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文学，每个时代文学完成的过程不尽相同。唐代文学是文学史上的巅峰和奇迹，她的完成必然有着诸多不同寻常之处。整体看来唐代文学是历朝唐人前赴后继、精勤建设的结果，但各个时期建设的主题及其成就各有侧重和特点，其早期①建设尤可注意。由于唐初统治者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和修养，对儒家政治有着长期的酝酿准备，因而从立国之初尤其是太宗即位之后便坚定地选择并实行了“文德”政治②，这样的政治须要“文学”的全面配合，“文学”不仅是其资源和根据，还是其途径和体现，同时也是其内容和目的，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政治本身，二者互为表里、互相支持而一体共成，非一般关系可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下，唐初统治者开始了全面的“文学”建设。总的说来，其文学建设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和规范性，高度成熟且意志统一。这些建设可见诸当时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就其主要途径和支撑而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以下面几个系统最为显著而得力:一是“政令”系统。在朝廷一系列诏书法令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赋予文字形式以最高权威，并付诸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等加以实施，具有政治的规定性和强制力;二是“史学”系统。在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和其他史书编写及著述中进行表达。其特点是于叙述事实、褒贬取舍中确立准则和典范，引导并“激约”③当时及后世。三是“经学”系统。在对古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阐述中表达。其特点是于整理文本、统一经注中确立意义和权威，示天下后世以准则。四是“文章”系统。在对已有文学作品的编集整理、解说评论中表达，其特点是在高下取舍的同时显示模范与法则。五是“编集”系统。在对文献资料、典章制度、故事轶闻之类的汇集编述中表达。其特点主要在于保存材料、提供资源，以便利用和借鉴。六是“文艺”系统。在具体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中表达。其特点是真切生动，感人既深，影响亦广。六者各以其特有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致力唐代文学的基础建设，本文仅就“史学”系统略予考察，其他则俟另文。

一

“史学”建设实质上也是“文德”政治建设的重要部分，而“史学”中的“文学”建设则是“文德”政治对“文学”的要求在“史学”系统中的表达与实现，唐初史学较为活跃，其中尤以官修诸“前代史”（以下简称“诸史”）意义特别重要，以下讨论即就此展开。

应予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政体和机制下，“历史”往往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官修史书尤其是将政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而有用于当前的有效形式。唐人于立国之初就考虑并着手大规模的“前代史”和“国史”（即“当代史”）的修撰，当时列入计划的有《魏史》、《周史》、《隋史》、《梁史》、《齐史》、《陈史》等④。虽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但统治者重史的态度已昭然可见。太宗即位不久便继续其事，《唐会要》载:“至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⑤到了贞观十年即告完成⑥。至贞观二十年又诏修《晋书》⑦。其后又有史官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吕才撰《隋纪》，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元行冲撰《魏典》等等⑧。可见诸史的修撰和完成，大抵皆在贞观至（高宗）显庆时期，主持和参与修史者，全是朝廷官员，而且绝大多数为高级要员和宰臣，甚至连皇帝也亲预其事，并设有专门机构。这表明修史工作乃为当时朝廷之重要大事，其所修之史则是朝廷高层集体意志之所在。

唐初修史与后世所谓的“盛世修史”大异其趣:后者往往是无关痛痒的粉饰和装点，前者确是有所感有所为而发。朝廷对此并不讳言，武德五年修前代史诏称:“经典存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还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叹悼，有怀撰录，实资良直……”⑨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称:“……是知右史序言，斯不爽昧;左官诠事，历兹绵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洛之诰，咸使发明。”⑩其旨趣所归，一在继承传统，保存史实，这大抵属于“事实”层面的考虑;二在探讨因果，总结规律，大抵属于“精神”层面的考虑;三在明示取舍，作用当代，大抵属于“现实”层面的考虑;四在归纳准则，垂典立范，大抵属于“历史”（将来）层面的考虑。其关键则在于“裁成义类”，即通过修史明确价值和准则，准此以认识历史、指导现实并有益后世，而“现实”无疑是其重心所在。这些旨趣在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二

