祈雪与叶使君清饮谈括苍旧游既行舟中雪作戏成长句奉寄》、《过茱萸舖青松朱户前临大道绝似西陲亭驿怅然有作》等，其诗集中以《过邻家》为题的古体就有十数首之多。陆游的此类诗均为“即目”所见“直寻”所得也，诗人重视纯粹倚赖客观“寓目辄书”的特点，乃是传统山水文化深层内蕴规范的必然。
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千里亘大野，句践之所荒。
春雨桑柘绿，秋风粳稻香。村村作蟹椵，处处起鱼梁。
陂放万头鸭，园复千畦姜。舂碓声如雷，私债逾官仓。
禹庙争奉牲，兰亭共流觞。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
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
星驰入侯家，那惜黄金偿？湘湖莼菜出，卖者环三乡。
何以共烹煮？鲈鱼三尺长。芳鲜初上市，羊酪何足当！
镜湖滀众水，自汉无旱蝗。重楼与曲槛，潋滟浮湖光。
舟行以当车，小伞遮新妆。浅坊小陌间，深夜理丝簧。
我老述此诗，妄继古乐章；恨无季札听，大国风泱泱。
——《稽山行》
我欲游蓬壶，安得身插羽；我欲隐嵩华，叹息非吾土。
会稽多名山，开迹自往古；岂惟颂刻秦，乃有庙祀禹。
山形舞鸾凤，泉脉流湩乳。家家富水竹，处处生兰杜。
方舟泛曹娥，健席拂天姥，朱楼入烟霄，白塔临云雨，
修梁看龙化，遗箭遣鹤取。茶荈可作经，杨梅亦著谱，
湖蓴山蕨辈，一一难遽数。终年游不厌，冰玉生肺腑。
诵诗有樵童，乞字到俚妪。况复青青衿，盛不减邹鲁。
古诗三千篇，安知阙吴楚；土风聊补亡，吾言岂夸诩。
——《会稽行》
此类诗多赋写，多散文化的白描，在表述形态上，多述景，多出率直之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人信步而行，信笔而录，远近游目，辗转生发，达情务尽。诗人忠实地表现了直觉经验的内容，融物态变幻于时空交合之际，物象随游目而流转，按意志而胪列，山水田园在时间的流逝顺序中逐一展开，多渐次式，仿佛长镜头扫描，真可谓“富艳难踪”。而且，我们在其诗中读出了类似魏晋风度“率性自然”。其诗篇还为我们具现出一种“闲适”心态形成的外在环境，因为生存环境适合人居的优越，诗人处于生存的极度自在之中。沈德潜在《古诗源》里说谢灵运诗“经营惨淡，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刻意精工的美学追求，使其作品中的景象物态极富自然原生态美感。陆游的山水诗，虽然没有标举其师法康乐的热衷，而却具有了同样的“一归自然”的写实品格。
二是山水田园风俗的记录。
陆游诗中，时不时地要说些如“此身真在画图间”（《入城舟中作》）之类。竹篱茅舍之景，躬耕渔钓之事，四季阴晴昏曙之幻变，安贫乐道之旨趣，诗人“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文心雕龙》)。查慎行《得树楼杂钞》说陆诗“好用越中土物俗语”，生动地表现了纤浓的风俗画意和牧歌情调。
破晓凭鞍野兴浓，鹭飞先我过村东。
绿针细细稻浮水，绛雪纷纷花舞风。
陌上秋千喧笑语，担头粔籹簇青红。
谁知老子悲回意，绝爱山横淡霭中。
——《九里》
儿童随笑放翁狂，又向湖边上野航。
鱼市人家满斜日，菊花天气近新霜。
重重红树晚山秋，猎猎青帘社酒香。
邻曲莫辞同一醉，十年客里过重阳。
——《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
阡陌行人，市井万家，远树山村，竹马纸鸢，……陆游这些诗，多风俗画性质的写生，表现出来的安闲意态与平和情调，自然动人，已经全然不是以“野”趣为主要审美内容的自然形态了。从诗学的角度说，心目相触，即景会心，生成捕捉当下的随机情境，生成入境而起兴的表现状态。诗人心闲性静，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其精神主体在与自然生活和整个自然山水获得了高度的内在一致，“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人从天然的风俗景致中，发现了与他那恬淡的心境、闲逸的情趣所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山阴之山水也就成为其可以会心解意的心灵原野。陆游的诗中还有《初春杂兴》、《柳桥秋夕》、《游山西村》、《雨后至近村》、《幽居初夏》、《小立》、《稽山行》等等，画意、画趣及设色、构图，都有着鲜明的风俗画意，民情风俗几尽囊括，既刻画出山水形貌，又传达了风俗淳情，满目融融和乐的升平气象，成为诗人社会理想的艺术物态。
三是现实心态的记录。
