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之、弦之、歌之、舞之──《诗经选讲》导读
作者:林桂榛
《诗经》本来只称《诗》,是一部周代的诗歌总集(部分可能商末的作品,如《商颂》),后来列为了儒家经典,自西汉时代就直接称《诗经》了,就如《易》又称《易经》一样(《易经》还称《周易》)。就象一个人的青春少年时代总是喜欢诗一样,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早期文明,自有了正式的文字后,周代的华夏先人对生活世界的感受与记载也往往喜欢付诸诗歌这种形式,(所以有“史诗”的说法)。而周代的朝廷又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和民风民俗,所以周王室曾派人到周天子所分封的各个国家、地区采集民歌等诗歌作品,历史上叫做“采诗”,或者也称“采风”,故《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duó)徇[巡]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诗经》,就是大约西周初年至春秋时代的优秀诗歌之汇编,现在存世的《诗经》大约编定在春秋时代,距今大约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周代的《诗经》原来有三千多篇,并且说当时传世的《诗经》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和编删,是孔子把三千多篇选编为三百多篇的。《诗经》究竟有没有经过孔子的实际选编或删节,因为没有十分充足的证据或史料,所以我们也已不得而知了(孔子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样的话,见《论语·子罕》,此表明孔子整理过《诗经》等)。但《诗经》最初的篇目比三百多篇还要多,应是符合历史真相的。不过现在传世的《诗经》却只有三百零五篇了,加上《小雅》里有篇名而无文辞的六篇则为三百十一篇(该六篇称“笙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和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一致,和春秋晚期以及战国、秦汉时代也基本一致,也就是只有三百多篇精华而已,所以古人往往取其整数而说“诗三百”,比如孔子称“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司马迁则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诗经》里的诗,在周代(前1046-前256)是用来歌唱的,往往配上音乐和舞蹈,所以古人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毛诗故训传》)。但是因为乐曲难以历史性地保存和传播,所以配套的曲子都失传了,只留下了诗的文字部分。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原文,实际上就是周代歌曲的歌词而已,所以它们都是有韵律的;即使按现在的音去读,不少篇章也依然呈现出显著的节奏感。这三百零五篇诗作,一向被编为三部分:《风》、《雅》、《颂》,其中《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风》多为民歌性质,《小雅》多为宴歌性质,《大雅》多为赞歌性质,《颂》多为祭歌性质。风→小雅→大雅→颂,它们依次越来越庄重、严肃、恢弘,即诗的人文精神或情意气质逐步具有崇高性和超越性:由民间的一般生活上升到贵族以及朝廷的宴饮、礼赞,再上升到对祖先或天地神灵的庄严祭祀……
《诗经》的编排结构或内容分类是风、雅、颂,而《诗经》的主要写作手法或修辞方式则是赋、比、兴。前者指题材,后者指词章,统称为“六义”。《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那么究竟何为赋、比、兴呢?朱熹在《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本义是聚敛、聚集,这里指集中地叙述景状或抒发情意,聚焦式地予以吟唱或咏叹;“比”的本义是亲近、紧密,这里指类比、比喻、援例、引申等;“兴”的本义是起、作,意思是引发、感发、作兴、兴起等。《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叙述雎鸠的亲昵相伴,再叙述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这就叫“兴”(xìng);《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是借硕鼠来暗喻贪婪的盘剥者,这就是“比”;《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就是诗人情感的直接咏叹与抒发,这就是典型的“赋”。
打个通俗的比方,《诗经》里的风、雅、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通俗歌曲”、“高雅歌曲”、“严肃歌曲”;而《诗经》里的赋、比、兴,则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着说”、“暗着说”、“弯着说”。“兴”就是托物兴起、借景抒情,而“比”是两相类比、借此言彼,《诗经》里先“兴”、“比”再“赋”的写作手法随处可见,尤其是“比兴”的手法在《国风》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然赋、比、兴往往是交叉运用)。南朝的锺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是从自然现象的景物或景象开始咏叹的,然后再进入对人的生活事件与内心世界的咏叹,具有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交融的显著特征,我们称其为有鲜明而清新的“自然主义”倾向。古人概括说:“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这种由自然景物、自然景象感发到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或者“物—我”的印象与感情相互投射的艺术情趣,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与审美意象,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秦汉以来的汉语诗歌乃至戏曲等,都深受其影响,故《诗经》堪称中国文学艺术的鼻祖与泉源。