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甚多，主要见于:《隋书·文学传》之序与论，《梁书·文学传》之序与论，《陈书·文学传》之序与论，《南史·文学传》之序与论，《北史·文苑传》之序与论，（题太宗御撰）《晋书·文苑传》之序与论，《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以及《隋书·经籍志·集部序》、《陈书·后主纪论》、《梁书》之《简文帝纪》和《敬帝纪》及《刘勰传》、《晋书·陆机传论》（太宗作）等等，其中《隋书·文学传序》（以下简称《隋序》）堪称代表。

应予指出的是:不论是《文学传》还是《文苑传》，其所叙述都不是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学”和“文人”的完整反映，甚至不是其主力的反映。这是因为《文学（苑）传》只是从“传”的角度而作的叙述，其重心在“人”，又因是“合传”，每个人得到的叙述也很有限。因此我们在《文学（苑）传》里所看到的大抵只是这个时代“文人”及“文学”的一部分而已，甚至是并不重要的部分。而且在修史者看来，“文人”的现实地位与其“文学”成就实际是一回事，那些现实地位相对重要的“文人”按照旧史体例已被置于“列传”另作特别表彰了，只有那些现实地位不高但“文学”上不无可取的人，才被归入《文学（苑）传》一并介绍。这样的叙述理念和体例安排似乎意味着入《文学（苑）传》者，一般并没有重要的功德建树，仅有“文词”而已，而“文词”并不是“文学”的主要部分。或许诸史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些，才在《文学（苑）传》的“序”、“论”等部分不惜笔墨，驰骋才思，以补其整体把握、深入讨论之不足。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仅思想、倾向，连同表述和风格也基本一致，甚至有些部分完全相同。其中又以魏征的《隋序》最具纲领性和代表性，其他似乎都以此为准则和基调。作为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和当朝宰臣11，魏征“总知”亦即全面主持诸史的修纂工作可谓职所当然，并且同时主持着校定“四部书”的工程。但他对修史似乎特别重视，魏征不仅“总加撰定”，而且亲撰《隋史》“序”与“论”，还为《梁》、《陈》、《齐》三史撰写“总论”。并因此赢得“良史”之誉，得到太宗加官、进爵、赐物的奖赏。“左光禄大夫”、“郑国公”、“二千段”，足见朝廷对诸史及魏征的贡献之看重。明白了这些，也就比较容易理解诸史所论何以惊人相似且取准于魏征了。然则魏征所论并不只代表其个人，而是其修史班子乃至整个统治集团（以下简称“贞观君臣”）思想观念、意志要求的集中体现和概括表达。那些见之于不同史书中的言辞重复、语义雷同之类，本应为史家之所忌，现在反被特别地强调出来，这不应是一时的“疏忽”，而应是“有意为之”，其意在于突出和强化统治集团的“共识”，向天下明示:发表在这里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原则、取向、标准等等，皆为朝廷当局的统一“意志”。实际上，由于修史者及其所修诸史的特殊地位和权威，这些“意志”已经具有某种“政令”性质，而太宗的“御撰”称为“制”，则与诏令几乎无异了。此其二。

现在看来，通过修撰诸史进行“文学”建设乃是贞观君臣“文学”建设的重要契机和步骤。作为最高统治集团，贞观君臣对于“文学”有着宏大的抱负、高远的期待和迫切的要求，但社会承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人物流散，尚处于恢复养息之中，并不具备全面展开文学的实际创作的条件，包括贞观君臣自身，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热情，但因百废待兴，也无暇大事创作。而他们所熟知的“前代史”已经表明，已有的“前代文学”并不适应他们建设“文德”政治的当代要求，必须寻求“新”的适应当代要求的文学发展道路。因此，诸“前代史”之“文学”部分的修撰，便成为他们寻求“新文学”道路的绝佳契机和形式，而其致力点则集中在这种“新文学”的“概念”的建构上，也可以说他们的论述实际上已经包涵并完成了唐代“新文学”概念体系，因而他们在这一系统中的文学建设主要是以概念性形态呈现出来的。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变化的概括和抽象的反映。按说唐代“新文学”的概念应当建立在唐代“新文学”的客观实际之上，但是由于贞观君臣所面对的是“前代史”，因而其“客观实际”主要是“前代文学”，但他们所面临的当代文学形势及其需求，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实际”。换句话说，贞观君臣通过考察、分析和概括“前代”文学而形成了关于“前代文学”的概念，又将自己的文学认识、现实要求和发展目标等融入其中加以提高完善，使其实际上成为当代和后世文学发展的指导与规范，于是便形成了关于“唐代文学”的概念。这个“唐代文学”明显不同于“前代文学”，故可称之为“新文学”。因而他们的“概念”并不是完全空洞的抽象形式，而是具有丰富具体且可行的内容的:既有一般的意识、观念、思想、精神之类，又有明确的定义、范畴、判断之类，还有较为具体的理想、设计、规范之类。在诸史的有关表达中，这三者往往涵融并存，很难截然分开，但我们在考察时可以有所侧重。 