赵瓯北对陆游推崇备至且研察深透，他在对陆游生活际遇的变化与其诗风的变化同步考察后指出，陆游入蜀后“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可是，放翁自蜀东归，“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4]P93 “至七十以后，正值开禧用兵，放翁方治东篱，日吟咏其间，不复论兵事。其诗有云：‘不须强预国家忧，亦莫妄陈帷幄筹。’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4]P91-92 赵瓯北认为，老庄道学的人生态度，使其在亲和山水、肆意田园时找到了安身立命、顺时践世的精神依托。陆游豪迈地唱道：“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作诗人”（《初冬杂咏》）。《剑南诗稿》六十三卷中有十首古风，题为《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用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生动地透露出他自觉追随王维的意向，传达了类似王诗的隐味逸趣。陆游的《夏日六言》、《柳桥晚眺》、《夜归》、《山园书触目》等诗以王维的境界为境界，他在《杂兴》中吟咏道：
散发林间万事轻，梦魂安稳乞和平。
只知秋菊有佳色，那问荒鸡非恶声。
达士招呼同啸傲，福人分付与功名。
一篇说尽逍遥理，始信蒙庄是达生。
一方面，以老庄“清静无为”为哲学基础的山水文化，在促成陆游精神回乡的同时，强化了他的主体精神和独立人格，使他把田园山林放大成宇宙，内化为自由人格。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则如影相随，使他始终未能歇尽雄心，而时多杜甫式的抒情。如在山水诗中常常窜出“一身报国有万死”（《夜泊水村》）、“逆胡末灭心末平”（《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之类的句子来，这样时常深衷毕露的表达，更类杜甫的山水诗。
春深桃李争时节，千围红云万堆雪。
东风一夜吹欲空，曲径平池烂如缬。
城门猎猎双青旗，羲和促辔西南驰。
中原未有澄清日，志士虚捐少壮时。
——《暮春叹》
纵辔江皋送夕辉，谁家井臼映荆扉？
隔篱犬吠窥人过，满箔蚕饥待叶归。
世态十年看烂熟，家山万里梦依稀。
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
——《过野人家有感》
此类诗如杜甫的山水诗一样好作身世之想。生性本来就偏激而横恣，不堪承受政治上的打击，他变得更加的孤愤抑郁，即便置身好山好水，也不可能忘情投入，热躁亢奋之气而登山则满于山，慷慨悲壮之情而临海则溢于海，亦使他的有些诗作难免不因任性使气而有伤情致，有种“理过其辞”的哲味。朱东润在其《陆游传》里举例说明陆游虽然归隐而壮心不已，用了陆游的《初冬感怀》诗：
落叶扫还积，断鸿飞更鸣。
羸躯得霜健，老眼向书明。
水瘦河声壮，萁枯马力生。
竟为农夫死，白首负功名。
朱东润分析说：“这首律诗的前半首，好象是‘满眼桑麻’了，但是一读到第五句，你就会看到陆游止是原来的陆游”。[10]P201 第五句“腹转”，杜甫就最常用此法。这也使其诗如杜甫山水诗那样上下两部分并不十分的协调和融，一分为二则可成二绝句。虽也依稀可见出景情间的内在联系，终有些浮离，有些擎揣的生硬，因而削弱了艺术的整体美。“心灵始终萦挂于社稷疆场，而形骸终致归宿田野山林，这就是贯穿于陆游整个生命过程的精神的与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交织与击撞，也就是陆游艺术生命旺盛不衰的根本动力。”[11]P667他往往把巨大的思想情感压缩在一首短诗里。他的写法，往往是从山村草野的琐细入手，来展示广阔的农村生活的历史图画。其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议论融入叙事中，因此，这也使其诗中的山水景物硬性与某种理念对接，成为其情意排泄需要的盛载物。故而，陆游的不少的山水田园诗，有些简直就是杜诗山水的翻版。
总之，陆游的山水诗具有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德本意识对陆游的强有力的干预和规范，强化了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促成他归隐之后的山水诗创作，在精神回乡的同时，依然师法杜甫而具有“史笔”抒写的自觉，生成了以诗当史的执著。因而，与杜甫同样，陆游的山水诗也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
参考文献：
[1]明·毛晋.剑南诗稿跋[M]
