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纷繁复杂，按照清代著名文学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里的分类，文体被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而悼亡诗无疑是属于哀祭一类的。哀祭类还可以分为哀辞和祭文，悼亡诗属于哀辞这一类。

　　悼亡诗并不是一种诗体，而只是文学作品种的一种泛类。最早以《悼亡》为题的文学作品，是晋朝潘岳的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而历代的著名诗人如鲍照、韦应物、孟郊、元稹、李商隐、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一直到明代的于谦和清代的吴嘉纪、厉鹗等，都有悼亡诗流传于世。而考其源流，当以《诗经》中的《绿衣》、《葛生》、《黄鸟》三篇为奠基之作。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诗经》都被作为传播正统思想的儒家经典，人们总是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加以解读，而往往忽略了其中大量的爱情、哀祭、送别等抒情的成分。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伦理纲常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封建宗法社会里，“男尊女卑”既是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伦理观念，也是夫妻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儿女情”与“英雄气”是完全对立的，“儿女情长”就一定会“英雄气短”。也正因为如此，夫妻之间的爱，这种万物人伦中最淳美的感情在封建社会里才显得弥足珍贵。而悼亡诗的作者们在妻子亡故之后，竟能在诗中毫不掩饰地抒写自己的伤悼之情，则不仅仅是由于勇气过人，如果没有真情实感，也很难成为千古绝唱。诸如“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朱户几人同插柳？青山何事尚含烟？江南梦绕断肠天”等，都是明证。

　　从《诗经》中的《绿衣》、《葛生》、《黄鸟》三篇，我们可以领略到我国古代悼亡诗的写作手法和抒情特色。尽管“言志抒情”是中国古代诗歌数千年间积淀而成的一种民族特色，并不是悼亡诗所独有的，然而这类诗在抒情方面与其他种类的作品相比却是更为挚厚、强烈。正如前人所说：“古伤逝惜别之词，一披咏之，愀然欲泪者，其情真也。”这一特点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缘由的。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都比较平和，但是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却依然是真挚动人的。悼亡诗多为自言自语，并且为作者提供了思索和感情宣泄的空间。
《绿衣》诗中所展示的是一位丧失爱妻的丈夫，看到亡妻生前亲手所做的衣服，睹物思人，反复咏唱的情景。“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兮，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兮，曷维其亡!”看着妻子生前亲手缝制的衣服，绿色的上衣，黄色的衬里，一针一线之中充满了爱人无限的情意。曾几何时，情意缠绵，而如今却已是物是人非、阴阳两隔，何其悲也!“绿兮衣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　 兮!”人生在世，孰能无过，昔日有贤妻相夫教子，如今却要自己独自面对人间世事，怎能不悲!“　 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秋风萧瑟，但身上却穿着葛衣，独对凉风。心中思念妻子，身边却再无妻子的身影，令人感到无比悲伤!重章叠唱，悲哀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读起来怎能不感慨叹息呢？睹物思人，这是我国古代悼亡诗常用的方法，所谓“抚存感往”、“睹物伤神”都体现其中。这些物象作为诗人情感的寄托，以物化的形态进入作品，从而产生出一种凄寂而清冷、衰颓而黯淡的美感。潘岳的《悼亡诗》中“望庐思其人，如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沈约的《悼亡诗》“游尘掩虚座，孤帐复空床。”韦应物在其《伤逝》中的诗句“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陆游的《沈园》“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凡此种种，无不是睹物思人。

　　人长期居住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必然每时每刻都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环境中有自己不可磨灭的生活回忆，如今只能追忆旧日的生活场景，目睹眼前的一景一物，不由得就会生发出物是人非之感，悲从中来，以至于泪中泣血，五内俱摧。而此中的深情却并非平空的哀叹感伤所能够相比的。这些诗句中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皆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挚感伤。在感情上，作者将妻子作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回想她的种种好处，将妻子视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以为自己烧饭洗衣，也可以指摘自己的过失，这在当时的社会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与后代诗人空吟“蛱蝶情多元凤子，鸳鸯恩重是花神”只想到妻子对自己的温存顺从，或要求对方“波澜誓不起，妾心如止水”，对自己无条件地死心塌地相比，不知要深切多少倍!