诸史关于“文学”的论述及其所形成的文学“概念”系统而成熟，其要如下:第一，“文义”的古典复归。诸史多以“开宗明义”的形式对“文”之“义”（以下简称“文义”）进行阐释和确定，《隋序》的表述尤为完整:“《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相似的论述也见于《北史·文苑传序》、《南史·文学传序》、《陈书·文学传序》、《北齐书·文苑传序》、《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晋书·文苑传序》等。它们以近乎“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方式强烈宣明贞观君臣对“文义”的理解和坚持。这些“文义”散见于古代经典和圣贤言说12，经贞观君臣的组织整合，成为较为完整严密的“文义”体系。这种自觉推原“古代”以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取向，反复称引古代经典、推尊古代圣贤、标举古代范例的方式，充分昭示了对古典“文义”的归依。这不应是个别人的偶然性选择，而是贞观君臣集体的方略性选择。他们所“重新”阐释和确立的“文义”全部出自儒家经典，故其归依乃是向着儒家“文义”的归依。同时，这种阐发和归依又是截断众流、直达本原式的，因而在学术上更具有“正义”性，遂赋予这种“文义”以传统的、正确的和标准的地位;而在现实上则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确认“正义”同时也就意味着排除“异义”，又赋予这种“文义”唯一的、独尊的与合法的地位;加之官修史书的特殊性质和贞观君臣的特殊身份等因素，使得这种“文义”具有了至高无上、独尊不二的权威。如果再考虑到魏晋以还的“文章道弊”的文学背景，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实际上也是对古典“文义”的“复兴”，当然，他们所“复兴”的“文义”并不完全是“古典”的。

第二，“文用”的全面确认。“文”之“功用”（以下简称“文用”）其实也是“文义”的重要构成，但因诸史对此特别强调，我们这里不妨对它作单独讨论。贞观君臣对“文用”的认识之全面，堪称前所未有。《隋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北史·文苑传序》谓:“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逖听三古，弥纶百代。……用能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其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矣。”其他诸史也有类似的论述。这里的“文用”乃是上述“文义”的生发与展开，由于“文化”本是古典“文义”的根本主题，故诸史论“文用”也多以“化成天下”为本，并据此构建其“文用”的体系，而“时用”、“时义”之类则受到特别的关注和强调。