[2]别林斯基.《莱蒙托夫诗集》序[A],别林斯基选集[M]第二卷,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3]游国恩、李易.陆游诗选·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陆游.跋韩晋公牛[A],渭南文集[M]卷二十九
[6]陆游.京口唱和序[A]渭南文集[A]卷十四
[7]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A]之一，诚斋集[M]卷二
[8]陆游.跋曾文清公奏议稿[A]，渭南文集[M]卷三十
[9]邱鸣皋.陆游评传·前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
[10]朱东润.陆游传[M],海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
[11]许总.宋诗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原载】 《中州学刊》2007.5
【内容提要】
陆游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国运特点和时代风气，决定了陆游个人的命运，奠定了陆游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也决定了陆游诗歌创作的写实性的崇尚和特点，形成了他以诗纪实、以诗当史的诗美执著和审美取向，其山水诗与杜甫同样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而可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关键词】 陆游 史笔山水 写实品格
陆游的山水诗具有鲜明的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
笔者杜撰“史笔山水”一词来概括，并非故出惊人语。因为，在笔者对诸多山水诗大家的研究中发现，用于评论陆游的山水诗，实在没有比“史笔”更恰切的了。换言之，用“史笔山水”来解读，才能更精当地描绘其山水诗的“山村史”的诗风特点，才能更精要地把握其山水诗与杜甫同样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进而可将其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一
陆游的诗篇富以万计，其存诗的四分之三强，乃是山林田园之咏，内容极其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人以其“翠岭明露，碧溪初月”[1] 的诗风，记录其山水的游历史和心史，具有“史”的意义。
别林斯基认为：“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 陆游所处时代观，战火遍燃，山河缺瓯，民族矛盾始终是南宋社会最受人关注的问题，也是后人研究陆游所特别关注的敏感话题。
陆游的深哀巨痛与杜甫酷似，其诗歌写实性特点以及此特点的形成，也与杜甫酷似。国家多难，报国无路，共同的遭遇使陆游与屈、杜发生了精神上的同游。正如清御选《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说：“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本，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此与甫之诗何以异哉？”今人认为：陆游“他是继承了屈原那种反抗误国的权臣、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同时也继承了杜甫那种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据势力并揭露当时种种弊政的严正立场。”[3] 陆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很接近于杜甫的。他始终关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其诗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前人也曾许以一代“诗史”的称号（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一云：“《剑南集》可称诗史”）。宋帝国的半壁河山沦于异族的统治之下，陆游自小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然而，其一生五佐郡，四奉祠，屡起屡落，政治上始终不得开展，特别是他仕途坎坷主要是力主抗金的原因。一心报国的英雄却壮志难酬而空度岁月，因此诗人备感寂寞和悲哀，却又无可奈何，其精神状态就必然与晚年飘泊夔州的唐代爱国诗人杜甫在精神上发生了联系，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执著发生了内心的呼应。
