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玉明
1933年，朱东润先生在其所任教的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了四篇关于《诗经》的论文，后集为一书，题名《读诗四论》。这书在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时，另加上一篇于1946发表于《国文月刊》的同样性质的论文，改名《诗三百篇探故》。与完成于相近年代并引起学界广泛重视的《张居正大传》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相比，《读诗四论》的情形颇有些寂寞，在很长的时间里，一般文学史乃至《诗经》研究著作称引此书的实不多见。差不多要到上世纪末，它的学术价值才得到较为充分的肯定。在这背后，学术风气之迁变耐人寻味。

上世纪20至40年代，《诗经》研究一度颇为兴盛，影响最大的学者，大概要数闻一多和郭沫若。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理论基点不太一样，但在敢于标异立新、引领风气方面则很相似。

闻一多擅长以考据、训诂学的手段与源于西方的民俗学、神话学与文化人类学等理论方法相结合来从事《诗经》研究，又加上他所推崇的想象力。闻氏对诗意作出了很多全新的诠释，影响十分深远。但具体说来，所得结论则未必坚实确切。譬如其早期论文《诗经的性欲观》，用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和潜意识理论作为解读《诗经》的利器，认为其中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关于性欲的表现，如虹、云、风雨、鱼、鸟等意象都是性交的象征。沿着这一方向，闻一多后来又发表了著名的《说鱼》，提出“《国风》中言鱼，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廋语”。这些观点均为向来说诗者所未道。但作为贵族文化教材、孔夫子谓之“思无邪”的《诗经》是否可能如此充溢着性欲、性交的内涵，不能不令人感到迷惑。

郭沫若的《诗经》研究更偏向于历史学。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等名著中，按照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诗经》中的材料作出各种新的诠释，用来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郭氏的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富于创新意义，而中国社会实际变化的结果则有力地支持了他的理论立场，故其影响较闻一多更为广泛和深远。但且不论在深受苏俄影响的情况下，郭沫若对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理解是否准确，一种过于强化的理论态度，几乎很难避免强古人以就我的过度阐释。举一个显著的例子来说，郭氏阐释《豳风·七月》，在说及“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时，认为这位女子是因为想到将会被“公子”占有而悲伤，令人觉得她的阶级意识之鲜明，不下于现代受过政治教育的人。但钱钟书却认为“女子伤春”和“男子悲秋”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抒情模式。他在《管锥编》中解说这两句诗，用了大量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和郭氏的观点有针锋相对的味道。

朱东润先生年轻时留学英国，对西方文化及学术传统的理解是他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背景。但和闻一多、郭沫若不同，他的《诗经》研究虽然也是力辟陈说，多出新意，但并不以某种特殊的理论为先导，而是以充分的证据、严密的逻辑，对关于《诗经》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廓清障蔽，获得新的认识。或许因为朱先生使用的方法颇显得笨拙，他的研究成果并不容易引起一时震动，但多少年过去以后，其所得结论之坚实确切，却更显得清楚了。在此书的《绪言》中，朱先生表明了自己在《诗经》研究上所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要祛除因为《诗经》被尊为“经”而造成的对诗意的曲解和遮蔽，另一方面也反对“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在对西方理论的态度上，他与一般趋新的研究者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看来，西方理论的引入对于开拓中国传统文史研究的新生面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但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些理论，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朱先生所指出的问题，至今值得我们思考。

朱先生关于《诗经》的几篇论文中，以《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最为著名，文中论证《国风》不出于民间，从而也就证明了《诗经》全体是贵族文化的产物。

认为《国风》主要出于民间，是一种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汉儒有“采诗”（天子或诸侯国君从民间采集歌谣以观民俗）说，这为《诗》出于民间之说提供了根据；而朱熹称“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诗集传》），则代表了宋儒沿袭汉儒的一面。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以重视“平民文学”为主要基点，同时又以西方理论为依据，以为歌谣多出于民间，于是《国风》为民间作品的看法，愈加坚定而流行。新说与旧学相契合，似乎莫过于此，这也是人们对此观点很少怀疑的重要原因。

朱先生却首先注意到通行之说与《国风》诗篇的实际情况不相合。他的研究方法其实简单明了，即一切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逐篇梳理，朱先生指出：其一，据《毛诗序》和三家诗说，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70余篇，身份皆为统治阶级；其二，诗篇本文中，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涉及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可以确定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80篇，即《国风》160篇总数之半。相反，欲以同样方法论证某诗确实出于被统治阶级所作，不能得一篇。《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倘若其文化性质不能弄清楚，对它的理解会出现很大的混乱。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自然能够理解朱先生所做考证工作的意义。

《大小雅说臆》一文，考证《小雅》、《大雅》区分的依据。文章博征《诗经》自身及《国语》、《左传》、《大戴礼》中相关材料，力辟“《风》《雅》《颂》皆为乐调名”之说，明确指出：“《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朱先生认为：周部族自称为夏族，“雅”是“夏”的音转。周人初聚族岐周，歧周之诗为《大雅》，后东迁丰镐，丰镐之诗为《小雅》。
值得注意的是，朱先生研究《诗经》不仅仅为了清理史实，还抱着一种揭示民族文化在早期阶段所蕴涵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并希望它得到发扬光大的心愿。论《国风》不出于民间，关联到上古时代文化的担当者只能是贵族，中国文学的若干重要特色最初也只能养成于贵族文化之中；论《雅》之得名本于民族称呼之“夏”，广言之《国风》亦为《雅》，关联到《诗经》整体所体现的诸夏民族精神。而这种揭示，在《诗心论发凡》与《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两篇以论析为主的文章中，表现更为集中。

《诗心论发凡》从自然、恋爱、战争三大主题论析诗人之情志，表彰“吾先民刚毅倔强之气”，富于自信的精神，和“对于战争，大抵以仅能自全为止”的态度，体现了作者考察古代作品的独特眼光和价值标准。而写于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一文，在考证《诗经》之成书年代之后，特别强调这一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他部族的侵略。文末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

容纳了《读诗四论》的《诗三百篇探故》是一部学术名著，它十分鲜明地体现着朱东润先生的学术个性。简括而言，就是敢于怀疑却又并不着意追求新奇，注意汲取西方理论而避免生硬地套用，视野宏大，文风拙朴而坚实。同时，朱先生虽以古代文史为研究对象，却不赞成把学术视为与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全然无关的东西；他总是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贯注着对祖国对民族深厚的情感。这一切，对于后辈应是很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