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读了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华厦美学》、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胡晓明先生的《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之后，再读《晋书?王羲之传》，我不由得感慨《兰亭集序》之美，美就美在四个字“一往情深”！

人至中年的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会称王羲之为“古今第一情种”（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九）！

然后，我又不得不对余秋雨先生对《兰亭集序》的解读感到困惑，他于《光耀千古的324个字》一文中竟然会写下这样对《兰亭集序》的评语——

历代文人天天默写《兰亭序》，只默写它的书法，却很少在意它的内容，其实它的内容倒是不错，我顺便介绍几句。

王羲之开头交代了他们相聚的时间、地点、风景，然后抒发了一段人生的议论。如果用白话文翻译一下，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人的一生，有两种要求，对内实现抱负，对外寄托山水。这两方面无所谓好坏，却都会遇到是安静还是躁动的问题。想要安静，不大喜大悲，就要选择一个意念。常见的意念是说生死是同一件事，长寿和短命是同一件事，而我选择的意念是把古人、今人、后人看成是同一件事。这么一想，今天的聚会也有意思了，我们把诗写在一起，后人看到，时间就会像眼下的流水一样贯穿起来。”

（《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10-211页。）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能理解为“对内实现抱负”吗？“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又能理解为仅仅是“对外寄托山水”吗？“这两方面无所谓好坏，却都会遇到是安静还是躁动的问题”，与王羲之原文“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八字前后文的逻辑关联能相对接吗？

是不是余秋雨先生的误读了《兰亭集序》？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当代作家张炜谈阅读的文字——

一个具有良好修养的读者，严格讲来，他阅读的往往不是作品，而是作家本身。他整个的阅读目的，概括起来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清晰地透过一行行文字，望到那个独一无二、又陌生又熟悉的、无比亲切的高大身影。

当我们为一篇作品激动的时候，这种激动往往处在较浅近的印象中，而且这种激动不会持续太久。而当我们去为整个作家激动的时候，那将是深深的、难以磨灭的一次经历。“人”的丰碑在心中耸立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在社会上泛泛的读书生活里，我们很难看到那些试图去理解和寻找作家的人——即便在创作界，这种读者也是凤毛麟角。每逢想到这些，我们就觉得似乎不配在茂密的书林里行走，不配享受前人留下的绿荫，我们都是些目光短浅的可怜的人。

（摘自张炜《葡萄园畅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第72-73页。）

正是为了不做张炜所说的“不配享受前人留下的绿荫的人”，为了不做“目光短浅的可怜的人”，我翻开了李泽厚、宗白华先生的书，翻开了《世说新语》，翻开了《资治通鉴》，试着去做一个“理解和寻找作家的人”，试着去靠近王羲之那个“高大的背影”。——因为张炜先生说，只有“能够读出作者的神采和目光的，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读者”！

二

首先，读《兰亭集序》我们必须明白，兰亭雅会是由谁召集的。史册没有记载，但由《晋书?王羲之传》我们知道，当时王羲之正担任会稽内史。“内史”是什么官职？“内史”为王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当时的会稽王是谁呢？正是后来继位成为简文帝的司马昱。王羲之出生于公元303年，司马昱比王羲之年少十多岁，朝廷将会稽内史一职授与王羲之，无疑是倚重王羲之，认为王羲之有辅佐会稽王的才能。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当时兰亭集会，王羲之或许正是受托于会稽王担任雅会东道主的。

兰亭集会，与会的贵宾有谢安、孙绰、支遁等人。此时的王羲之已经年届五十。谢安比王羲之年少十八岁，当时正隐居会稽；孙绰比王羲之年少十一岁，时任王羲之的右军长史；僧人支遁也比王羲之年少十一岁。与会四十一人，王羲之应该是最年长的。中国有“尊长”的传统，加上王羲之文采斐然，书法独步一时，又是东道主，给《兰亭诗集》作序还真是非王羲之莫属。

作为序言的撰写人，王羲之不可能不遍读与会人的诗歌，那么与会“群贤”中，谁的诗句最能触动王羲之这位“古今第一情种”的善感的神经呢？

这就不得不回到《兰亭集序》的文本，《兰亭集序》中最能体现王羲之复杂情思的莫过于“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句了！谢安于《兰亭诗》中写下了“万物混一理，安复觉彭殇”的诗行，抒发了万物浑一、不辨彭殇的玄理。其实，谈论人生意义，人怎样面对人生，人如何活着，是当时东晋名士的时尚，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清谈，即谈玄论道。谈玄无疑也是兰亭雅集的重要内容之一。兰亭集会的名士，他们“一觞一咏”，他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们“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置身与陶醉于大自然美丽的山光水色中，但最后都还是无法回避“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问题，即“死生亦大矣”这一问题。

谢安“一觞一咏”，写下了他的《兰亭诗》，面对人生短暂及死亡这一“哲学的首要问题”（法国哲学家加缪），面对如何度过一生的抉择，当时他作出的答复与选择是“万物混一理，安复觉彭殇”，显然这是老庄式的回答——人与造化下的万物一样，荣枯有时，只求自然随化地活着，能够陶醉于佳山秀水之中，还有必要去计较长寿的彭祖与夭折的少年有何区别吗？