陆游罢归山阴，后到夔州做通判，旋即从戎南郑，这一段时间，是陆游思想的飞跃与升华时期，其追求的破灭，由热望跌入失望，却在跌宕反激之中深化了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清人赵翼所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4]P79 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巨变：“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这种变化不只是指诗歌题材的转变，也不只是早年“藻绘”为工变而为宏肆奔放的风格变化，而主要是忧国念时的主调的确立，是其以诗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面影的创作自觉的形成。
宋亡之后不久，林景熙在所作《书陆放翁诗卷后》之题诗，对陆游继承杜甫的传统给予高度评价，也是从其诗的“史”的价值方面来吟咏的：
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轻裘骏马成都花，冰瓯雪碗建溪茶。承平麾节半海宇，归来镜曲盟鸥沙。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已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
诗中沉痛地追悼陆游，以“诗中有史”而推誉陆游的高风，从其爱国主题的诗歌来看其诗“史”的意义。明胡应麟说他每读陆、林二人的诗“未尝不为滴泪”，足见其感人之深。从爱国主义诗歌方面看，陆游用诗歌记录了沦陷区人民对故国之师的期待：“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也用诗歌写南宋军民不甘屈服的气概：“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写抗战军民厉兵秣马的豪迈：“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即便是在老病僵卧之时，尚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奇情壮思。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乃是雪耻报仇，恢复国土，因此有关抗金战争的幻想就更多，也更为壮丽，诗人以“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出塞曲》)夸张宋军北伐的阵势。
国运特点和时代风气，决定了陆游个人的命运，也决定了陆游诗歌创作的写实性特点，奠定了陆游关注现实生活的自觉，即便是其山水诗，也形成了写实的崇尚，形成了他以诗纪实的诗美追求和审美取向。即便是其远离政治、也远离了朝廷的山水田园诗，陆游的山水田园诗也主要是这样的审美原则和创作形态。而陆游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一生坎坷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在其纪实性的诗歌中（包括山水田园诗）展示出来的。
二
陆游的爱国主义题材的诗具有“史笔”的性质，其山田园水诗何以也具有此特征的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陆游生性癖好山水。陆游十三、四时读陶潜、王维诗，竟“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6] 自十四岁时，即有游览山水的雅兴，渴慕名士的隐居生活，而往来云门诸山之间，其诗有云：“少年慕黄老，雅志在山林。火食亦免强，宁有婚宦心？”（《古风》）二十余岁时，更是放浪山水，任侠慕隐，“少时酒隐东海滨，结交尽是英豪人”（《夏夜大醉醒后为感》）。具有典型文士人格的陆游，一生转徙放任，尽在好山好水间。诗人自冠冕任职日起，就多在福建、四川、浙江、江西等奇丽锦绣之地，《宋史·陆游传》里记载说，宋孝宗在派任陆游时，都会考虑到他的山水癖好，宋孝宗对即去知严州的陆游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陆游为官在外时，时常怀念故乡山水，说：“予居镜湖北渚，每见村童牧牛于风林烟草之间，便觉身在图画。