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华娟
在豪气冲天、才华横溢的唐代文人之后，阅遍唐诗的盛世风韵、舒卷自如，宋代文人其实陷入很大的困境，他们似乎无法越过唐代光彩夺目、奇丽诡谲的颠峰，但是有一个人使得宋代文学绚烂生辉而不那么平淡乏味，这就是苏轼（1037--1101）了。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其诗是宋诗风格最典型的代表，其词开创豪放一派使其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容；书法丰瞻峻伟，淡泊出艳，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而绘画则得文与可神传，清拔远致，艺术造诣甚高；散文则是他格外钟爱、用力最勤的，名篇佳作不胜枚举，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其散文的丰富性、独特性可以说包容显示了苏轼的博通经史的才学，创新清灵的追求，锋芒毕露又旷达自适的性情，令人钦佩赞叹。《前赤壁赋》又是其散文中的精品，它既有散文的流畅任意，又有诗的凝练含蓄，还有赋的铺排激情，而且是苏轼生命中第一次承受生命威胁时的作品，既保留着他年青时的任侠好奇、豪爽直率，又融入儒道佛相合的精神超脱，是显示他思想、艺术风格渐趋变化成熟的作品，解读此文是颇具意义的事情。

《前赤壁赋》中他写到自己在秋天与朋友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风清月明，水波潋滟，放声吟诵美丽的诗篇，小船似一片苇叶，任意飘凌在浩荡渺茫的大海上，正如驾御风的翅膀遨游在透明的天空中，不必考虑要在哪里停下；恰似遗世独立的神仙，飘然羽化，远离尘俗。正当苏子欣然陶醉在美景之中，饮酒作歌，却有凄凉哀怨的洞箫声传来，象幽禁在深壑的蛟龙痛苦愤怒的舞动，又象孤零零的小船上寡妇惨切绝望的哭泣，呜呜袅袅，不绝如缕。苏子畅然惬意的心情立刻被它打断了，他赶紧问吹箫的人，为何会吹出如此悲凉的音乐？那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短歌行》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如此豪杰却免不了感叹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免不了“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无奈；左右环顾，夏口（今湖北武汉）至武昌（今湖北鄂城），山川郁郁苍苍，互相环绕，这不正是孟德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当他连续破荆州，下江陵，势如破竹，一泻千里；战船无数，旌旗蔽空，当他斟满酒杯对着长江，横执着长矛放声赋诗的时候，实在是一世雄杰，现在却也消失殆尽，无所谓胜负，无所谓豪杰了。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如同天地间的蜉蝣，沧海里的一粟，短暂又虚渺的生命让人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渴望偕同飞仙遨游长空，拥抱明月而长存始终。却知道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梦想，所以寄无限的悲哀在箫音里。苏子听后，劝慰道：你并不真的了解江水与明月啊，江水不舍昼夜的奔腾，但并未真的流失；月缺月圆，最终仍是明月。自其变者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物与我皆无尽，又何必羡慕江水明月、天地神仙？而且天地间许多物有其主，不是你的，一毫也不能拥有。只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我们可以尽情享用，这是造物主无穷的宝藏啊，而我们此时正在其中，你不觉得是很幸运的事吗？吹箫人展颜而笑，与苏子杯酌痛饮，渐渐睡着了，不知道东方之既白。

（一）儒士的痛苦

苏轼在赋提到的吹箫人其实是虚拟的，但吹箫人的心情却非无中生有，那正是苏轼的悲观、彷徨、痛苦的一面。宋代对文人士大夫政策宽松，激励他们畅所欲言，参与朝政，儒士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宋代的边境危机一直严重，更促发士大夫的责任心，苏轼正是其中最典型、最有责任心的代表，他对于国家朝政、百姓利益，总是凭着智慧和良心发表见解，从不会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委曲求全、随声附和，那种不顾身害、尽言无隐的忠谏精神使他的儒士本质表现到极致；在地方官任上，他从未沉浸于个人不幸而忘记百姓疾苦，积极兴利除弊。同时作为一个敏感浪漫、喜欢自由的才子，他又显的与社会世俗和政治统治格格不入，承受着比当时人更重的儒士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与现实束缚之间的矛盾、自然宇宙的永恒与人生短暂孤独虚渺的终极追问之苦。苏轼出身寒门，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仁宗嘉%二年（1057），所作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显露，苏轼写文大声疾呼改革弊政，但他并不同意王安石过于急速、剧烈的新法改革，“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在相对稳定中逐渐变革。