在这个构建中，“文用”是在一定的“关系”和层级中展开并实现的。最大者为“上—下”关系:“上”和“下”既指“文”的施用者在政治地位上的高低，也指相应“文用”在重要性上的大小差别。“上—下”之间，实包涵着“君—臣—民”三者所代表的主要层面:每一在“上”层者皆可通过“文”来“敷德教”于其下一层;而每一在“下”层者，则可通过“文”来“达情志”于其上一层。正是在这种往复不断的“上—下”关系中，“文用”得以实施和实现。“文用”也有相应的层级:一是“大”的功用，即所谓“经天纬地，作训垂范”。尧舜周公孔子的“文用”便属于此。看来这一层是帝王和圣贤的“专利”，非常人可得而用;二是“次”的功用，即所谓“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显然这是属于“臣”的，他们处于“君”与“民”之间，其职责便是通过“文”来匡弼君主，亲和民众;三是“或”的功用，即所谓“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言“或”言“往往”，意味这种情况不是必然的却是经常的，其中又有两类:一类是“离谗放逐之臣”，即已入仕途而遭遇挫折者;一类是“途穷后门之士”，即欲（入仕途）展抱负而不得途径者。这两类人都相对远离政治中心，与“民”更为接近，他们可以通过“文”来传情“魏阙”，表达“愤激”，从而使自己改善困境，进而飞黄腾达，流芳千古。由此可见，“大”、“次”、“或”实已顾及从上到下的“君”、“臣”、“民（个人）”各层关系，各层皆有相应的“文用”责任和权利，以及相应的目的与功效要求。施用的范围也不一样:“大”者包括“天下”，“次”者关乎“国家”，“或”者则大抵限于“个人”;而且“大”者相对高超，重在道德建树，“次”者相对具体，重在现实功利，而“或”者则相对灵活，可以是生前的满足，也可以是身后的追求。这三者恰与古人所谓“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大抵相应，也就是说，“文用”既关乎天下、国家、个人之全体，也关乎人的道德、事功及文章之全部。然则“文用”确实是既大且广，既高超又具体，贞观君臣如此体认“文用”，可谓全面而切实。还有一点应予注意:上文说到贞观君臣对古典“文义”的归依和复兴具有独尊性，现在看来，他们在确认“文用”时，对“个人”（即上述第三层级及“或”）的“文用”也留有位置，对“文用”的个人化、性情化给予了肯定，允许甚至鼓励用较为激烈的方式争取个人的文学价值的实现。这些都使其“文用”内涵更加丰富而全面，但其中也有与经典儒家文学理念不尽一致和谐的成分，表明贞观君臣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排斥其他的和后起的“文用”，这固然体现了他们开放的胸襟和兼容的怀抱，也与他们对“文”和“人”的深刻认识与充分理解有关。

第三，“文理”的积极认识。诸史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文”的发生机理和成功因素（以下简称“文理”）等问题，并有积极的认识。《北齐书·文苑传序》谓:“然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凰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纵其情思底滞，关键不通，但伏膺无怠，钻仰斯切，驰骛胜流，周旋益友，强学广其闻见，专心屏于涉求，画缋饰以丹青，雕琢成其器用，是以学而知之，犹足贤乎己也。谓石为兽，射之洞开，精之至也。积岁解牛，砉然游刃，习之久也。自非浑沌无可凿之姿，穷奇怀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习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论也:‘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大痛也。’”其他诸史如《南史·文学传论》等也有类似的论述，主要涉及“文”的一些基本原理:其一，就“文”的发生机理而言，强调“文”之所起，本于或缘于“情性”，是“人”之“情性”受“六气”所感而见诸形式，很明显是对《乐记》、《毛诗序》等儒家传统认识的继承，但也可以看到对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魏晋以还文学思想的接受。其中对“情性”的肯定，与上文所说对个人性“文用”的尊重具有同样积极的意义。其二，就“文”的成功条件而言，则强调先天的禀赋，同时鼓励后天的努力。所谓“帝资”、“天纵”、“生知”、“先觉”、“自成”、“冥会”、“生灵”、“机见”等等，极为醒目地提示:为“文”水平的高低及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个人天赋，只有那些具有超常天赋者才能得其玄妙，造就杰作。这种认识看上去不免有些神秘，但若考虑到“文”在本义上与天地人心的深刻联系，就能够理解贞观君臣并非故弄玄虚，而与他们对“文”的深切体认和特别敬重相符合，况且有大量古人实例和论说为根据，那些臻于极境的文学作品的完成往往确有令人匪夷所思、叹为天成之妙。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对“天赋”的强调，可赋予“文”以神圣而高贵的品质，从而唤起人们对“文”的敬慎和力行。而对于后天的努力，贞观君臣也给予积极的肯定，并指出即使天赋非常者也不能例外。总之，不论何人，只有精诚用功，强学多师，勤习苦练，才会达到成功。他们还引据魏文帝曹丕“志士大痛”之说，激励人们珍惜光阴，努力成功，以致不朽。这不仅是对“人工”的承认，也为那些“天赋”并不特出者赋予了为“文”的资格，并为其指明了途径。此外，对文章的写作、文体的要求、文风的形成等，也都提出了原则和要求。

