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文正
中西文化比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话题。对此，不少学者都有同感，并且做了诸多努力，详尽地从思维方式、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地域差异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令国人茅塞顿开。在此，笔者也想凑凑热闹，从文学作品一一中国：《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外国：《老人与海》、《骑马下海的人》一一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一下二者的差异，谈一下自己粗浅的认识。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四篇(部)作品的梗概：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打到鱼了，第八十五天老人又出海了。这一次，他运气来了，一条很大的马林鱼上了钩，那条鱼把老人和他的船拖到远处的海面上。经过三天三夜的搏斗，老人终于捕到了这条大鱼，把它绑在船边上，但是在返回哈瓦那的半道上，鲨鱼来了，它们咬掉马林鱼的肉，虽然老人用尽各种办法击退鲨鱼，可是鲨鱼来了一批又一批，把鱼肉吃了个精光，等老人返回陆地的时候，那条鱼只剩下“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人在同外界强大势力的斗争中逃避不了失败的命运，但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些势力，不能认输，即使失败了，也要保持优胜者的风度。

《骑马下海的人》(英•约翰•沁)：大海仿佛是一个有生命的恶魔，它贪得无厌，无情地吞噬了耄里亚家里的三代八个男人。人在驾驭一切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无能，但是他们镇定达观。剧终，耄里亚在最后一个儿子死去后的两段悲壮的独白传达了作者的心声：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存在的这种搏斗是永恒的，但是人们应该接受这种命运而顽强地活下去。(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精卫填海》(《山海经•北山经》)：炎帝之女女娃因游东海淹死，灵魂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以免有人再淹死在大海里。这个故事反映了上古时代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坚定信念，后人常以此比喻意志坚决。

《愚公移山》（《列子•汤问》）愚公因太行、王屋二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有人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后来天帝被其诚心感动，命天神背走二山。这个故事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坚强毅力，现在用来比喻做事有顽强的毅力，不怕困难。

这四篇(部)作品，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表现的都是人与自然的较量这一题材，但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及对人的影响却不同，甚至迥异，而这，正是中西文化根本差异之体现。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前，人的力量总显得渺小、微弱，而人类征服自然的冲动又从不会遏止，因此，无论是人类童年的神话，还是今天的幻想，冥冥之中总会出现“神”(或命运)的概念。之所以出现“神”而不出现“人”，就是因为人类认识到自身力量有限，故寄希望于超乎人甚至超乎自然的“神”上，这样，借助神力既可表现出人类的一种希望、一种寄托，也可以产生心理上的一种平衡、一种慰籍，而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也更近乎客观。于是，在渺小的人和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便凭借自己创造的神取得了跟自然对抗的和谐。但这种和谐表现在人的主观理念上、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使有了不同的内涵：西方的神主宰人类的命运，中国的神被人主宰着或被人的意念支配着。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在中国作品中，人的气魄、精神被表现得登峰造极，大有主宰自然、扭转乾坤之神力一一愚公最终“移”走了山;精卫一直填海不已，其成功已势在必然。而西方作品中，人就显得格外渺小、微弱了，无论是圣地亚哥，还是耄里亚一家三代男人，在自然面前，总是逆来顺受、任其摆布而无能为力一一老人出海仍无功而返，耄里亚最后一个儿子也被大海吞噬了一一但作为自然的征服者，他们却从不敢也从没有在伟大的自然面前停止过自己探索的脚步一一老人第八十五天又孤身出海;米海尔的尸首还没找到，巴特里就又上路了一一尽管这种力量很微弱，在很多的时候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失去生命，他们仍不会屈从命运，仍在不断地同自然抗争，向自然宣战，正如《老人与海》中老渔夫所说：“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也就是说，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中国作品看重神力，以浪浸主义的手法给人以鼓舞，充满了乐观、自信。西方作品看重人力，探求神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给人类提出一个严竣的课题，但我们读后却不感到悲观，反而会继承一种精神，产生出一种莫明的冲动和很强的征服欲。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效果有何不同?