而王羲之于《兰亭诗》写下的却是“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的感叹。虽然与谢安一样，“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表达的也是“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3页）。但是王羲之诗歌的境界之所以迥异与高出于谢安，就在于王羲之不仅理解了“死亡”对于人与自然界万物一样平等的道理，进而还从万物参差各异中理解了人这一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而且还从中获得了拯救与超越。王羲之从大自然获得的超越与拯救就是，“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1页）否则，王羲之面对“俯仰一世”的短暂人生，在悲叹“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余，怎么会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焦虑甚至是焦灼的情愫呢？

这样的“人的觉醒’正是魏晋名士最让后人欣敬的，李泽厚先生高度肯定了这种认识的价值——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47页）

三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王羲之对个人价值的觉醒表现在哪里呢？王羲之“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强烈欲求和留恋”的又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读懂王羲之蕴藏于《兰亭集序》字里行间的“一往情深”！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一文中，引用了与谢安、王羲之相关的一段话：“谢太傅与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宗白华先生然后感叹说：“人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人生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兰亭集会时的王羲之，时年五十，已过中年。王羲之于《兰亭集序》说他五十岁之前“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的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那五十岁之前的人生阶段的“生活强烈欲求”是什么呢？

读《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九中的《晋纪》二十一卷，了解公元351年（永和七年）、352年（永和八年，兰亭集会于永和九年）的一些与王羲之相关的史实，或许能回答这一问题。

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温知朝廷枚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以国无他衅，遂得相持弥年，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屡求北伐，诏书不听。十二月辛未，温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朝廷大惧。殷浩欲去相位以避温，又欲以驺虞幡驻温军。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曰：“此属皆自为计，非能保社稷，为殿下计也。若殷浩去职，人情离骇，天子独坐，当此之际，必有任其责者，非殿下而谁乎！”又谓浩曰：“彼若抗表问罪，卿为之首。事任如此，猜衅已成，欲作匹夫，岂有全地邪！且当静以待之。令相王与手书，示以款诚，为陈成败，彼必旋师。若不从，则遣中诏。又不从，乃当以正义相裁。奈何无故匆匆，先自猖獗乎！”浩曰：“决大事正自难，顷日来欲使人闷。闻卿此谋，意始得了。”（2007年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第1173-1174页。）

（永和八年），殷浩之北伐也，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止之，不听。既而无功，复谋再举。羲之遗浩书曰：“今以区区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自顷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又与会稽王昱笺曰：“为人臣谁不愿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难得之运哉！顾力有所不及，岂可不权重而处之也！今虽有可喜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喜。功未可期，遗黎歼尽，劳役无时，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也……”（2007年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第1177页。）

由上面节选自《资治通鉴》的文字可以看出，兰亭集会前两年，东晋朝廷的两大权臣桓温与殷浩是有着极深的矛盾的，殷浩对王羲之有知遇之恩。朝廷曾诏请王羲之任护将军（朝廷禁军统帅），王羲之不赴任，殷浩力劝王羲之去赴任，信中这样写道：

“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谓为然。至如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幸徐求众心。卿不时起，复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开怀，当知万物之情也。”（《晋书·王羲之传》

由殷浩劝王羲之出任朝廷要职的言辞，可见王羲之在时人心中的地位。王羲之是否至朝廷任护军竟关乎东晋“政之隆替”，关乎朝廷是否能实行“美政”，关乎天下人心——“万物之情”，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人们评论名士谢安的话——“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王羲之应诏任护军将军之后，“又苦求宣城郡，不许，乃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晋书·王羲之传》这说明王羲之是以退为进，其志并不仅仅在任“护军将军”一职，还想兼任“宣城刺史”，成为握有实权的一方诸侯。结果呢，却没有如愿。王羲之任职的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人们肯定会问，能成为会稽王的“内史”，仕途也算得意了，也该够满足的了！为何王羲之于《兰亭集序》中仍流露出“所之既倦”的人生倦怠感呢？这当然与苦劝殷浩与会稽王放弃北伐有关，因为王羲之的建议不被采纳。

王羲之，出身东晋显赫的家族，伯父王导曾任司徒，是东晋元帝的南渡的开国丞相。王羲之的父亲，是第一位建言晋元帝南渡建立东晋王朝的功臣，曾任淮南太守。东晋重视人物品评，少年王羲之卓尔不群，年仅十三岁就得到东晋南渡大臣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周顗青睐。 王羲之辩才无碍，能语惊四座。书法更被时人盛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坦腹东床，率性洒脱，被当时的太尉郗鉴选为女婿，也足以见出王羲之的气度非凡。