　　以往的文人学者多认为《唐风·葛生》是一首妇人想念征役中的丈夫的思妇诗。但是也有人对此诗的内容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认为是丈夫悼念亡妻；一种认为是少妇悼念亡夫。这首诗在形式上反复咏叹，哀哀哭诉，直接剖白丈夫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自然流露伤悼之意。写出了丈夫想起亡妻入殓时所用的角枕、锦衾，倍增凄楚之感，于是向亡妻诉说无人做伴，独身自处，光阴难度的哀伤。表达了生不能相见，死后也要共处的决心。在诗中，作者运用了“比”和“兴”的手法，首先咏出的是“葛生蒙楚，蔹漫于野。”借植物各有依托的特点引出自己的所爱已不在的哀伤。在后代悼亡诗中，这种借外物渲染和对比的抒情写法被广泛运用；其次，在悼亡诗中首次出现面对殡葬物和坟墓抒发感情。角枕，是用兽角做装饰的枕头，常与锦衾等用来作为陪葬之物。诗人在面对“其室”、“其居”时，想到的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于是将自己夏夜冬日的孤枕难眠在故人前尽情的抒发了一番。在此之后，潘岳的“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纡轸”。谢灵运的“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苏东坡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无不是诗人们在与被悼念者阴阳相隔之时，面对坟墓所抒发的感情，而想到与死者一起深埋地下的陪葬物则更是生发出无限的哀思。在这类诗歌中，还表达了作者想念死者，愿在百年之后与亲人重聚地下的愿望。古人相信灵魂的存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庄子那样认为人的生死只是无尽的生命状态的转化而已，大多数诗人仍然对自己死后会与先于自己逝去的亲人团聚抱有希望，无论这种相聚是灵魂的相聚还是埋在坟墓里的身体的相聚。在这首诗中，作者只希望自己在死后与妻子葬在一处就已经很满足了，这比此后众多诗人希望灵魂的重逢显得更加朴质自然。

　　与以上两诗相比，《秦风·黄鸟》似乎更可以称得上是哀祭诗。《世本》载，秦公族有子車氏。《史记·秦本纪》中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即子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这是一首悼念受人们爱戴的良臣的诗，诗中抒发了人们对于殉葬者的痛惜之情，同时也暴露出统治者的凶残，而更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对“人”自身的发现!《黄鸟》为后代悼念忠臣、亲友这一类诗歌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一类作品通过热情赞美死者生前的品行、才学而抒发哀悼之情，在这一点上，它影响了从春秋战国之后一直到现当代的悼亡诗。谢灵运的《庐陵王墓下作》、沈约的《伤谢朓》、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孟郊的《列女操》，一直到陈三立的《哭次申》、陈去病的《哭钝初》、汪文溥的《大江东去·吊广州死难七十二烈士》，以及以后的许多哀祭悼亡诗都是沿用这种方法。另外，对天命的质疑也在诗中显现了出来，呼天而诉使愤怒表现得更加透彻，而对统治者“歼我良人”的攻击则表现出人们对死者的无限爱戴之情，和对他们死亡的深切悲痛。“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这是悼亡诗人们对上天发出的质问。“道消结愤懑，运开申悲凉。”这也是忠臣良将永远的悲剧!至于对“人”自身的发现，最初人们认为“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既然人世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人也就理应听凭天和其对人间的刑罚、祭祀、殉葬等制度的左右。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有人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各种制度，因此天便失去了主宰的地位，人君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从本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意识的出现所产生的强烈反映，不仅影响在后世的诗歌上，而且在思想上也有莫大的助益。

　　人有生死，情有哀乐。死是人与世界的诀别，因此亲属、朋友、同仁、同事，以及周围所看到、听到的人都会为人的死而动情。人们所谓的哀悼、思念的感情有很多种方式，而层次较高，能够千古流传的方式则是诉诸文字。《诗经》无疑是我国历代哀挽诗词的开先河者，景与情合，情与事合，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中的哀伤与悲痛之情对于后世的悼亡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