反对新法不成，自感难容其中，主动要求外放，先后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1076年王安石罢相，表明新法推行失败，但新旧党争却愈演愈烈。元丰二年，苏轼于湖州任上被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便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后虽经营救出狱，责贬黄洲团练副使，但第一次面对生命的威胁，面对党争的卑鄙，他处于人生最彷徨、矛盾、痛苦的时期，同时也是促使他思想成熟、艺术生命勃发的关键时刻。《苏轼自小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怀着经世治国、辅君济民的理想，儒士的本质决定了他坎坷不平、倍受磨难的一生。》此时，儒士的那种济世安民、奉献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信仰受到极大的冲击，许多文人在类似的情形下变得委曲求全、沉默逃避，或者一蹶不振、消极忘世，甚至趋炎附势，成为权贵的奴隶，变成伪儒士。苏轼也经历着孔子、屈原、司马迁曾经经历过的痛苦，看着奔腾不息的江水、永恒不变的宇宙，感叹人生的短暂渺小，才华受困，自我价值难于表现，人生理想无法实现；无奈于当权者的愚顽不明、体察不清，愤怒痛恨小人的卑鄙猥劣、狠毒狡诈。他在彷徨中开始怀疑理想的价值、茫然于人生的意义，赋中吹箫人的困惑正是他的困惑，一世英雄又如何，无限豪气、千古风流不一样烟消云散了吗？才华横溢又怎样，忠君报国、赤子之心不是招来囹圄灾祸吗？即便是全身远祸，躲在江水山间，作一默默无闻的渔夫樵子，可看一看自然宇宙，看一看长江明月的无穷无尽，再看看自己的渺小短暂，实在不知道生命有何意义。正因为是一位儒士，苏轼才会有如此困惑和痛苦，而只有经过这些遭遇和精神磨难，从中挣脱出来、升华出来，才会成为真正的大儒士。正因为《前赤壁赋》中将这种儒士的困惑痛苦、甚至普通人的死亡恐惧形象生动的表达出来，构成此赋重要的文思、情感、辩驳、升华的基础，它才会吸引并打动了古往今来的儒士们。

（二）儒、道、佛的融合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顺则儒家，不顺则庄禅，儒、道、佛互补的现象在文人圈里不是什麽新鲜事儿，只是一般文人的互补不是同时段的融合升华，而是顺利时很少想着庄禅的洒脱、不受羁缚、看轻名利之欲，一旦遇到坎坷又沉陷在道佛的空无思想中而丢掉儒士的理想，这种名不副实的互补并没有使文人们成熟超脱，所以他们或者沉浸在儒士的痛苦中倍受煎熬、寒心凄凉，象唐代的柳宗元、明代的徐渭，柳宗元本是一个渴望施展才学、具有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但在永贞革新失败并被贬谪到荒蛮之地后，突然的人生危机使他痛苦万分，尽管他仍然忘不了忠义报国，而且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但是看他写的游记便知他活的痛苦而寂寞，他无法从凄清、孤寒、伤感中自拔，他对那些连岁不售、弃置荒郊的小丘同病相怜，同样的怀才不遇，同样的远离人事；他欣赏那些奇石峭壁，感受它们突傲不驯、挣脱兀立的精神，与自己内心愤世嫉俗、孤高峭傲的烈火相谐和；他逃避在山水之间，他“弃置”自己在清幽冷寂中，无论生活、情感、文章都流露出透心凉意，寒气逼人。徐渭是明代真正打破后七子影响，以情感充实强烈、骨格峥然峭拔的诗书文章开启晚明文学新篇章的文学家，被袁宏道盛誉为明诗第一人，而他在军事上、政治上也不乏超凡的才华，如此才士却在科举困蹇、家庭不幸、官场猜疑中倍受折磨，终于导致精神分裂，自戕并杀妻；有些则以为参悟了禅理看透了人生而消极丧志，象唐代的王维、白居易，王维在中国文学史上以“诗佛”称誉，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而他的诗以“字字入禅”的意境取胜，但他并未为文人儒士们提供真正的超脱之路，因为他的暂时超脱是以放弃儒士的理想、甚至泯灭道德是非获得的。他年轻时就多才多艺，音乐绘画皆有造诣，二十岁考中进士，赞誉围身，后因伶人舞黄狮子一事受贬至济洲司仓参军，开元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因赏识其才华将他召回长安，任右拾遗，这又激起他的政治热情，献诗给张九龄，表达自己的进步理想，此后又任监察御史并奉命出塞慰问边防将士，又曾在河西节度使幕府任判官。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擅权，作为张九龄一手提拔的王维面对一代奸相，心惊胆战，如履薄冰，走上明哲保身、远祸自全的道路。先隐居终南山，又在陕西蓝田别墅弹琴赋诗、浮舟往来，一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据说他对自己这种身在官场而心不在官场的“朝隐”十分得意，他甚至批评古代的高士许由、嵇康、陶潜等人的清高自守、坚贞不屈都是太执着，他借孔宣父的话“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宣扬自己“无所住”的佛家思想，说“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然而这种看似明智超脱的禅悟却是以抛弃儒士对现实政治的责任感为代价，而事实上，一个儒士失掉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也就不能称其为儒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失去儒士的本质也无法成就完整的人生。所以玄宗天宝十五年（744年），王维来不及入蜀而被迫作安氏王朝的伪官，肃宗回长安后本要论罪，后特许免受处分时，禅宗的空灵却不能帮助他真正在精神上超脱、快乐，他自感变节，情绪低落。