有着这样的家庭成长背景，有着这样横溢的才华与非凡的气度，加上时人对他寄予的厚望，王羲之能不为家庭的名誉竭能尽智吗？能不为国家的中兴之业鞠躬尽瘁吗？

殷浩北伐的失败，证实了王羲之的远见卓识，或许也更会令王羲之生发出怀才不遇的感伤。这样的感伤其实于王羲之永和八年力劝会稽王不要北伐的信中，是可以读到的——

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说自己当时是“厕大臣末行”，虽是对会稽王表示谦敬，但的确也是一句牢骚味很重的话。

了解了这些背景，再读《兰亭集序》中的“及其所之既倦”与“每览昔人兴感之由，不尝不临文嗟悼”及“死生亦大矣”，就能读出王羲之的“一往情深”。

原来王羲之骨子里仍是一位深受儒家积极入世人生价值观影响的人，仕途失意与“老之将至”的惊惶感一齐袭来，让王羲之顿时生发出生命的无限感伤。这种心境或许可以借用李泽厚先生评魏晋人物的一段话来解释——

庄子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一生死，齐寿夭，但这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态度。完全抛脱人世一切计虑、一切感情，不但对大多数济世救民、积极入世的人来说很难做到，而且距离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存在所面临死亡时的具体情绪，也确乎遥远。（李泽厚《华厦美学》，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正因为如此，王羲之才会于《兰亭集序》中以“岂不痛哉”“悲夫”这样的深长叹息，来宣泄他内心的纠结与焦虑之情。

四

至此，我们再来探求王羲之“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中的“幽情”，或许就能寻出几许头绪。

已故学者周汝昌先生曾撰《〈兰亭〉正解》一文，写至篇尾情绪激动地这样说：

右军之作《兰亭》序，体制全从石崇的《金谷园集序》脱胎而来。其章法布置，亦步亦趋。识者知之，其谓《兰亭》为“伪文”者，盖不读书之过也。

右军是一多情之人，哀乐至性过人，故不喜佛家“空”论，亦不赞庄生彭殇无别之说——重实际而反虚无。盖临河禊集，有支道林在，支乃高僧，尔时沙门宣说释典，必借老庄词义以比附之，为图方便也。

是故，右军一序，句句言“幽情”，言“兴怀”，言“乐”，言“得”，言“痛哉”，言“悲夫”……莫不以性情感怀为第一要义，此正所以驳难空无之说也。而昧者不知晋贤思想流变之迹，乃妄谓此序为“伪”文，岂独惑乱书坛，亦思想文化之颠黑倒白耳。

（《中国书画》杂志2004年第二期第24页）

王羲之于《兰亭集序》篇尾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周汝昌先生读《兰亭集序》，能读出这样的感叹，读出王羲之是“多情之人”，无疑是王羲之千年后的知音。

周先生读懂了王羲之的“幽情”，这种幽情就是面对“独特的个体生命”唯一性、一次性与现实生活中不能最大价值地体现其意义的忧伤。

而由此产生的种种“幽情”，又是面对“死亡”这一人生最大的问题而产生的。

曾有无数的东晋的名士，自觉地勇敢地面对过死神，他们将《老子》《庄子》《易》称为“三玄”，热烈地讨论。细读兰亭集会每一位诗人写下的《兰亭诗》，我们会发现这些诗歌都或显或隐地涉及到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命运关系，人为何活、如何活、如何排遣积极入世而生发出的“情累”等问题的探询。

王羲之“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追慕与高扬的仍是孔子“风乎舞雩”求天下太平的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虽然于另一首《兰亭诗》中，王羲之也这样感叹“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馀馨”，但借山水之美，临流赋诗之乐来对抗生命的沉重，仍不失于一种积极且富于诗意的人生姿态。

王玄之的“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萧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则直接吟咏出于山水陶冶中忘忧之情。王蕴之的“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更是直接肯定了山水之美具有足以让人超尘脱俗的力量，这与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所表达的情感无疑是相似的。

但是王羲之明白，醉情山水也好，陶醉于山川之美中清淡人生意义也好，纵酒欢歌也好，欢愉于知己相聚也好，追求为国建功、为家族显示荣光也好，但与“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人生虚无遭遇，王羲之还是慌了神，于是他在《兰亭集序》的篇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王羲之给后人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斯芬克斯之谜！

——王羲之都束手无策，谁能解答？

如果非要解答，那恐怕只有四个字——“珍重人生”！

李泽厚先生在其《华厦美学》中的“美在深情”一章中写下了这样一些文字——

（魏晋时期）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即使是显赫贵族，即使是欢乐盛会，也常要用悲哀的“挽歌”来作乐。“京师宾婚嘉会，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后汉书五行志》注引《风俗通》。“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后汉书 周举传》。这虽被儒家讥评为“哀乐失时”（同上），却作为风尚，一直延续到魏晋，如“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世说新语任诞》。

魏晋时代的人们以“挽歌”置于欢乐盛会之时，意在提醒人们什么呢？

不就是要珍重上天赋予我们的这一次性的个体生命吗？

由这个角度看，王羲之于兰亭集会的极欢之后写下《兰亭集序》，莫非也想将此当作一曲挽歌来创作，使后人读懂他对人生、对命运、对生命、对死生思考的带有浓重的感伤气息的“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