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狂人形象的精神先驱
作者：王晓初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两个不朽艺术典型。一个是温文尔雅的多情公子，一位是狂爆暴烈的“迫害狂”人，似乎谈不上什么联系。然而如果穿越他们性格的外部表征，进入他们心灵的深层世界，则不难发现某种精神的血缘关系。
狂人是孤独寂寞的，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被摒弃于常人的世界之外的，但这种摒弃主要的并不是常人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自己对常人的疏离与隔绝。如果我们穿过狂人的疯言疯语，遵循常人的视角和逻辑，则不难发现：无论是把狂人关起来的大哥，还是那为狂人摸脉诊疗的医生，都是在关心他，爱护他，努力把他挽救回常人的世界。但这一切在狂人看来，却不过是为了“吃”他而“揣一揣肥瘠”。他已经背离了常人的文化语码，并且拒绝接受常人的关爱与温情(“假使那老头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正是这种拒绝，造成了狂人的孤寂。但是另一方面，狂人又并不是一个乐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孤独的隐者，而是时时关注着别人，渴望与别人沟通和理解的人。因而他随时都在察看，研究和揣摩别人的眼色，并急切地呼唤他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然而同样由于文化语码的隔膜，常人们同样也难以理解狂人，把他的这些言语和举动视为“疯子”。这样狂人便与常人处于尖锐的隔膜和对立之中，狂人也就始终感受着一种难言的孤独、寂寞、焦灼、苦闷和痛苦。
实际上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根源于他对常人价值世界的超离，而这种超离又根源于他对常人生存状态和本质的发现和思考。当他惊异于月光的明亮，认为“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他否定历史，否定自我，否定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的历程。当他进一步对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加以研究后，则更惊异的发现，这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些人也是“吃人的人”。为什么人还是“吃人的人”呢?限于狂人错乱的思维逻辑，狂人在《日记》里并来具体展开，而是以高度精炼的语育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部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宇是吃人！”——这历史之所以停滞于混沌而没有代，便因为它遵奉的“仁义道德”的笼罩；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仁义道德”的倡行，造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停滞于非人——“吃人的人”形态。正是这种发现，使狂人超离整十(中国)人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进入了一个新价值世界，即狂人所追求，所呼唤，所想往的“真的人”——即不再吃人的人的世界。由于这两种价值的隔膜与对立，能使狂人与常人虽然共同生活于一个同一的现实世界中，但在精神上却如同冰炭互不相容。所以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正根源于他对(中国)人的人生状况的历史与现实的艰辛探索与思考。虽然这种思考还比较粗疏和含混，但却寓含着作家本人对中国20世纪以前人的生存状况和本质的发现(鲁迅曾叙述过《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寥寥也。”[1]
要说明狂人是孤独寂寞的，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说明贾宝玉同样也是孤独寂寞的，却是比较困难的。贾宝玉生活在—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世族大家里又被一家老小众星捧月般奉为“宝贝”，行卧都有一大群花团锦簇的女子陪伴和服侍，似乎谈不上什么寂寞和孤独。然而在精神上贾宝玉仍然是寂寞和孤独的。贾宝玉刚出生不久，便显示出独异的精神个性。当他满周岁时，他父亲为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让他抓，谁知他其他东西一概不取，只把一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父亲已经开始不喜欢他。到宝玉渐长之后，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不但发出一些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除了《四书》，杜撰的(书)也太多呢”等一反时俗之言论，而且对帮人人珍羡的他从胎里带来标志他出身高贵与神奇的五彩晶莹的宝玉也不爱惜，生起气来便砸使摔。正是他这种怪异的性格和精神追求使一般人难以理解他。贾琏的跟班兴儿便对尤三姐这样描述他(宝玉）“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第66回）。傅试家派来向宝玉请安的两个婆子也说：“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有些呆气”(第35回)。其实不只是一般人，就是与宝玉比较亲近的父母亲、姐妹们和丫环们也不能理解他。贾宝玉的父亲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从他出生后便注定，这已如前述；而宝玉后来的个性发展，更有悖于“端方正直”的贾政对儿子建功立业的热望。因而贾政对他的训诫多于对他的关爱，对他最亲切的评价也就不过是一句“痴儿”而已（见第116回）。虽然也包含着深层的父爱，然仍不脱离—个“痴”字。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虽然疼爱他，但不过是把他作为自己终身依靠的命根子(见第23回，王夫人对贾政笞儿的声诉)，而并不能真正理解他。当黛玉初入贾府，王夫人便向她介绍说：“(宝玉)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着重号为笔者所知)实际上这代表着她对宝玉始终的评价。袭人作为贾宝玉贴身丫环，应该是接触了解室玉最多的一位女性，而且她对宝玉也的确是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宝玉出外回来稍晚一点，她不是倚门而望，便是到处寻找；宝玉的面色神气略有变异，她就先觉察得到；宝玉那块命根的通灵宝玉以及宝玉所有所用的任何东西她都非常细心地保护着经管着，她无时无处不为她的主人担着心，生怕他有一丝一毫的烦恼与灾难。”[2]然而在精神上他们仍然是隔膜的。袭人不但觉得贾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而且一旦接触到心灵的交流，便觉得宝玉“可真真有些个疯了”。(第36回)。至于那些和贾宝玉一起吟诗作赋，喝酒划拳的姐姐妹妹们(除林妹妹外）也并不能真正理解他。每当宝玉坦露自己的心曲时，便被众人批评为“不是呆话，就是癫话”的“胡说”(第71回)，因而众人“都不向他说正经话”(第3l回)。贾宝玉是孤独的，这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精神上的寂寞和孤独。这孤独贾宝玉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敏感到了。当林黛玉因父病而回扬州去探视后，宝玉便感到了“落单”，“也不和别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第13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常常在别人大红大喜的热闹中，独自品味着精神的寂寞。例如当他嫡亲姐姐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举家欢庆之时，他却“置若罔闻”，独自沉浸于知友秦钟的不幸遭遇之中，“视有若无，毫不介意”(第16回)。贾宝玉更经常的则是“时常没有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第35回)。