《礼记·王制》说周代的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经》在春秋时代是文化教育的必修内容,所以《论语》、《史记》中有不少涉及孔子与《诗经》的内容。比如《论语•泰伯》记载孔子主张人文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论语·阳货》则分别记载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为”指学习和实践)。《论语·阳货》又记载他告戒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诗歌是人文教育的开始,它不仅至少可以让我们多识记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且可以感发和培养人的情感与美德,教给我们许多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培养我们从事政治的思想能力、语言能力。——春秋战国时代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是要频频援引《诗经》《尚书》来说理的,不学《诗经》那怎么行呢?学了不灵活运用又怎么行呢?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诗经》在人文教育、文化生活乃至国家政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诗经》自然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了。秦亡汉兴以后,汉王朝对历史文化非常重视,并下令收集、整理经过战国的动荡以及秦的“焚书坑儒”而侥幸遗存的各种儒家典籍(包括诸子百家),崇尚儒家思想和讲习儒家经典的风气又一度兴起。西汉时期对《诗经》的讲习和传授主要有四家,叫做《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chuán),《鲁诗》为鲁人申培公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毛诗》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前二者因国而命名,后二者因姓而命名,毛亨、毛苌则又分别称大毛公、小毛公)。齐、鲁、韩三家在西汉兴盛一时,汉武帝时就被立为了官学,并设立了博士。但经过东汉至魏晋这段时期,齐、鲁、韩三家传(zhuàn)竟逐渐衰微了,到南宋竟完全亡佚了,仅有一本叫《韩诗外传》的书流传至今。所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相反,《毛诗》虽然晚出一些,但它讲究训诂和名物制度,历史感比较强,工夫比较扎实,所以在文化界流传了不少。到了东汉,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以《毛诗》为主,汲取和融合齐、鲁、韩三家诗的精当之处,为《毛诗》作了进一步的注(世称《毛诗郑笺》),《毛诗》于是就逐渐盛行起来,并慢慢压倒了齐、鲁、韩三家,故《隋书》称隋代“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到了唐代,当时的经学大师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作《毛诗正义》,与另外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统称《五经正义》,被列为钦定的官方讲经教材,于是《毛诗》就更为广泛流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其实就是《毛诗》这一派的本子。汉初大毛公毛亨所作的《诂训传》(世称《毛诗故训传》),东汉郑玄所作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所作的《毛诗正义》,现在都流传于世。——《毛诗》是不是毛公所传,《毛诗故训传》究竟是大毛公毛亨还是小毛公毛苌所作,历史上也有争议,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说:“《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後则众说争矣。”
清代被刊入《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是孔颖达在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的基础上作的进一步注疏,它保留了毛传、郑笺的原有内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挥,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正义》开篇说“汉毛享传、郑元[玄]笺、唐孔颖达疏”。孔颖达《毛诗正义》是古代注释《诗经》的最权威著作,也是现今研究《诗经》的最重要参考书。历代注释或研究《诗经》的著作极多,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有62种。除《毛诗故训传》、《毛诗笺》、《毛诗正义》这三种极重要外,注解《诗经》的重要著作还有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和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诗经》不仅含有大量的古代文献材料与历史信息,而且《诗经》它那优美的文辞、淳厚的情感,也依然滋润、涵养着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艺术与人文精神。《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培养知书达礼的博雅君子,熏陶日常生活的风雅情意,增进我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了解、体认,绵延对华夏悠久文明的传承、光大,是我们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和目标,故《诗经》不可不读。
《风》一百六十篇,《雅》一百零五篇,《颂》四十篇,《风》、《雅》、《颂》的二级目录如下表,记忆口诀是:⑴ 周召邶鄘,卫王郑风;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百六诗篇,悠悠国风。⑵ 鹿鸣嘉鱼,鸿雁南山;谷风甫田,鱼藻小雅;文王生民,荡之什啊;百零五篇,三一大雅。⑶ 周颂鲁颂,还有商颂;人神共颂,四十大颂!