自奉诏紬史，年不复见此，寝饭皆无味。”[5]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陆游丢官归田，闲处山阴三山故居，面山临湖，尽享一方绝好山水，诗人心远尘嚣，宠辱偕忘，不外是“雨笠烟蓑自灌园”（《恩赐龟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其诗序云：“予老益厌事，思自放于山巅水涯，与世相忘”。[6] 禀性气质最宜于清风明月、歌赋樽酒间的陆游，在欲达不达、勿隐就隐的尴尬中，索性取“乐道安贫”的态度，诗人自咏道：“无才屏朝迹，有乖宜野处。平生万里心，收敛卧环堵”（《中夜起出门，月露浩然，归坐灯下有赋》）。事实上，在其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山水酷好和融洽的程度，也绝不亚于陶潜和王维。
不饥不寒万事足，有山有水一生闲。（《书怀》）
一生看尽佳风月，不负湖山不负身。（《秋日杂咏》）
从来抵死爱湖山，敢料天教半世闲。（《夏初湖村杂题》）
省户归来不计年，悠然高卧镜湖边（《高卧》）
要识放翁新得意，蓼花多处钓舟横。（《功名》）
虽然陆游的人生态度、人格精神结构的突出特征是执著功名、热心抗战，但他的典型文士的特殊性情，又决定了他对于山水的久盛不衰的雅志。而山水游览和山水审美，则成为他名士风流的标志，成为其表现脱俗高蹈的形式，成为愉悦性情、排遣心志的有效途径。因此，他对山水的酷爱，特别重视精神上的满足，陆游心满意得地写道：
放翁真个是村翁，钓渭耕莘事不同。
蹴蹋烟云两茫屩，凭陵风雪一蓬笼。
——《村翁》
水舟上时皆绿水，短筇到处即青山。
二十四考中书令，不换先生半日闲。
——《闲中自咏》
诗人几乎是以消解自我意志、理智为代价而实现了对于山水田园的顺应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转变，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与整个自然混同一体了。因而，其山水诗则自然适应了他的社会生活和生命精神的具体写照。
其次，是陆游的师承渊源。这也是我们所要着重论述的。
从诗的流派上说，陆游的诗自江西诗派出。江西诗派所崇奉的“一祖三宗”，这“一祖”正是杜甫。杨万里评陆游的诗说：“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7] 正道出了陆游在继承诗歌传统方面的根源。
陆游54岁出蜀东归途中曾有二咏：
其一《楚城》：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其二《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
中原草草失承平，戍火胡尘到两京。
扈跸老臣身万里，天寒来此听江声。
在陆游所崇拜的古代诗人中，屈原、杜甫以其爱国忧世之心而成为陆游的异代知音。非常有意味的是，成都杜甫草堂把陆游与杜甫同列。工部祠内正中为清代建塑的杜甫泥像，东西两侧，分别是清代所塑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和南宋诗人陆游。为什么要塑黄、陆像来配杜甫像呢?我们从祠内清人的一副对联里可以找到古人的解释：“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这里让黄、陆升堂而入室，是因为黄、陆二人都是后世学杜的最高成就者，亦可称之为贤哲；而且与杜甫一样，黄、陆都不是蜀人但都曾经寓居蜀地，写下不少吟咏蜀中风物的诗篇，而且又“去蜀而不忘蜀”。这样“同列”的理解和构思，是后人对陆游来说是极高的赞誉。
陆游学杜，这是显见的事实，为所有的陆游论者所众口一词。而陆游学杜，是有一个层递和推进的线索，溯流而上即为：曾几——韩驹——黄庭坚——杜甫。《四库全书•总目茶山集提要》称：“魏庆之《诗人玉屑》云：茶山之学，出于韩子苍，盖韩驹诗法得自庭坚，而庭坚又刻意以学杜甫，句律渊源，递相祖述，其实一而已矣。后几之举，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殆有出蓝之誉。然几诗风骨高骞，而含蓄深远，介乎豫章剑南之间。”在陆游的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老师莫过于曾几。陆游少时与曾几“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 [8]他对曾几的“活法”说一直津津乐道，直到70岁时还对曾几授予他的“文章切勿参死句”（《赠应秀才》）。然而，陆游的艺术个性和才力却又不是江西诗派所能牢笼的。所以他很快就超越了曾几、吕本中等师辈的成就，而以明朗瑰丽的语言、奔放磊落的情调而与江西诗风分道扬镳。