现在需要辨析的是贾宝玉的孤独究竟是源于他性情的“古怪”?还是源于与狂人同一的崇高而深沉的人生思考?答案的选择应该是后者。贾宝玉之所以喜欢在女儿队伍里厮混，而不愿意与冠冕男子接谈是因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一“水”一“泥”，正显示出他(她)们清纯与混浊的分野。为什么说女儿是“清纯”的，而男子是“混浊”的呢?这种女性崇拜一方面来自于宝玉对现实人生的发现与思考，一方面来自一种悠远的原始文化崇拜。就前者来说，环绕在贾宝玉周围的男子要么如贾赦、贾珍之流聚赌宿娼，骄奢淫侈，胡作非为；要么如贾雨村之类寡廉鲜耻，贪赃枉法而又空谈性理。特别是后者是他严酷的父亲要他效法的榜样。也是贾宝玉最反感的对象，其实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他们沉沦于声色名利之中煎熬着，追逐着，失去了他们原真的本性，因而贾宝玉觉得他们“浊臭逼人”。要消除这种污秽和浊臭，就需要回归原始，回归“水”。作为大荒山无稽崖女蜗所炼就的一块顽石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一番碌碌风尘之后，又回归于顽石，正象征性地隐喻出这一精神历程。女娲是中华民族神话中的原始创造之母，象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单纯、平等、慈爱和和谐。而“水”也不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更蕴含着一种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核。“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亲室也。”[3]“水善利万物而不争”[4]，都说明水涵化万物而又普惠万物的特征。正是这种纯洁而又平静不争的物质可以清净浊臭并使之复归于和谐。在贾宝玉所向往的“女蜗”意象和“水”的意象中无疑融合了老庄哲学中返朴归真的因素，但又绝不等同于老庄“绝圣弃智”的原始蛮荒，而是基于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设计。如果说现实的男人已经被声色名利所异化为非人了的话，那么女蜗、水的意象则象征着纯洁、本真的自然人性，这种自然人性并不是个性的泯灭，而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对这种本真的自然人性的恢复和重建正是贾宝玉毕生的憧憬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当贾母、王夫人等贾府的当家人入朝随祭老太妃之后，在宝玉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第62回)；这还不算，宝玉的丫环们又邀请众姑娘到怡红院开夜宴到夜深“四更时分”(第63回)。这可以说是全书最欢快也是贾宝玉最欢快的一个乐章。虽然她们大都是一些女儿们，但随着禁锢的消除和解放，从她们心灵的深渊里，也冉冉地升腾起带着沉醉与狂酣之态的酒神精神。什么礼仪，什么清规，什么戒律通通被她们置诸脑后，所有的只是万众融为一体的个性的自由解放与尽情发挥。
然而贾母和王夫人离家的时间毕竟是稀少的，更多的是严厉的管束与因循的陈规。这种管束和陈规不仅压抑了这些女儿们的个性，而且毒害了她们的心灵，从而使贾宝玉关于女儿清净洁白的憧憬成为幻想。现实中待字闺阁的女儿虽然由于还未直接参与实际的世俗事务而相对单纯一些，但是主宰着整个社会存在的男性文化却无时不刻地包围着她们，穿透着她们，诱惑着她们接受男性文化的标记。在贾宝玉周围，即使如薛宝钗、史湘云这样禀赋“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的“清净洁白”的女子，也感染了“钓名沽誉”的“国贼禄鬼”之余毒。因而贾宝玉与这些女戏子也难以达到心灵的真正沟通和交流。这种隔膜同样的源于贾宝玉对人异化为非人状态的发现与思考。
在贾宝玉的孤独寂寞中，他身边的女孩子只有林黛玉理解他，也正是这种理解铸就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如前所述，贾宝玉在小时候便已经品尝到与林黛玉分离的寂寞，而随着年轮的推移更加深了他们之间心灵的相知与感应，比如对贾宝玉喜欢“偷着吃人嘴里擦的胭脂”的毛病，袭人是以自己回家来要挟宝玉改正，而林黛玉则是一面“用自己的绢子替他擦了”，一面“匝着嘴儿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就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大家又该不得心净了。’”(第19回)虽是责备，但责备里包含着同情与理解。又如当贾宝玉被父亲教训痛打后，宝钗来看他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虽然关切，落脚点却在责备。而林黛玉则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厉害。……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虽是劝告，却落脚于与贾宝玉命运遭际的深切共鸣。而贾宝玉更是充分信赖林妹妹，把她引为唯一的知已。第23回贾宝玉偷看“邪书僻传”的《会真记》被林黛玉撞见，贾宝玉却放心地说：“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果然林黛玉接过一看，便“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正是这种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使他们心灵更加接近和亲密。第32回贾宝玉更是当着花袭人的面批评史湘云说仕途经济之类“混帐话”，赞扬林黛玉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实际上，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便是贾宝前身“神瑛侍者”的亲密伴侣，现实的林黛玉更是贾宝玉所向往的“水”的女性意象的化身。林黛玉爱“洁”，不仅把贾宝玉送她的北静王的串珠斥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而且她把这“洁”——即保持她人格的纯洁与尊严——奉为她人生的终旨和毕生的追求。她不但在葬花词中以桃花来寄寓自已的人生理想——“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而且把理想转化为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她身子虚弱，需吃燕窝，但自己毕竟是寄人篱下的外家人，故想吃，也绝不能去要(第45回)。虽然她与贾宝玉真心相爱，并在潜意识梦境里向贾母求助(第82回)，但她绝不将这梦想变为现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去求助贾母，贾母也不会成全她的心愿(梦境已经暗示)，而且还会贬损她的人格尊严。她唯一所有的就是这“洁”，因而她必须保持这唯一的资本。林黛玉是多泪的，这泪也正表示出她这弱女子对丑恶现实的抗争和对人世污淖的冲洗。例如在贾宝玉被父亲痛打后，她在宝玉赠她的手帕上题诗道：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