周召邶鄘,卫王郑风;(周南、召shào南、邶bèi风、鄘yōng风、卫风、王风、郑风)
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guì风、曹风、豳bīn风)
百六诗篇,悠悠国风。(一百六十篇诗啊,悠悠曼曼是国风)
鹿鸣嘉鱼,鸿雁南山;(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
谷风甫田,鱼藻小雅;(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这些是小雅啊)
文王生民,荡之什啊;(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荡之什)
百零五篇,三一大雅。(一百零五篇雅,三十一篇大雅)
周颂鲁颂,还有商颂;(周颂、鲁颂、商颂)
人神共颂,四十大颂。(颂人颂神,四十颂)
《诗经》本来只称《诗》,是一部周代的诗歌总集(部分可能商末的作品,如《商颂》),后来列为了儒家经典,自西汉时代就直接称《诗经》了,就如《易》又称《易经》一样(《易经》还称《周易》)。就象一个人的青春少年时代总是喜欢诗一样,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早期文明,自有了正式的文字后,周代的华夏先人对生活世界的感受与记载也往往喜欢付诸诗歌这种形式,(所以有“史诗”的说法)。而周代的朝廷又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和民风民俗,所以周王室曾派人到周天子所分封的各个国家、地区采集民歌等诗歌作品,历史上叫做“采诗”,或者也称“采风”,故《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duó)徇[巡]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诗经》,就是大约西周初年至春秋时代的优秀诗歌之汇编,现在存世的《诗经》大约编定在春秋时代,距今大约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周代的《诗经》原来有三千多篇,并且说当时传世的《诗经》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和编删,是孔子把三千多篇选编为三百多篇的。《诗经》究竟有没有经过孔子的实际选编或删节,因为没有十分充足的证据或史料,所以我们也已不得而知了(孔子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样的话,见《论语·子罕》,此表明孔子整理过《诗经》等)。但《诗经》最初的篇目比三百多篇还要多,应是符合历史真相的。不过现在传世的《诗经》却只有三百零五篇了,加上《小雅》里有篇名而无文辞的六篇则为三百十一篇(该六篇称“笙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和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一致,和春秋晚期以及战国、秦汉时代也基本一致,也就是只有三百多篇精华而已,所以古人往往取其整数而说“诗三百”,比如孔子称“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司马迁则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诗经》里的诗,在周代(前1046-前256)是用来歌唱的,往往配上音乐和舞蹈,所以古人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毛诗故训传》)。但是因为乐曲难以历史性地保存和传播,所以配套的曲子都失传了,只留下了诗的文字部分。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原文,实际上就是周代歌曲的歌词而已,所以它们都是有韵律的;即使按现在的音去读,不少篇章也依然呈现出显著的节奏感。这三百零五篇诗作,一向被编为三部分:《风》、《雅》、《颂》,其中《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风》多为民歌性质,《小雅》多为宴歌性质,《大雅》多为赞歌性质,《颂》多为祭歌性质。风→小雅→大雅→颂,它们依次越来越庄重、严肃、恢弘,即诗的人文精神或情意气质逐步具有崇高性和超越性:由民间的一般生活上升到贵族以及朝廷的宴饮、礼赞,再上升到对祖先或天地神灵的庄严祭祀……
《诗经》的编排结构或内容分类是风、雅、颂,而《诗经》的主要写作手法或修辞方式则是赋、比、兴。前者指题材,后者指词章,统称为“六义”。《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那么究竟何为赋、比、兴呢?朱熹在《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本义是聚敛、聚集,这里指集中地叙述景状或抒发情意,聚焦式地予以吟唱或咏叹;“比”的本义是亲近、紧密,这里指类比、比喻、援例、引申等;“兴”的本义是起、作,意思是引发、感发、作兴、兴起等。《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叙述雎鸠的亲昵相伴,再叙述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这就叫“兴”(xìng);《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是借硕鼠来暗喻贪婪的盘剥者,这就是“比”;《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就是诗人情感的直接咏叹与抒发,这就是典型的“赋”。
打个通俗的比方,《诗经》里的风、雅、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通俗歌曲”、“高雅歌曲”、“严肃歌曲”;而《诗经》里的赋、比、兴,则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着说”、“暗着说”、“弯着说”。“兴”就是托物兴起、借景抒情,而“比”是两相类比、借此言彼,《诗经》里先“兴”、“比”再“赋”的写作手法随处可见,尤其是“比兴”的手法在《国风》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然赋、比、兴往往是交叉运用)。南朝的锺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是从自然现象的景物或景象开始咏叹的,然后再进入对人的生活事件与内心世界的咏叹,具有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交融的显著特征,我们称其为有鲜明而清新的“自然主义”倾向。古人概括说:“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这种由自然景物、自然景象感发到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或者“物—我”的印象与感情相互投射的艺术情趣,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与审美意象,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秦汉以来的汉语诗歌乃至戏曲等,都深受其影响,故《诗经》堪称中国文学艺术的鼻祖与泉源。