陆游诗学起步江西派，形成了讲究诗外功夫、言之有物的创作审美取向。其重视人生阅历、生活体验的创作习惯和追求，即便是在他退居山阴农村后，虽然也刻意仿效陶渊明恬淡的生活态度和陶诗平淡的诗美风格，但是，他的那些山水田园诗，明显不同于陶渊明的是，其以诗当史的自觉与执著。或者说，诗人潜在的纪实性意识规范着他的取材和表现。今人研究认为：“陆游认为自己一生思想变化皆在诗里，井希望后人能从其诗中了解他一生的忧患苦衷，给予公正评价。”因此，“中年以后，特别是晚年，他几乎天天写诗，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且在诗集的编排上，皆以时间先后为次，这就为研究陆游的思想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资料。这就是说，在研究方法上和材料依据上，借助于陆游的诗文作品以研究其思想的状况是可行的。”[9] 我们此引，意在从其创作的指导思想上来佐论，论证陆游具有“史笔”抒写的自觉性，其诗也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
三
陆游六十岁归隐后的二十年里，有诗七千余首，基本上是以山水田园为题材的。朱东润先生分析指出：“由于对现实的不满，陆游有时想到抛弃这个现实世界。他不想谈国家大事了，止谈一些农村的生活。”朱先生举陆游的《倚杖》诗来论证说，“可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要想逃避现实，正和要想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那是永远随在你身后的，在阴影下，有时似乎不易看见，止要透出一线的光耀来，影子立即出现。他不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和你无可分割地联系在一处。”[10] P200-201尽管陆游已经满目桑麻，甚至也竭力回避政治，但是，如影相随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恢复”意愿，使其山水田园诗必然是写实的品格，具有了“山村史”的形态，而可作为诗之《东京梦华录》来读。
一是行踪游历的记录。
蛰居山阴将近二十年，一旦挂冠闲处，其生活内容，其生活接触面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整日临镜湖，面云门，傍若耶溪，其所发现和表现唯有局限于山村草野而已。一则是“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舟中作》）的可看，名山胜迹“终老看不厌”；一则是诗人情绪乐观，精力特别充沛，赋闲在家，非常喜欢走动，到处联络，四出访谒，广交朋友，或者借宿，或者寻访。因此，使其诗多“过”、“游”和“行”的内容与形态。其《过村店有感》云：
细篾络丹柿，枯篱悬碧花。
炊烟生旅灶，野水漱寒沙。
栖鸟争投树，归牛自识家。
恍然游蜀路，搔首忆天涯。
这类漫游诗写得超然忘情，逍遥洒脱，，多自然状态的游踪纪行式的格局。他的这些“过”诗特别多，几近百首，如《过湖上僧庵》、《过绿杨桥》、《过江山县浮桥有感》、《过武连县北柳池安国院煮泉试日铸顾渚茶院有二泉皆甘寒传云唐僖宗幸蜀在道不豫至此饮泉而愈赐名报国灵泉云》、《过能仁光孝寺欲访听老会府中速客遂不果入》、《过夷陵适值祈雪与叶使君清饮谈括苍旧游既行舟中雪作戏成长句奉寄》、《过茱萸舖青松朱户前临大道绝似西陲亭驿怅然有作》等，其诗集中以《过邻家》为题的古体就有十数首之多。陆游的此类诗均为“即目”所见“直寻”所得也，诗人重视纯粹倚赖客观“寓目辄书”的特点，乃是传统山水文化深层内蕴规范的必然。
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千里亘大野，句践之所荒。
春雨桑柘绿，秋风粳稻香。村村作蟹椵，处处起鱼梁。
陂放万头鸭，园复千畦姜。舂碓声如雷，私债逾官仓。
禹庙争奉牲，兰亭共流觞。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
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
星驰入侯家，那惜黄金偿？湘湖莼菜出，卖者环三乡。
何以共烹煮？鲈鱼三尺长。芳鲜初上市，羊酪何足当！
镜湖滀众水，自汉无旱蝗。重楼与曲槛，潋滟浮湖光。
舟行以当车，小伞遮新妆。浅坊小陌间，深夜理丝簧。
我老述此诗，妄继古乐章；恨无季札听，大国风泱泱。
——《稽山行》
我欲游蓬壶，安得身插羽；我欲隐嵩华，叹息非吾土。
会稽多名山，开迹自往古；岂惟颂刻秦，乃有庙祀禹。