第四，“文史”的系统整理。贞观君臣还特别注意对前代之“文”进行“史”的梳理（以下简称“文史”），往往并不局限于某史之一代而是贯通上下，提纲挈领，文质兼顾，从而建立起“文学史”的框架和概念。其尤可注意者:一是强烈的“整理”意识，这在其集介绍、议论、评判于一体的叙述方式上体现最为突出。贞观君臣的旨趣原本就在于通过修史而“裁成义类”，从而使历史上的方方面面是是非非都各有其位置和次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述“姿态”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是评判式的，“归结”则是选择性的，“视角”是全景式的，而其“眼光”不仅照彻古今而且指向未来，在对前代文学排定位序、判别高下的同时也就作出了取舍，以显示其价值和准则之所在，并为当前及今后的文学发展作出设计。二是鲜明的“定论”态度。贞观君臣更为在意和擅长的，似乎在论断方面，几乎对所有重要问题都要努力作出自己的结论乃至定论，而且往往口径一致，态度鲜明。兹据《隋序》的论断，列表以见大概: 

这里主要着眼于“时期”，其实《隋序》的论断也针对“人物”。如谓江淹、沈约、任昉、温子升、邢子才、魏伯起等人“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谓梁简文帝萧纲、梁湘东王萧绎“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论定性。不论是正面的、肯定性的、可取的，还是反面的、否定性的、不可取的，或者得失并存、取舍兼有的，其论断都意思清楚、观点鲜明、态度坚决。学术史证明，这些论断因其观察全面、识见准确、评价允当大多已为不刊之“定论”。而一旦成为定论，便与其所论对象结成不断强化的稳定结构，成为相对固定的“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很难轻易改变。

第五，“美景”的清晰勾画。贞观君臣还就其理想的文学图景及其达成途径进行设计和勾画，这种文学就是他们所要求和期待的“完美”文学。就其构思之完整、斟酌之成熟、设计之合理、描绘之清晰而言，仍以魏征所论为尚，这就是《隋序》的名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文质斌斌，尽善尽美”正是对贞观君臣“完美”文学理想图景（以下简称“美景”）的高度概括和典型表达。而且这样的“美景”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贞观君臣在对以往文学的充分了解、深入分析、细心甄别、审慎取舍的基础上，根据当代政治的文学要求、社会的文学状况以及文学自身走向完美的必备条件等，融会概括、提炼升华而成的。就其文字表述而言，其意思、语言乃至音韵、节奏等高度严谨、精练、合理、成熟，绝非仓促草率之作，应是经过长期酝酿、反复讨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精心之作。就其具体内容而言，“文质斌斌，尽善尽美”决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但贞观君臣同时也给出了途径和方法:即从前代文学中发现并掌握诸如宫商发越、清绮、词义贞刚、气质、理胜其词、文过其意、理深、文华、清音、累句、短、长等等，将其优长适当集中，并与“时用”和“咏歌”适当联系，使“文”与“质”适当结合，即可造成“完美”文学。这里的关键就是“适当”，而每一个“适当”都不容易做到，但从设计者“若能……则……矣”的表述里，可见其满怀自信。的确，有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和借鉴，有了明确的原则和取舍，有了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几乎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大约就是相应的政治环境，再加上各方面的努力实行。这样，“完美”文学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

魏征的表述可称之为文学“美景”的概念性方案，而诸史随处可见的贞观君臣关于理想文学的表达，则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丰富和充实着这个方案。其实上文所述“文义”、“文用”、“文理”、“文史”等，其中也不乏文学志趣和理想的内涵，这里不复详述。现在我们不妨将诸史论及的相关“概念”汇集起来，作整体的观察:

观乎天文;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身文;则天;文明;盛德;焕美;德教;情志;经纬天地;作训垂范;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道轲;志郁抑;愤激委约;飞文魏阙;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沉溺;流风声;君子用心;文雅;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宫商发越;清绮;词义贞刚;气质;时用;咏歌;清音;合其两长;文质斌斌;尽善尽美;雅道;典则;斲雕为朴;去浮华;飞霜简;非轻侧;雅体;典制;才难;骋龙光;驱云路;学优而切;才高;贵仕;名不可没;穷神知化;经邦纬俗;藏用百代;雅尚斯文;扬葩振藻;咀徵含商;宏衍;易俗，体物缘情;时运;宏丽;清典;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永嘉遗烈;锐情文学;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新风;律调;曲度;胸臆;润古雕今;雅言丽则;绮合绣联;雕琢琼瑶;刻削杞梓;龙光;鸿翼;孤寒;郁然特起;综采繁缛;兴属清华;比于建安;广延髦俊;烟霏雾集;掌纶诰;文章著名;独擅其美;参诏敕;军国文翰;典司纶;颇好咏诗;属意斯文;召引文士;论其才性;纂遗文;聘奇士;奋鳞翼;自致青紫;务存质朴;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师古之美;适时之用;常行;六情;五常;情感;六气;情发于中;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情性;神明;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气韵天成;生灵;机见;赏悟;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五声;出言异句;写万物之情状;下笔殊形;畅自心灵;宣之简素;天性;好习;用心;思侔造化;明并日月;宪章典谟;裨赞王道;文理清正;申纾性灵;经礼乐;综人伦;通古今;述美恶;雅尚文词;傍求学艺;辞工;赏激;加其爵位;名位文学;人伦所基;文词擅美;辞人才子;波骇云属;振鹭之羽仪;纵雕龙之符采;得玄珠于赤水;策奔电于昆丘;开四照于春华;成万宝于秋实;帝资悬解;天纵多能;生知;先觉;五色;八音;感英灵以特达;情思;强学;专心;画缋丹青;雕琢成器;学而知之;精之至;习之久;目前之务;千载之功;志士;诗人之赋丽以则;本乎情性;变化无方;条流遂广;以气为主;以文传意;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其调尚远;其旨在深;其理贵当;其辞欲巧;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五色成章;八音繁会;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言论慷慨;高词迥映;叠意回舒;珠流璧合;词深而雅;义博而显;文律雕龙;高韵;丽则;《翰林》;《典论》;藻绚;彬蔚之美;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文雅斯盛;铭山之美;杼轴清英;穷广内之青编;缉平台之丽曲;嘉声茂迹;金相玉润;埒美前修;垂裕来叶;扬蕤翰林;俱谐振玉，各擅锵金;遒文绮烂;缛藻霞焕;掞蔚春华;时标丽藻;作诰敷文;流声孝悌;旨深致远;大雅风烈;词锋景焕;源王化之幽赜;贯人灵之情性;机文喻海;岳藻如江;才行天赋;含咀艺文;论究人道;玉质金相;缛彩雕焕;藻思抑扬;雅性;词令;托意非常;摅畅幽愤……
这里只是对那些具有肯定意义的概念的大致汇集，并未作刻意的梳理和安排。可以看到，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理论、方法、原则、态度之类，也有定义、范畴、判断、价值、标准之类，还有叙述、描绘、比喻、指划之类，涉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将它们就这样随机地呈现在这里，便自然地形成一个“概念”化的景观:如此的典雅辉煌，沉雄刚健，又是如此的高朗明丽，清新婉转，真可谓气象万千，色彩斑斓，美不胜收。随着这些观念所传达的意境，我们恍如步入一个“完美”的文学宫殿，仿佛看到唐代文人飞动的神韵，华彩的篇章，仿佛听到唐代文学铿锵的节奏，悠扬的旋律……当然，这只是贞观君臣通过“概念”构建起来的“完美”文学的宫殿，只能说是“唐代文学”的概念世界，但它本身也是“唐代文学”的一部分，是唐代文学最先成熟起来的精神性果实，唐代文学的物质性果实，则有待于其文学“概念”中所蕴涵的各种合理“种子”在适当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开花、结果。

贞观君臣不仅是思想成熟的政治家，而且是坚定的理想实践者，他们在勾画“完美”文学图景的同时，便力行不倦地付诸实施了。经过后世的继承和发展，终于完成了精神和物质、概念和实际高度统一的唐代“新文学”。后人在对唐代文学进行整体评价时说:“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置之文苑，实焕缃图。”13与上述“美景”宛然相合，区别只在于此处的“缃图”为实际完成了的“完美”文学，而上述“美景”尚处于“概念”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中。

三
以上是我们对贞观君臣通过官修诸史进行文学“概念”建设的简要考察，在结束本文之前，容稍作补充:

见诸于官修诸史的关于“文学”的论述，只是贞观君臣文学“概念”建设的一部分，类似的建设也见诸他们的其他（如上述的另外五大系统）论述，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就诸史展开讨论，同时，由于诸史的特殊“语境”关系，使得这些论述更具概念性。过去一般只将它作为文学的“理论”或“批评”看待，其实这些看上去仿佛“理论”或“批评”的表述，其出发点和指归并不是要进行单纯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探讨，而在于通过借鉴过去而指导现在和将来的文学实践。由于诸史及其作者的特殊地位和目的，这些论述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也非一般文学“理论”或“批评”可比，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统治者文学意志、方针和政令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又因为贞观君臣是一个在儒家政治上涵养深厚且准备成熟的统治集团，因而他们关于文学的论述带有很强的规范性、指导性和设计性，而不是个别的言说或议论，其内容几乎涉及理想文学的方方面面，因此仅用今人所谓的文学“理论”或“批评”来看待这些论述是远远不够的，从“概念”的意义上给予认识和估价或许更近其实。此其一。

这个“概念”系统所体现和追求的文学实际上乃是一种新的文学:既与“前代文学”有着实质区别，也与经典儒家的文学要求不尽一致，在立意的路径上，它是对“前代文学”的反拨和对经典儒家文学的归依，但在实际上又一定程度地有所超越和丰富。正是这样一种追根溯源、兼收并蓄的“新文学”概念的完成，为后来唐代文学的现实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指明了新的道路，培育了新的精神，由此而完成的唐代文学实质上乃是一种“新文学”。此其二。

这个“概念”系统是贞观君臣对文学认识、思考和建构的产物，其本身应该视为唐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高度成熟、发达的一部分。它的完成和确立则意味着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到来，并且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当时及以后唐代文学的发展，甚至从整体上看，唐代文学的后来发展正是对这个文学概念系统的遵循、展开和落实。因此我们对唐代文学进行文学史估价时，应该将其概念与实绩诸多方面统一起来从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个体量上予以认识，而不应仅仅就其文学作品这一单一要素进行评断。持此以论，则习惯上以唐初文学为“低谷”的看法便有调整的必要了。此其三。

另外，本文所说的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和实现只是就其整体发展进程之特点而言的，并不是说唐代所有作家、所有作品都在此概念系统的规范和容纳之中;而且，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丰富之中，不可能是前后绝对的一致;我们说唐代文学概念在实际中的展开和落实主要是就其整体进程而言的，与作家在创作具体作品时是否“主题先行”无涉，不可混为一谈;而本文关于唐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与实现的讨论，目前还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史的“个案”来考察的，作为一个特殊现象，它主要是由于贞观君臣这个特殊统治集团及其所选择的“文德”政治的特殊要求等诸多特殊因素所促成的，至于它是否适合用来解释其他时代的文学，则有待具体研究之后才能知道，在此之前，不宜作过分的推广和比附。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早期”大抵指唐开国以来的五十年亦即自高祖李渊至太宗李世民下及高宗李治这一阶段，其中又以太宗执政的“贞观时期”为主体。

②“文德”政治亦即“王道”、“帝道”政治，是古代儒家政治的高级理念，并被发展为完备成熟且庞大复杂的“知—行”体系。简要地说就是要通过（儒家的）礼乐教化的内外配合，使社会成员实现伦理自觉和道德完善，使整个天下风俗淳正且安定富足，从而展开“文质斌斌”的生活，达到“化成”的境界。唐代“文德”政治肇端于高祖时期，全面确立并完成于太宗时期。太宗幼承家教，长师明儒，好学不倦，很早便广纳文儒之士研讨学术，商量政道。笔者于此已有论述，详见拙著《唐太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③“激约”指某种权威的或榜样的取舍会对社会产生“激励”和“约束”的双重作用:前者促使其人自觉自愿乐于如此，后者规定其人不得不如此，二者共同作用，遂使其人无所逃于此。

④⑤⑥⑦⑧〔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引同此。

⑨〔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政事》之《经史》之《命萧等修六代史诏》。洪丕谟等标点本，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下引同此。

⑩《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政事》之《经史》。

11《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陈飞按:《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云:贞观三年二月以“右丞魏征为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12“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易·贲》之彖辞，详见〔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三《贲》（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言而不文，行之不远”云云，为《左传》所载孔子、介之推之语，详见〔晋〕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襄公二十五年》及卷十五《僖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则天”、“盛德”之论，详见《论语注疏》卷八《泰伯》。

13《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传序》。陈飞按:《新唐书·文艺传序》的评价与此大抵一致，可相参证，文长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