正是为了宝玉的不幸遭遇，为了人世的污浊她痛洒热泪。所以贾宝玉唯一的知音便是林黛玉，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心有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第81回，当贾宝玉因为迎春出嫁受苦，海棠社友飘散，大观园景萧瑟，探春远嫁而感伤落泪对，林黛玉在听了他的一番哀肠之后，也不觉“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而当紫鹃走进屋里时，“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如脂批所指出：宝玉这个“今古未有之一人”，“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他们双方都是互以对方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在贾宝玉的孤独寂寞中，与黛玉的心灵交流便成为他反抗人生的污淖寻求人生幸福的唯一慰藉与手段。他不仅早就私下里对紫鹃等人说过“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而且最后他更公开要求花袭人去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服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第98回)。当然由于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压迫，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很难直率坦诚地呈露自己的心愿，而难免不用一些“假情假意”来相互试探。结果“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又闹出许多恩怨和缠绵。不过正是这种缠绵才更显出他们爱情的细腻，深沉和委婉。实际上不只是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难以顺利地实现，更主要的是整个家庭、社会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能实现。虽然宝玉也乖戾怪异，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个失去常人理智与思维的狂人；他毕竟是贾母、王夫人的嫡传子孙，“命根人”，且又“聪明灵慧”，因而贾母王夫人是把他当作宝贝来骄宠和溺爱的。但是这种宠爱是有一定限度的，那就是不能违背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正道。例如王夫人虽然知道宝玉喜欢晴雯，但担心晴雯勾引坏了她的宝贝，便以她模样儿比别人长得标致些为由将晴雯赶出了大观园。对因此而“如丧魂魄”的宝玉也一改平时的温和与慈祥而为“回去好生念念那书！仔细明儿问你；才已发下狠了”的训斥与责备。同样对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她们也是不会赞成和同意的，虽然林黛玉作为贾母嫡亲的外孙女，曾激起过她无比爱怜。但黛玉乖僻孤独不随时入俗的个性渐渐使贾母把疼她之心冷淡下来。特别是比起“稳重和平”的薛宝钗来，林黛玉离贾母心目中的“贤德”范型，就有更远的距离。所以贾母不止一次地称赞薛宝钗，而对林黛玉的评价则是：“要赌灵性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她宝姐姐有耽待，有尽让了。”所谓“耽待”，“尽让”不过是懂规矩知名分而已。用这样的标准来为贾宝玉选择人生伴侣，自然是薛宝钗而不会是林黛玉。贾母临终时，拉着宝玉说：“我的儿，你要争气才好！”争什么气?不外乎是可以炫耀于人的建功立业，显亲扬名而已。在这一条道上，林黛玉不但不会是贾宝玉的贤内助，而且还会成为贾宝玉背离这条道路的同路人。应该说贾母对贾宝玉和林黛玉总角之情是非常清楚的。后来宝玉因紫鹃一句林妹妹要回苏州去的话而迷失本性，贾母也是明白的，但她用一句“原来是这句玩话”敷衍了过去(第57回)。再后来林黛玉也是因误听一句话而致绝粒，又误听一句话而骤然好转，众人都有些疑惑，而贾母又早已“略猜着了八九”。但她却并不促成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而是告诉邢王夫人和凤姐说：“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在一处的，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了些知觉了。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贾母后来更一语道破天机：“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宝玉)，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其实林黛玉身子虚弱并不是理由，因为她不是一时病，也一时好吗?主要是因为林黛玉“乖僻”。正是为了这一点，到林黛玉即将断气时，贾母也没有宽恕她。当林黛玉风闻宝玉宝钗的婚事而郁气伤肝，口吐鲜血，躺在床上“神气昏沉，气息微细”时，贾母看过后一面令人预备后事，一面仍责备她不懂“做女孩儿的本分”，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第97回)。
然而贾母们并不知道，在她们逼死林黛玉的同时，也就逼死了她们“命根子”的贾宝玉。贾宝玉在孤独寂寞中，是以林黛玉作为精神伴侣的，特别是随着他耳闻目睹了这世族大家里更多的罪孽和丑恶(“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己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殃”。[5])后，贾宝玉更是把林黛玉作为心灵的唯一慰藉与知音，作为他在人间寻求的唯一一线光明。林黛玉的死亡也就宣告了贾宝玉在人间的精神的死亡。虽然他的形骸还生存于人间，但是他的精神却已经随林黛玉的芳魂而飞升到另一世界。贾宝玉这种精神“死亡”，仍然是被贾母敏感到的：“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很淘气；如今因为家里的事不好，把这孩子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第108回)。不过她只捕捉住了现象，而难以体察出真正的原因。贾宝玉在听了“冰炭不投”的甄宝玉的一番“酸论”之后，由反感而失玉（魂）而发呆和傻笑，正象征性地展示出他灵魂超越凡尘而飞往“太虚幻境”的精神历程。