山形舞鸾凤，泉脉流湩乳。家家富水竹，处处生兰杜。
方舟泛曹娥，健席拂天姥，朱楼入烟霄，白塔临云雨，
修梁看龙化，遗箭遣鹤取。茶荈可作经，杨梅亦著谱，
湖蓴山蕨辈，一一难遽数。终年游不厌，冰玉生肺腑。
诵诗有樵童，乞字到俚妪。况复青青衿，盛不减邹鲁。
古诗三千篇，安知阙吴楚；土风聊补亡，吾言岂夸诩。
——《会稽行》
此类诗多赋写，多散文化的白描，在表述形态上，多述景，多出率直之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人信步而行，信笔而录，远近游目，辗转生发，达情务尽。诗人忠实地表现了直觉经验的内容，融物态变幻于时空交合之际，物象随游目而流转，按意志而胪列，山水田园在时间的流逝顺序中逐一展开，多渐次式，仿佛长镜头扫描，真可谓“富艳难踪”。而且，我们在其诗中读出了类似魏晋风度“率性自然”。其诗篇还为我们具现出一种“闲适”心态形成的外在环境，因为生存环境适合人居的优越，诗人处于生存的极度自在之中。沈德潜在《古诗源》里说谢灵运诗“经营惨淡，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刻意精工的美学追求，使其作品中的景象物态极富自然原生态美感。陆游的山水诗，虽然没有标举其师法康乐的热衷，而却具有了同样的“一归自然”的写实品格。
二是山水田园风俗的记录。
陆游诗中，时不时地要说些如“此身真在画图间”（《入城舟中作》）之类。竹篱茅舍之景，躬耕渔钓之事，四季阴晴昏曙之幻变，安贫乐道之旨趣，诗人“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文心雕龙》)。查慎行《得树楼杂钞》说陆诗“好用越中土物俗语”，生动地表现了纤浓的风俗画意和牧歌情调。
破晓凭鞍野兴浓，鹭飞先我过村东。
绿针细细稻浮水，绛雪纷纷花舞风。
陌上秋千喧笑语，担头粔籹簇青红。
谁知老子悲回意，绝爱山横淡霭中。
——《九里》
儿童随笑放翁狂，又向湖边上野航。
鱼市人家满斜日，菊花天气近新霜。
重重红树晚山秋，猎猎青帘社酒香。
邻曲莫辞同一醉，十年客里过重阳。
——《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
阡陌行人，市井万家，远树山村，竹马纸鸢，……陆游这些诗，多风俗画性质的写生，表现出来的安闲意态与平和情调，自然动人，已经全然不是以“野”趣为主要审美内容的自然形态了。从诗学的角度说，心目相触，即景会心，生成捕捉当下的随机情境，生成入境而起兴的表现状态。诗人心闲性静，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其精神主体在与自然生活和整个自然山水获得了高度的内在一致，“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人从天然的风俗景致中，发现了与他那恬淡的心境、闲逸的情趣所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山阴之山水也就成为其可以会心解意的心灵原野。陆游的诗中还有《初春杂兴》、《柳桥秋夕》、《游山西村》、《雨后至近村》、《幽居初夏》、《小立》、《稽山行》等等，画意、画趣及设色、构图，都有着鲜明的风俗画意，民情风俗几尽囊括，既刻画出山水形貌，又传达了风俗淳情，满目融融和乐的升平气象，成为诗人社会理想的艺术物态。
三是现实心态的记录。
赵瓯北对陆游推崇备至且研察深透，他在对陆游生活际遇的变化与其诗风的变化同步考察后指出，陆游入蜀后“志盛气锐，真有唾手燕、云之意。其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可是，放翁自蜀东归，“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4]P93 “至七十以后，正值开禧用兵，放翁方治东篱，日吟咏其间，不复论兵事。其诗有云：‘不须强预国家忧，亦莫妄陈帷幄筹。’是固无复有功名之志矣。”[4]P91-92 赵瓯北认为，老庄道学的人生态度，使其在亲和山水、肆意田园时找到了安身立命、顺时践世的精神依托。陆游豪迈地唱道：“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作诗人”（《初冬杂咏》）。《剑南诗稿》六十三卷中有十首古风，题为《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用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生动地透露出他自觉追随王维的意向，传达了类似王诗的隐味逸趣。陆游的《夏日六言》、《柳桥晚眺》、《夜归》、《山园书触目》等诗以王维的境界为境界，他在《杂兴》中吟咏道：
散发林间万事轻，梦魂安稳乞和平。
只知秋菊有佳色，那问荒鸡非恶声。