“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看得出，走向空门并不是这个儒士的快乐，更多是一种无奈和躲避。（上述史实资料见胡遂著《中国佛学与文学》第155页，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尽管在他的诗中芙蓉花在无人的山涧自然的开了又落，（’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洞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空旷的春山之夜，一轮皎月破云而出，清幽的柔光洒满山涧，山鸟惊飞，脆啼划破寂静，刹那间又一切归于寂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这样的物我两忘、浑然相溶在佛理中几近空灵超脱，在诗境中至于无限天机、自由自在，但佛家的出世最终是为了救世入世，王维却是躲避在佛理的空灵中逃难，终至完全放弃人生的志向，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成功的超脱者，而且他的后半生除了诗文的成就，在政治方面几乎毫无业绩。看他年轻时写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那种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开元末年变成山林溪壑、禅宗清寂的个人解脱，但现实击碎了他的以放弃现实为前提的美梦，安史之乱后，他更是无以为赖，焚香禅诵，连禅诗也不见佳作了，“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如此消沉无为的生活只能说明他在思想境界上还未达到真正的成熟。白居易也是如此，曾经写过《卖炭翁》《红线毯》的新进士，曾经愤怒质问“宣州太守知不知，一线毯，三丈丝。地不知寒人要暖”的耿耿豪士，忠心谏君，却使君王心生厌恨，又触怒宦官与旧官僚，终致被放江州司马。屈原对君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齑%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的埋怨委屈再现于白居易的生命历史中，他没有象好朋友元稹一样受不住黜谪之苦而攀附宦官，而是坚持儒家独善其身的教义，但他也不如柳宗元、刘禹锡坚强，更不象屈原执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在忠君济世的理想受挫后，便正经作起了“醉吟先生”和“香山居士”，他说“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上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蹙促何所成。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山行”（《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其实在他生活的中晚唐时代，能躲在佛门中保全人格已非易事，宪宗、敬宗都是被宦官谋杀，甘露之变中四个宰相同时被乱兵杀死，朋党之争、权臣倾轧激烈残酷。但毕竟白居易的后半生失去儒士的理想，只是苟全于性命罢了，应该也是一个儒士的悲剧了。而到了苏轼，历史的不幸在惊人的重复，一介有识之士，才学满腹，且忠肝义胆，却不被君王重视，在新旧党争中起伏跌宕、孤独寂寞，在小人的卑鄙算计中漂泊荒蛮、倍受折磨，然而苏轼的真正成功却也生发在这历史的不幸中，同样的遭遇，苏轼在其中却粹炼出儒、道、佛的真正融合，成就中国儒士的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在遭遇生命危机时也有万事皆空的消沉，“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他欣赏庄子，苏辙说他叹“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先生墓志铭》）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夸张的奇特、比喻的新颖在苏轼文章中历历再现。而其精神中承认人生悲哀又力求超越悲哀的特质更有老庄的顺应思想的支持。他同样精于佛理，人生无常的感悟使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里叹然“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但他并未陷入到佛道的放纵、享乐、混世、厌世中去，依然背负着传统的儒家救世精神，坚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信念。正象《前赤壁赋》中展示的那种心灵历程，面对大自然的永恒感叹人生的短暂、渺小，经历痛苦和困惑，又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向通透、放达和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多次被贬，却使他一次比一次成熟、坚定，最后贬在海南作《纵笔》诗“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萧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不经意的滑稽谐笑中展示了他纯净无碍的赤子之心，同时显现傲风霜、阅古今的气度使他超越了苦难的人生，也超越了众多的文士们，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