但是贾宝玉又难以就这样骤然超升，因为他毕竟是贾府的嫡传子孙，受过贾母、王夫人等过多的恩泽。贾宝玉曾经向林黛玉剖露心迹说：“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第28回)这种排序已经显示出贾母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虽然贾宝玉在精神上与她们是隔膜的，但是她们毕竟给了他生命，并在物质生活上为他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温暖。他还必须报答她们。所以宝玉的“玉”(魂)失(超越现实)而复得(回归现实)，最后干脆把“玉”(贮魂之器)交还和尚带走，因为他已经有了“心”。但这“心”已不再是俗世凡人之心，而是超凡脱俗之心。果然痊愈以后的贾宝玉与以前的贾宝玉判如两人，“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紫鹃开始埋怨他“无情”，“见他林妹妹灵柩回去，并不伤心落泪，见我这样痛哭，也不来劝慰，反瞅着我笑”。好不容易进来的五几也委屈宝玉没向她说一句好话。(第116回)。李纨等人则认为他入了“魔”了(见第ll8回)。实际上这种隔膜仍来源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如果说王夫天们还是站在此岸世界上的话，那么贾宝玉便已经超越到彼岸世界去了。因而人们对他根本不能理解。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贾宝玉最后步入科举考场而博取一个功名是对他先前所反对的功名利禄思想的妥胁。笔者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没有真正理解贾宝玉。其实贾宝玉与功名利禄思想始终是对立的。在他进考场前夕与薛宝钗关于“赤子之心”的论辩中．贾宝玉的“赤子之心”是要回归到“无知、无识、无贪、无忌”的太初一步地位”，即超越现实的尘网而回归于一种原始的自然人性，而薛宝钗的“赤子之心”则是“忠孝”和“不忍”，实际上就是要认可并接受既成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这种“超越”与“认可”的对立正表明贾宝玉与薛宝钗始终的原则分歧。不过在有一点上贾宝玉还是接受了薛宝钗的观点。薛宝钗说：“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正是报恩言中了贾宝玉的难言之隐，使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一第”不难是因为贾宝玉巳看过册子，知道了未来的命运；“不枉天恩祖德”则揭示了他“一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报答贾母们的恩情而已。但是这种报恩形式——“一第”又是他平生最讨厌的，只是为了使贾母们满意，他才不得不如此．因而必须“从此而止”。但是“从此而止”以后贾宝玉的出路何在昵?作为一个封建末世的贵族公子，他既不可能铤而走险成为一个山盗强梁，也难以加入一个先进的社会阶级与社会公开对抗(这样的阶级还没有产生)，因而他最后的出家隐逸回归自然便成为他必然的归宿。果然在他刚考完了科举，还未及享受它的荣华富贵(这根本不是他的目的)的一刹那，他便跟一僧一道超离了凡尘。然而这种归宿又是贾宝玉多么不情愿的事啊，他原来对人世是那样的“痴迷”；可是在这热闹的红尘里，他的愿望，他的理想又根本无法实现；因而他选择了无可选择的选择。所谓“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正说明了他满腔的痛苦和悲愤。
狂人也经历着这种痛苦和悲愤。虽然在新时代曙光的鼓舞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他已经开始与非人(“吃人”)的世界公开对抗，但是他要实现“劝转吃人的人”的目的又是何等的艰难!虽然狂人知道自己“有的是义勇和正气”，压在他身上的横梁和椽子的“沉重”是假的，但是当他去劝转人们，去诘问人们的时候，他所遇到的却只是人们的“冷笑”，“铁青”的脸和“凶狠”的眼光。由于价值观念的隔膜和对立，他们之间还缺乏对话与交流的文化语码。寻找和创造这种文化语码对狂人来说，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因而就狂人的前途来说，是继续停留于这一疯狂的世界却只能发出一些空嗣无益的呼号(如鲁迅《长明灯》中的疯子)呢?还是回归于常人的世界，去切实地研究和寻觅与他们交流对话的文化语码但同时必须放弃自己先前所发现的语言和真理呢?狂人选择了后者(“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种选择无疑也饱含着深广的忧愤，是狂人难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无可选择的选择!
虽然鲁迅先生在谈到他的《狂人日记》的创作渊源时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6]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鲁迅从小便富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I912年起他又转入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后来又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于l923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在该书中鲁迅对贾宝玉作出了深切的理解和独特的评价，贾宝玉“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鹘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虽然鲁迅对贾宝玉忧患的内涵还估计不足，但对贾宝玉寂寞孤独的精神个性却是慧眼独具地切中肯綮的。1924年在西安暑期讲学所作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鲁迅更对《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高度估价：“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确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红楼梦》的出现是空前的。它实际上是中国中古晚期带有近代色彩的人性解放思潮的延续和结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宋明以来．为适应封建专制强化统治的需要，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其核心便是“存天理．灭人欲”；即用一种虚幻僵化的外在伦理道道(“天理”)来扼杀人的内在感性欲求和个性生命(“人欲”)，使人变异为“非人”——伦理道德的木偶和奴隶。但是生生不息的人的感性生命是压抑不住的，而且越是压迫它就越是寻求着突破和解放。这样它便首先从理学内部，以王学左派的异端思想表现出来。明季“非圣无法”的思想家李贽更公开亮出了自然人性的“童心说”的旗帜。“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动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7]这种“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真心”、“真人”与贾宝玉所追求和向往的复归于“太初一步一的原始自然人性是基本一致的。但贾宝玉是通过自己充满血和泪的人生经历感悟表现出这一追求的，因而就具有更加感人的艺术力量和更加丰富的人生蕴含。可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也正是潜在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对贾宝玉的精神个性加以了现代的张扬与发展；狂人已不再像贾宝玉那样对世俗理念表现为一种装佯卖痴的冷嘲热讽，而是理直气壮的公开对抗和入木三分的深刻批判；也不再像贾宝玉那样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愿，而是旗帜鲜明地张扬自己的理想和向往。但是在源于对人生状态的发现和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孤独寂寞的精神个性，不被人理解的现实遭际和满怀悲怆的悲剧命运等方面，狂人和贾宝玉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贾宝玉构成了狂人形象的精神先驱。而从18世纪的贾宝玉到20世纪初的狂人．就正展示出我国小说艺术由古代向现代连续发展的一个侧影。
注
[1]《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