《礼记·王制》说周代的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经》在春秋时代是文化教育的必修内容,所以《论语》、《史记》中有不少涉及孔子与《诗经》的内容。比如《论语•泰伯》记载孔子主张人文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论语·阳货》则分别记载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为”指学习和实践)。《论语·阳货》又记载他告戒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诗歌是人文教育的开始,它不仅至少可以让我们多识记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且可以感发和培养人的情感与美德,教给我们许多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培养我们从事政治的思想能力、语言能力。——春秋战国时代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是要频频援引《诗经》《尚书》来说理的,不学《诗经》那怎么行呢?学了不灵活运用又怎么行呢?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诗经》在人文教育、文化生活乃至国家政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诗经》自然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了。秦亡汉兴以后,汉王朝对历史文化非常重视,并下令收集、整理经过战国的动荡以及秦的“焚书坑儒”而侥幸遗存的各种儒家典籍(包括诸子百家),崇尚儒家思想和讲习儒家经典的风气又一度兴起。西汉时期对《诗经》的讲习和传授主要有四家,叫做《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chuán),《鲁诗》为鲁人申培公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毛诗》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前二者因国而命名,后二者因姓而命名,毛亨、毛苌则又分别称大毛公、小毛公)。齐、鲁、韩三家在西汉兴盛一时,汉武帝时就被立为了官学,并设立了博士。但经过东汉至魏晋这段时期,齐、鲁、韩三家传(zhuàn)竟逐渐衰微了,到南宋竟完全亡佚了,仅有一本叫《韩诗外传》的书流传至今。所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相反,《毛诗》虽然晚出一些,但它讲究训诂和名物制度,历史感比较强,工夫比较扎实,所以在文化界流传了不少。到了东汉,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以《毛诗》为主,汲取和融合齐、鲁、韩三家诗的精当之处,为《毛诗》作了进一步的注(世称《毛诗郑笺》),《毛诗》于是就逐渐盛行起来,并慢慢压倒了齐、鲁、韩三家,故《隋书》称隋代“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到了唐代,当时的经学大师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作《毛诗正义》,与另外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统称《五经正义》,被列为钦定的官方讲经教材,于是《毛诗》就更为广泛流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其实就是《毛诗》这一派的本子。汉初大毛公毛亨所作的《诂训传》(世称《毛诗故训传》),东汉郑玄所作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所作的《毛诗正义》,现在都流传于世。——《毛诗》是不是毛公所传,《毛诗故训传》究竟是大毛公毛亨还是小毛公毛苌所作,历史上也有争议,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说:“《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後则众说争矣。”
清代被刊入《十三经注疏》的《毛诗正义》,是孔颖达在毛亨《毛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的基础上作的进一步注疏,它保留了毛传、郑笺的原有内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与发挥,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正义》开篇说“汉毛享传、郑元[玄]笺、唐孔颖达疏”。孔颖达《毛诗正义》是古代注释《诗经》的最权威著作,也是现今研究《诗经》的最重要参考书。历代注释或研究《诗经》的著作极多,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有62种。除《毛诗故训传》、《毛诗笺》、《毛诗正义》这三种极重要外,注解《诗经》的重要著作还有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和清代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
《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诗经》不仅含有大量的古代文献材料与历史信息,而且《诗经》它那优美的文辞、淳厚的情感,也依然滋润、涵养着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艺术与人文精神。《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培养知书达礼的博雅君子,熏陶日常生活的风雅情意,增进我们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了解、体认,绵延对华夏悠久文明的传承、光大,是我们人文教育的基本宗旨和目标,故《诗经》不可不读。
《风》一百六十篇,《雅》一百零五篇,《颂》四十篇,《风》、《雅》、《颂》的二级目录如下表,记忆口诀是:⑴ 周召邶鄘,卫王郑风;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百六诗篇,悠悠国风。⑵ 鹿鸣嘉鱼,鸿雁南山;谷风甫田,鱼藻小雅;文王生民,荡之什啊;百零五篇,三一大雅。⑶ 周颂鲁颂,还有商颂;人神共颂,四十大颂!
周召邶鄘,卫王郑风;(周南、召shào南、邶bèi风、鄘yōng风、卫风、王风、郑风)
齐魏唐秦,陈桧曹豳;(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guì风、曹风、豳bīn风)
百六诗篇,悠悠国风。(一百六十篇诗啊,悠悠曼曼是国风)
鹿鸣嘉鱼,鸿雁南山;(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
谷风甫田,鱼藻小雅;(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这些是小雅啊)
文王生民,荡之什啊;(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荡之什)
百零五篇,三一大雅。(一百零五篇雅,三十一篇大雅)
周颂鲁颂,还有商颂;(周颂、鲁颂、商颂)
人神共颂,四十大颂。(颂人颂神,四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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