当神主宰人类命运时，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一种胜利，都会给人以鼓舞而产生一种勇气，而最坏的可能不外乎失败，在“小”与“大”的抗衡面前， “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失败又何足惧哉!而一旦胜利，它给人的鼓舞就是永恒的、普遍的。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人类总会充满希望的勉励自己不断向自然发起新的挑战。而当人主宰神时，这种超乎一切、凌驾于万物的气魄、精神在一时一事上可能有效，但就其普遍意义来讲，只能适得其反。因为这样做会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或藐视自然的伟力，就会对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就会屡屡失败。这样，一方面豪气十足，一方面刀枪不入，冲天干劲换来的不是预期目的却是重重挫败，精神的崩溃便成为必然，真可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种思想一旦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就会发现它缺乏持久力的弊端，这势必决定了这种精神的短命效果，反不如滴水穿石那样脚踏实地来得有效。

西方的“神”主宰着人的命运，因此，西方人看重个人的力量;中国的“神”被人主宰着，因此，中国人看重外物的利用。被神主宰的，总探求自身的解放，故探索永远不会停止，人类自身也不断的在自然面前获得一定的自由。幻想主宰神的，在意念上总是胜利者，故不去或很少去探索，人也总会受制于自然而得不到解放。看重个人力量者，认为一切成功都来源于自身的努力，因此遇事多从主观方面找原因，以通过自我的调整和努力获得对自然的驾驭，他每走一步，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一种启示，都有助于今后的努力一一这种人比较自信，不看重外界因素的影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自我奋斗是这种思维的外化。看重外物力量或借助神力者，把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于神灵的感化，往往忽视或否定自我的努力，遇事易低估自身的力量，由此而产生对别人的依赖、心理，看重各种人际关系。胜利了，欣然自喜;失败了，怨天尤人或寄希望于外物而精神胜利，这样就会导致退缩避让或取消责任。这种意识越强烈，越会阻碍自身潜能的发挥，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等封建思想就越重，就越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成员自身素质的提高。表现在生活中，我们常爱炫耀自己亲朋的尊贵以显示自身的地位，而西方人正好与此相反，往往爱贬低自己的出身而炫耀自己的能力。因此，前者产生了“精神分析法”，后者导致“精神胜利法”。因精神“分析”，故失败也值;因精神“胜利”，故全胜也枉然。

在对自然的态度上，西方的征服者顺应自然，中国的征服者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征服者，偏重于对自然规律的摸索和自身素质的提高，有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改造自然的征服者，偏重于对自然规律的违拗和对自然力量的藐视，有种蛮干的英雄主义色彩。在同大自然较量时，前者每取得一点点的胜利，都会产生一种成就感;遭到挫折也只能使人接受一次教育而变得更加坚强。后者每取得一点点胜利，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但也会使人更加狂妄;而遭到挫折后往往很容易使心灵受到伤害，产生一种失落感。因此，表现在心理和精神面貌上，前者坚强，乐观自信，后者脆弱，悲观自负：因自信，因而信人，故重诺守诺，善于合作;因自负，因而疑人，故轻诺也不守诺，喜好拆台。前者锐意进取，敢于冒险;后者因循守旧，思想保守。前者现实、有远见，先难后易;后者理想、短视而举步维艰。顺应自然者慑于自然的伟力而产生对自然的崇拜，对自然的赐予十分珍惜，因此环境保护者众;藐视自然者唯我独尊，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为我所生，都可为我所用，故保护环境者寡。

在征服自然的行动上，西方多出于一种理性指导下的实践，其有节、有度，不太合常理但符合实情，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多缘于感性认识上的一种理论，没有什么限制，虽有道理却不符合实际，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西方人务实，崇尚实干，重物质财富的创造;中国人务虚，崇尚清淡，看重精神的作用，而很少考虑后果如何，重态度而轻能力。西方人尊重科学，崇尚理性：中国人崇拜迷信，强调感情。由此而产生不同的人才：西方出现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实业家、科学家，中国却培养出一大批夸夸其谈而不着边际的空想家，使我们至今仍蒙受其害。

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既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积淀，也决定着民族文化发展的趋向。在此，笔者并不是想刻意反映这种差异，而是想借此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和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以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民族文化在扬弃和吸收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所言不当之处颇多，恳望得到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