[2]太愚：《红楼梦人物论》
[3]《管子·水地篇》
[4]《老子·八章》[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7]李贽：《童心说》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两个不朽艺术典型。一个是温文尔雅的多情公子，一位是狂爆暴烈的“迫害狂”人，似乎谈不上什么联系。然而如果穿越他们性格的外部表征，进入他们心灵的深层世界，则不难发现某种精神的血缘关系。
狂人是孤独寂寞的，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被摒弃于常人的世界之外的，但这种摒弃主要的并不是常人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自己对常人的疏离与隔绝。如果我们穿过狂人的疯言疯语，遵循常人的视角和逻辑，则不难发现：无论是把狂人关起来的大哥，还是那为狂人摸脉诊疗的医生，都是在关心他，爱护他，努力把他挽救回常人的世界。但这一切在狂人看来，却不过是为了“吃”他而“揣一揣肥瘠”。他已经背离了常人的文化语码，并且拒绝接受常人的关爱与温情(“假使那老头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正是这种拒绝，造成了狂人的孤寂。但是另一方面，狂人又并不是一个乐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孤独的隐者，而是时时关注着别人，渴望与别人沟通和理解的人。因而他随时都在察看，研究和揣摩别人的眼色，并急切地呼唤他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然而同样由于文化语码的隔膜，常人们同样也难以理解狂人，把他的这些言语和举动视为“疯子”。这样狂人便与常人处于尖锐的隔膜和对立之中，狂人也就始终感受着一种难言的孤独、寂寞、焦灼、苦闷和痛苦。
实际上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根源于他对常人价值世界的超离，而这种超离又根源于他对常人生存状态和本质的发现和思考。当他惊异于月光的明亮，认为“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他否定历史，否定自我，否定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的历程。当他进一步对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加以研究后，则更惊异的发现，这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些人也是“吃人的人”。为什么人还是“吃人的人”呢?限于狂人错乱的思维逻辑，狂人在《日记》里并来具体展开，而是以高度精炼的语育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部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宇是吃人！”——这历史之所以停滞于混沌而没有代，便因为它遵奉的“仁义道德”的笼罩；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仁义道德”的倡行，造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停滞于非人——“吃人的人”形态。正是这种发现，使狂人超离整十(中国)人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进入了一个新价值世界，即狂人所追求，所呼唤，所想往的“真的人”——即不再吃人的人的世界。由于这两种价值的隔膜与对立，能使狂人与常人虽然共同生活于一个同一的现实世界中，但在精神上却如同冰炭互不相容。所以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正根源于他对(中国)人的人生状况的历史与现实的艰辛探索与思考。虽然这种思考还比较粗疏和含混，但却寓含着作家本人对中国20世纪以前人的生存状况和本质的发现(鲁迅曾叙述过《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寥寥也。”[1]
要说明狂人是孤独寂寞的，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说明贾宝玉同样也是孤独寂寞的，却是比较困难的。贾宝玉生活在—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世族大家里又被一家老小众星捧月般奉为“宝贝”，行卧都有一大群花团锦簇的女子陪伴和服侍，似乎谈不上什么寂寞和孤独。然而在精神上贾宝玉仍然是寂寞和孤独的。贾宝玉刚出生不久，便显示出独异的精神个性。当他满周岁时，他父亲为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让他抓，谁知他其他东西一概不取，只把一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父亲已经开始不喜欢他。到宝玉渐长之后，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不但发出一些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除了《四书》，杜撰的(书)也太多呢”等一反时俗之言论，而且对帮人人珍羡的他从胎里带来标志他出身高贵与神奇的五彩晶莹的宝玉也不爱惜，生起气来便砸使摔。正是他这种怪异的性格和精神追求使一般人难以理解他。贾琏的跟班兴儿便对尤三姐这样描述他(宝玉）“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第66回）。傅试家派来向宝玉请安的两个婆子也说：“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有些呆气”(第35回)。其实不只是一般人，就是与宝玉比较亲近的父母亲、姐妹们和丫环们也不能理解他。贾宝玉的父亲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从他出生后便注定，这已如前述；而宝玉后来的个性发展，更有悖于“端方正直”的贾政对儿子建功立业的热望。因而贾政对他的训诫多于对他的关爱，对他最亲切的评价也就不过是一句“痴儿”而已（见第116回）。虽然也包含着深层的父爱，然仍不脱离—个“痴”字。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虽然疼爱他，但不过是把他作为自己终身依靠的命根子(见第23回，王夫人对贾政笞儿的声诉)，而并不能真正理解他。当黛玉初入贾府，王夫人便向她介绍说：“(宝玉)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着重号为笔者所知)实际上这代表着她对宝玉始终的评价。袭人作为贾宝玉贴身丫环，应该是接触了解室玉最多的一位女性，而且她对宝玉也的确是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宝玉出外回来稍晚一点，她不是倚门而望，便是到处寻找；宝玉的面色神气略有变异，她就先觉察得到；宝玉那块命根的通灵宝玉以及宝玉所有所用的任何东西她都非常细心地保护着经管着，她无时无处不为她的主人担着心，生怕他有一丝一毫的烦恼与灾难。”[2]然而在精神上他们仍然是隔膜的。袭人不但觉得贾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而且一旦接触到心灵的交流，便觉得宝玉“可真真有些个疯了”。(第36回)。至于那些和贾宝玉一起吟诗作赋，喝酒划拳的姐姐妹妹们(除林妹妹外）也并不能真正理解他。每当宝玉坦露自己的心曲时，便被众人批评为“不是呆话，就是癫话”的“胡说”(第71回)，因而众人“都不向他说正经话”(第3l回)。贾宝玉是孤独的，这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精神上的寂寞和孤独。这孤独贾宝玉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敏感到了。当林黛玉因父病而回扬州去探视后，宝玉便感到了“落单”，“也不和别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第13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常常在别人大红大喜的热闹中，独自品味着精神的寂寞。例如当他嫡亲姐姐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举家欢庆之时，他却“置若罔闻”，独自沉浸于知友秦钟的不幸遭遇之中，“视有若无，毫不介意”(第16回)。贾宝玉更经常的则是“时常没有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第35回)。