达士招呼同啸傲，福人分付与功名。
一篇说尽逍遥理，始信蒙庄是达生。
一方面，以老庄“清静无为”为哲学基础的山水文化，在促成陆游精神回乡的同时，强化了他的主体精神和独立人格，使他把田园山林放大成宇宙，内化为自由人格。另一方面，现实政治则如影相随，使他始终未能歇尽雄心，而时多杜甫式的抒情。如在山水诗中常常窜出“一身报国有万死”（《夜泊水村》）、“逆胡末灭心末平”（《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之类的句子来，这样时常深衷毕露的表达，更类杜甫的山水诗。
春深桃李争时节，千围红云万堆雪。
东风一夜吹欲空，曲径平池烂如缬。
城门猎猎双青旗，羲和促辔西南驰。
中原未有澄清日，志士虚捐少壮时。
——《暮春叹》
纵辔江皋送夕辉，谁家井臼映荆扉？
隔篱犬吠窥人过，满箔蚕饥待叶归。
世态十年看烂熟，家山万里梦依稀。
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
——《过野人家有感》
此类诗如杜甫的山水诗一样好作身世之想。生性本来就偏激而横恣，不堪承受政治上的打击，他变得更加的孤愤抑郁，即便置身好山好水，也不可能忘情投入，热躁亢奋之气而登山则满于山，慷慨悲壮之情而临海则溢于海，亦使他的有些诗作难免不因任性使气而有伤情致，有种“理过其辞”的哲味。朱东润在其《陆游传》里举例说明陆游虽然归隐而壮心不已，用了陆游的《初冬感怀》诗：
落叶扫还积，断鸿飞更鸣。
羸躯得霜健，老眼向书明。
水瘦河声壮，萁枯马力生。
竟为农夫死，白首负功名。
朱东润分析说：“这首律诗的前半首，好象是‘满眼桑麻’了，但是一读到第五句，你就会看到陆游止是原来的陆游”。[10]P201 第五句“腹转”，杜甫就最常用此法。这也使其诗如杜甫山水诗那样上下两部分并不十分的协调和融，一分为二则可成二绝句。虽也依稀可见出景情间的内在联系，终有些浮离，有些擎揣的生硬，因而削弱了艺术的整体美。“心灵始终萦挂于社稷疆场，而形骸终致归宿田野山林，这就是贯穿于陆游整个生命过程的精神的与现实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交织与击撞，也就是陆游艺术生命旺盛不衰的根本动力。”[11]P667他往往把巨大的思想情感压缩在一首短诗里。他的写法，往往是从山村草野的琐细入手，来展示广阔的农村生活的历史图画。其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议论融入叙事中，因此，这也使其诗中的山水景物硬性与某种理念对接，成为其情意排泄需要的盛载物。故而，陆游的不少的山水田园诗，有些简直就是杜诗山水的翻版。
总之，陆游的山水诗具有写实性的品格和形态。德本意识对陆游的强有力的干预和规范，强化了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促成他归隐之后的山水诗创作，在精神回乡的同时，依然师法杜甫而具有“史笔”抒写的自觉，生成了以诗当史的执著。因而，与杜甫同样，陆游的山水诗也具有“史笔”的文本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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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别林斯基.《莱蒙托夫诗集》序[A],别林斯基选集[M]第二卷,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3]游国恩、李易.陆游诗选·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陆游.跋韩晋公牛[A],渭南文集[M]卷二十九
[6]陆游.京口唱和序[A]渭南文集[A]卷十四
[7]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A]之一，诚斋集[M]卷二
[8]陆游.跋曾文清公奏议稿[A]，渭南文集[M]卷三十
[9]邱鸣皋.陆游评传·前言[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
[10]朱东润.陆游传[M],海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
[11]许总.宋诗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
【原载】 《中州学刊》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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