现在需要辨析的是贾宝玉的孤独究竟是源于他性情的“古怪”?还是源于与狂人同一的崇高而深沉的人生思考?答案的选择应该是后者。贾宝玉之所以喜欢在女儿队伍里厮混，而不愿意与冠冕男子接谈是因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一“水”一“泥”，正显示出他(她)们清纯与混浊的分野。为什么说女儿是“清纯”的，而男子是“混浊”的呢?这种女性崇拜一方面来自于宝玉对现实人生的发现与思考，一方面来自一种悠远的原始文化崇拜。就前者来说，环绕在贾宝玉周围的男子要么如贾赦、贾珍之流聚赌宿娼，骄奢淫侈，胡作非为；要么如贾雨村之类寡廉鲜耻，贪赃枉法而又空谈性理。特别是后者是他严酷的父亲要他效法的榜样。也是贾宝玉最反感的对象，其实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他们沉沦于声色名利之中煎熬着，追逐着，失去了他们原真的本性，因而贾宝玉觉得他们“浊臭逼人”。要消除这种污秽和浊臭，就需要回归原始，回归“水”。作为大荒山无稽崖女蜗所炼就的一块顽石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一番碌碌风尘之后，又回归于顽石，正象征性地隐喻出这一精神历程。女娲是中华民族神话中的原始创造之母，象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单纯、平等、慈爱和和谐。而“水”也不仅仅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更蕴含着一种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核。“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亲室也。”[3]“水善利万物而不争”[4]，都说明水涵化万物而又普惠万物的特征。正是这种纯洁而又平静不争的物质可以清净浊臭并使之复归于和谐。在贾宝玉所向往的“女蜗”意象和“水”的意象中无疑融合了老庄哲学中返朴归真的因素，但又绝不等同于老庄“绝圣弃智”的原始蛮荒，而是基于他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设计。如果说现实的男人已经被声色名利所异化为非人了的话，那么女蜗、水的意象则象征着纯洁、本真的自然人性，这种自然人性并不是个性的泯灭，而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对这种本真的自然人性的恢复和重建正是贾宝玉毕生的憧憬与追求。我们可以看到，当贾母、王夫人等贾府的当家人入朝随祭老太妃之后，在宝玉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第62回)；这还不算，宝玉的丫环们又邀请众姑娘到怡红院开夜宴到夜深“四更时分”(第63回)。这可以说是全书最欢快也是贾宝玉最欢快的一个乐章。虽然她们大都是一些女儿们，但随着禁锢的消除和解放，从她们心灵的深渊里，也冉冉地升腾起带着沉醉与狂酣之态的酒神精神。什么礼仪，什么清规，什么戒律通通被她们置诸脑后，所有的只是万众融为一体的个性的自由解放与尽情发挥。
然而贾母和王夫人离家的时间毕竟是稀少的，更多的是严厉的管束与因循的陈规。这种管束和陈规不仅压抑了这些女儿们的个性，而且毒害了她们的心灵，从而使贾宝玉关于女儿清净洁白的憧憬成为幻想。现实中待字闺阁的女儿虽然由于还未直接参与实际的世俗事务而相对单纯一些，但是主宰着整个社会存在的男性文化却无时不刻地包围着她们，穿透着她们，诱惑着她们接受男性文化的标记。在贾宝玉周围，即使如薛宝钗、史湘云这样禀赋“天地钟灵毓秀之德”的“清净洁白”的女子，也感染了“钓名沽誉”的“国贼禄鬼”之余毒。因而贾宝玉与这些女戏子也难以达到心灵的真正沟通和交流。这种隔膜同样的源于贾宝玉对人异化为非人状态的发现与思考。
在贾宝玉的孤独寂寞中，他身边的女孩子只有林黛玉理解他，也正是这种理解铸就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如前所述，贾宝玉在小时候便已经品尝到与林黛玉分离的寂寞，而随着年轮的推移更加深了他们之间心灵的相知与感应，比如对贾宝玉喜欢“偷着吃人嘴里擦的胭脂”的毛病，袭人是以自己回家来要挟宝玉改正，而林黛玉则是一面“用自己的绢子替他擦了”，一面“匝着嘴儿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就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作奇怪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吹到舅舅耳朵里，大家又该不得心净了。’”(第19回)虽是责备，但责备里包含着同情与理解。又如当贾宝玉被父亲教训痛打后，宝钗来看他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虽然关切，落脚点却在责备。而林黛玉则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厉害。……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虽是劝告，却落脚于与贾宝玉命运遭际的深切共鸣。而贾宝玉更是充分信赖林妹妹，把她引为唯一的知已。第23回贾宝玉偷看“邪书僻传”的《会真记》被林黛玉撞见，贾宝玉却放心地说：“妹妹，要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果然林黛玉接过一看，便“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已看了好几出了，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正是这种共同的志趣和追求使他们心灵更加接近和亲密。第32回贾宝玉更是当着花袭人的面批评史湘云说仕途经济之类“混帐话”，赞扬林黛玉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实际上，林黛玉的前身“绛珠仙草”便是贾宝前身“神瑛侍者”的亲密伴侣，现实的林黛玉更是贾宝玉所向往的“水”的女性意象的化身。林黛玉爱“洁”，不仅把贾宝玉送她的北静王的串珠斥为“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还不取。而且她把这“洁”——即保持她人格的纯洁与尊严——奉为她人生的终旨和毕生的追求。她不但在葬花词中以桃花来寄寓自已的人生理想——“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而且把理想转化为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虽然她身子虚弱，需吃燕窝，但自己毕竟是寄人篱下的外家人，故想吃，也绝不能去要(第45回)。虽然她与贾宝玉真心相爱，并在潜意识梦境里向贾母求助(第82回)，但她绝不将这梦想变为现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即使她去求助贾母，贾母也不会成全她的心愿(梦境已经暗示)，而且还会贬损她的人格尊严。她唯一所有的就是这“洁”，因而她必须保持这唯一的资本。林黛玉是多泪的，这泪也正表示出她这弱女子对丑恶现实的抗争和对人世污淖的冲洗。例如在贾宝玉被父亲痛打后，她在宝玉赠她的手帕上题诗道：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
正是为了宝玉的不幸遭遇，为了人世的污浊她痛洒热泪。所以贾宝玉唯一的知音便是林黛玉，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心有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第81回，当贾宝玉因为迎春出嫁受苦，海棠社友飘散，大观园景萧瑟，探春远嫁而感伤落泪对，林黛玉在听了他的一番哀肠之后，也不觉“把头渐渐的低了下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而当紫鹃走进屋里时，“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正如脂批所指出：宝玉这个“今古未有之一人”，“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他们双方都是互以对方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在贾宝玉的孤独寂寞中，与黛玉的心灵交流便成为他反抗人生的污淖寻求人生幸福的唯一慰藉与手段。他不仅早就私下里对紫鹃等人说过“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而且最后他更公开要求花袭人去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服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第98回)。当然由于强大的社会规范的压迫，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很难直率坦诚地呈露自己的心愿，而难免不用一些“假情假意”来相互试探。结果“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又闹出许多恩怨和缠绵。不过正是这种缠绵才更显出他们爱情的细腻，深沉和委婉。实际上不只是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难以顺利地实现，更主要的是整个家庭、社会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能实现。虽然宝玉也乖戾怪异，但他毕竟还不是一个失去常人理智与思维的狂人；他毕竟是贾母、王夫人的嫡传子孙，“命根人”，且又“聪明灵慧”，因而贾母王夫人是把他当作宝贝来骄宠和溺爱的。但是这种宠爱是有一定限度的，那就是不能违背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正道。例如王夫人虽然知道宝玉喜欢晴雯，但担心晴雯勾引坏了她的宝贝，便以她模样儿比别人长得标致些为由将晴雯赶出了大观园。对因此而“如丧魂魄”的宝玉也一改平时的温和与慈祥而为“回去好生念念那书！仔细明儿问你；才已发下狠了”的训斥与责备。同样对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她们也是不会赞成和同意的，虽然林黛玉作为贾母嫡亲的外孙女，曾激起过她无比爱怜。但黛玉乖僻孤独不随时入俗的个性渐渐使贾母把疼她之心冷淡下来。特别是比起“稳重和平”的薛宝钗来，林黛玉离贾母心目中的“贤德”范型，就有更远的距离。所以贾母不止一次地称赞薛宝钗，而对林黛玉的评价则是：“要赌灵性儿，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她宝姐姐有耽待，有尽让了。”所谓“耽待”，“尽让”不过是懂规矩知名分而已。用这样的标准来为贾宝玉选择人生伴侣，自然是薛宝钗而不会是林黛玉。贾母临终时，拉着宝玉说：“我的儿，你要争气才好！”争什么气?不外乎是可以炫耀于人的建功立业，显亲扬名而已。在这一条道上，林黛玉不但不会是贾宝玉的贤内助，而且还会成为贾宝玉背离这条道路的同路人。应该说贾母对贾宝玉和林黛玉总角之情是非常清楚的。后来宝玉因紫鹃一句林妹妹要回苏州去的话而迷失本性，贾母也是明白的，但她用一句“原来是这句玩话”敷衍了过去(第57回)。再后来林黛玉也是因误听一句话而致绝粒，又误听一句话而骤然好转，众人都有些疑惑，而贾母又早已“略猜着了八九”。但她却并不促成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而是告诉邢王夫人和凤姐说：“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在一处的，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了些知觉了。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贾母后来更一语道破天机：“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宝玉)，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其实林黛玉身子虚弱并不是理由，因为她不是一时病，也一时好吗?主要是因为林黛玉“乖僻”。正是为了这一点，到林黛玉即将断气时，贾母也没有宽恕她。当林黛玉风闻宝玉宝钗的婚事而郁气伤肝，口吐鲜血，躺在床上“神气昏沉，气息微细”时，贾母看过后一面令人预备后事，一面仍责备她不懂“做女孩儿的本分”，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第97回)。
然而贾母们并不知道，在她们逼死林黛玉的同时，也就逼死了她们“命根子”的贾宝玉。贾宝玉在孤独寂寞中，是以林黛玉作为精神伴侣的，特别是随着他耳闻目睹了这世族大家里更多的罪孽和丑恶(“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己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殃”。[5])后，贾宝玉更是把林黛玉作为心灵的唯一慰藉与知音，作为他在人间寻求的唯一一线光明。林黛玉的死亡也就宣告了贾宝玉在人间的精神的死亡。虽然他的形骸还生存于人间，但是他的精神却已经随林黛玉的芳魂而飞升到另一世界。贾宝玉这种精神“死亡”，仍然是被贾母敏感到的：“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很淘气；如今因为家里的事不好，把这孩子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第108回)。不过她只捕捉住了现象，而难以体察出真正的原因。贾宝玉在听了“冰炭不投”的甄宝玉的一番“酸论”之后，由反感而失玉（魂）而发呆和傻笑，正象征性地展示出他灵魂超越凡尘而飞往“太虚幻境”的精神历程。
但是贾宝玉又难以就这样骤然超升，因为他毕竟是贾府的嫡传子孙，受过贾母、王夫人等过多的恩泽。贾宝玉曾经向林黛玉剖露心迹说：“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第28回)这种排序已经显示出贾母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虽然贾宝玉在精神上与她们是隔膜的，但是她们毕竟给了他生命，并在物质生活上为他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温暖。他还必须报答她们。所以宝玉的“玉”(魂)失(超越现实)而复得(回归现实)，最后干脆把“玉”(贮魂之器)交还和尚带走，因为他已经有了“心”。但这“心”已不再是俗世凡人之心，而是超凡脱俗之心。果然痊愈以后的贾宝玉与以前的贾宝玉判如两人，“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紫鹃开始埋怨他“无情”，“见他林妹妹灵柩回去，并不伤心落泪，见我这样痛哭，也不来劝慰，反瞅着我笑”。好不容易进来的五几也委屈宝玉没向她说一句好话。(第116回)。李纨等人则认为他入了“魔”了(见第ll8回)。实际上这种隔膜仍来源了两个世界的对立。如果说王夫天们还是站在此岸世界上的话，那么贾宝玉便已经超越到彼岸世界去了。因而人们对他根本不能理解。学术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贾宝玉最后步入科举考场而博取一个功名是对他先前所反对的功名利禄思想的妥胁。笔者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没有真正理解贾宝玉。其实贾宝玉与功名利禄思想始终是对立的。在他进考场前夕与薛宝钗关于“赤子之心”的论辩中．贾宝玉的“赤子之心”是要回归到“无知、无识、无贪、无忌”的太初一步地位”，即超越现实的尘网而回归于一种原始的自然人性，而薛宝钗的“赤子之心”则是“忠孝”和“不忍”，实际上就是要认可并接受既成的社会规范和准则。这种“超越”与“认可”的对立正表明贾宝玉与薛宝钗始终的原则分歧。不过在有一点上贾宝玉还是接受了薛宝钗的观点。薛宝钗说：“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正是报恩言中了贾宝玉的难言之隐，使他“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一第”不难是因为贾宝玉巳看过册子，知道了未来的命运；“不枉天恩祖德”则揭示了他“一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报答贾母们的恩情而已。但是这种报恩形式——“一第”又是他平生最讨厌的，只是为了使贾母们满意，他才不得不如此．因而必须“从此而止”。但是“从此而止”以后贾宝玉的出路何在昵?作为一个封建末世的贵族公子，他既不可能铤而走险成为一个山盗强梁，也难以加入一个先进的社会阶级与社会公开对抗(这样的阶级还没有产生)，因而他最后的出家隐逸回归自然便成为他必然的归宿。果然在他刚考完了科举，还未及享受它的荣华富贵(这根本不是他的目的)的一刹那，他便跟一僧一道超离了凡尘。然而这种归宿又是贾宝玉多么不情愿的事啊，他原来对人世是那样的“痴迷”；可是在这热闹的红尘里，他的愿望，他的理想又根本无法实现；因而他选择了无可选择的选择。所谓“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正说明了他满腔的痛苦和悲愤。
狂人也经历着这种痛苦和悲愤。虽然在新时代曙光的鼓舞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他已经开始与非人(“吃人”)的世界公开对抗，但是他要实现“劝转吃人的人”的目的又是何等的艰难!虽然狂人知道自己“有的是义勇和正气”，压在他身上的横梁和椽子的“沉重”是假的，但是当他去劝转人们，去诘问人们的时候，他所遇到的却只是人们的“冷笑”，“铁青”的脸和“凶狠”的眼光。由于价值观念的隔膜和对立，他们之间还缺乏对话与交流的文化语码。寻找和创造这种文化语码对狂人来说，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因而就狂人的前途来说，是继续停留于这一疯狂的世界却只能发出一些空嗣无益的呼号(如鲁迅《长明灯》中的疯子)呢?还是回归于常人的世界，去切实地研究和寻觅与他们交流对话的文化语码但同时必须放弃自己先前所发现的语言和真理呢?狂人选择了后者(“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这种选择无疑也饱含着深广的忧愤，是狂人难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无可选择的选择!
虽然鲁迅先生在谈到他的《狂人日记》的创作渊源时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6]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鲁迅从小便富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素养，从I912年起他又转入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后来又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于l923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在该书中鲁迅对贾宝玉作出了深切的理解和独特的评价，贾宝玉“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鹘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虽然鲁迅对贾宝玉忧患的内涵还估计不足，但对贾宝玉寂寞孤独的精神个性却是慧眼独具地切中肯綮的。1924年在西安暑期讲学所作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鲁迅更对《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高度估价：“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确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红楼梦》的出现是空前的。它实际上是中国中古晚期带有近代色彩的人性解放思潮的延续和结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宋明以来．为适应封建专制强化统治的需要，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其核心便是“存天理．灭人欲”；即用一种虚幻僵化的外在伦理道道(“天理”)来扼杀人的内在感性欲求和个性生命(“人欲”)，使人变异为“非人”——伦理道德的木偶和奴隶。但是生生不息的人的感性生命是压抑不住的，而且越是压迫它就越是寻求着突破和解放。这样它便首先从理学内部，以王学左派的异端思想表现出来。明季“非圣无法”的思想家李贽更公开亮出了自然人性的“童心说”的旗帜。“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动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7]这种“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真心”、“真人”与贾宝玉所追求和向往的复归于“太初一步一的原始自然人性是基本一致的。但贾宝玉是通过自己充满血和泪的人生经历感悟表现出这一追求的，因而就具有更加感人的艺术力量和更加丰富的人生蕴含。可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也正是潜在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对贾宝玉的精神个性加以了现代的张扬与发展；狂人已不再像贾宝玉那样对世俗理念表现为一种装佯卖痴的冷嘲热讽，而是理直气壮的公开对抗和入木三分的深刻批判；也不再像贾宝玉那样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愿，而是旗帜鲜明地张扬自己的理想和向往。但是在源于对人生状态的发现和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孤独寂寞的精神个性，不被人理解的现实遭际和满怀悲怆的悲剧命运等方面，狂人和贾宝玉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贾宝玉构成了狂人形象的精神先驱。而从18世纪的贾宝玉到20世纪初的狂人．就正展示出我国小说艺术由古代向现代连续发展的一个侧影。
注
[1]《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
[2]太愚：《红楼梦人物论》
[3]《管子·水地篇》
[4]《老子·八章》[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7]李贽：《童心说》
展开全文
APP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