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 谭
我们读了冯其庸同志近著《论庚辰本》(下称《论庚》)一书，完全同意该书“出版说明”所作的评价。尤其是书上所附大量图版和表格，对读者很有益处，它使我们这些无法接触《石头记》珍贵版本的人，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己卯和庚辰两本的特殊关系。然而我们也完全同意冯其庸同志的下列观点：“《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很复杂的，对这许多问题，决不是可以一次认识完成的，更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穷尽的。”为此，我们想就《论庚》的主要论点，即“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一说，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论庚》第一部分就提出“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这一结论性的论点，并从六个方面详尽地论证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认为，正由于“庚辰本是己卯以后的重定本”，它们是同一个“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稿本的先后两次校定，因而，己卯本应抄自“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才是从“庚辰秋月定本”过录来的，它们之间是“兄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这就是己、庚两本既有相同特征又有原则差异的原因所在。

我们试以这个观点对照《论庚》第一部分的六条证据，得出的结论是：有五条既适用于“父子”关系，也适用于“兄弟”关系，只有第五条“避讳问题”只适用前者，不适用后者。但这个问题又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的。我们的看法是：庚辰本上如第七十八回《芙蓉诔》末句“成礼兮期祥”的“祥”字，与己卯本避允祥讳字一样写作“栏”，这一偶然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庚辰本的抄手中有个别原为怡亲王府的家人，他因对原主人的讳字缺笔书写习惯了，故在抄写庚辰本时也会偶然在无意中这样缺笔书写；这如同己卯本的抄手中也有少数可能不是怡亲王府家里的人，他们因不习惯对特殊家讳缺笔书写，故在己卯本中也出现一些未避“祥”、“晓”讳字，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庚辰本基本不避家讳、偶然出现避讳和己卯本基本避家讳、偶然不避讳，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庚辰本并不是忠实地从己卯本过录来的。

此外，我们还看到吴恩裕同志在《己卯本《石头记》新探》一文中，曾揭出弘晓把“成则王侯败则贼”篡改为“成则公侯败则贼”，并据此推断“庚辰本又不可能是直接从怡府抄本过录的”。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遗憾的只是他还未能进一步论证己、庚两本的渊源关系。但是这条意见显然未受到《论庚》的重视，而这条意见又是动摇“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一说的重要证据之一。

二、二十四条己卯眉批的秘密

己卯本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陶洙收藏之前尚无眉批，而庚辰本却有从乾隆己卯(一七五九)至丁亥(一七六七)的大量眉批，这本来也是己、庚两本的重要差别之一。可是《论庚》对己卯本为什么没有眉批，却解释为：

……参加抄写这个本子的共九人，抄写的方式是流水作业法，即每人挨次抄下去。……从以上抄录的方式来看，当时可能因底本索取得比较急，因此不得不用这种方式赶着抄，甚至很可能不是整部借来，而是一册一册借来的，还甚至极有可能是拆开来分抄的。由于借抄的时间比较紧迫，故底本上应有的眉批(己卯冬的眉批)，一律未抄，当时极有可能准备全部抄完后，再改用朱笔重新抄眉批，象庚辰本的眉批那样，但等到全书正文抄写完，已没有时间可以抄眉批了，因此过录的己卵本反倒没有己卯的眉批。(28页)

我们认为，《论庚》这个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某些方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为：[1](1已卯眉批充其量只有二十四条，全部字数只有八百三十四字，那么既然全书几十万字都来得及抄，怎么这里不满千字的眉批倒来不及抄呢?[2]己卯本底本既是分册借来，拆回赶抄(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看法)，那当然也是分册复装，逐册换借，怎么可以设想怡府主人会等到全书墨笔抄完后再回过头来改用朱笔抄眉批呢?[3]据《论庚》考证，己卯本亦不是一次抄录后就一成不变地保存下来，它抄成后不久又借来“庚辰秋月定本”进行校改，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也放弃眉批不抄呢?难道也准备等全部校改完毕后再回头来抄眉批，而且又是造成时间来不及了吗?[4]己卯本原底本上应有的己卯眉批，究竟是朱是墨，无从验证，故亦难断定，说它们是朱批，只是从现存的庚辰本上推测。然而，庚辰本上的眉批，不论是己卯年的，还是丁亥年的，以及很多不系年的眉批，都是有朱有墨，朱墨混杂的。当然，这些墨笔眉批大多数由于己卯本回数残缺而无法验证。但恰好己、庚两本俱全的第十三回有一条为庚辰本所有，为己卯本所无的墨笔眉批：
彩明系未冠之童，阿凤便于出入使换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

这条眉批虽未系年己卯，但《论庚》不是认为“二十二回末页丁亥年的墨笔眉批，很可能是己卯原本上的原批”吗?那么这条墨笔眉批，即使不是己卯年的，起码也是壬午(一七六二)年以前的吧。因为它下面紧接着一条“壬午春”的畸笏之批，对前批表示附和：“且明写阿凤不识字之故。”象这一条早期的墨笔眉批，却不为己卯本所录，又应如何解释呢?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要对以上问题作出全面的合理的解释，只好承认已卯本的原底本——“己卯冬月定本”上面本来就没有眉批，不管是“己卯冬夜”的眉批，或是以后各年的眉批。并且由此可证：己卯本确是于己卯当年忠实地过录“己卯冬月定本”的最接近原稿本的一个珍贵抄本(其中个别特殊情况，如因政治原因擅改“王侯”为“公侯”者例外)。然则庚辰本上二十四条“己卯冬夜”的眉批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现在庚辰本上的脂砚斋批语有两类：一类是己卯年以前历次所作之批；这类脂批虽有署名却无系年，在己卯和庚辰两本都是随正文抄在行中为双行小字批注，可见这类脂批是“己卯冬月定本”上原有之批，这次“冬月定本”，应该说是在孟冬，否则“己卯冬夜”的眉批也应该随正文过录为行中双行小字批注了。另一类是在“己卯冬月定本”之后，紧接着于当年仲冬或季冬，脂砚又在“定本”有限的回数上加眉批；这类脂批，一般仅有系年，没有署名，幸赖第二十四回有一条系年兼署名之批，我们现在才能推定这二十四条眉批是脂砚的手笔。因此，这二十四条眉批只能在庚辰重定本才有，在己卯初冬的定本上是没有的。我们的意见是：怡府抄本就是在“己卯冬月定本”和“己卯冬夜”加批的夹缝之间，借回秘密赶抄的。《论庚》对吴恩裕同志“估计弘晓过录己卯本的时间很可能在二十五年的春夏之际”，认为是太早了，否则，“除非能证明怡亲王弘晓与曹雪芹的关系或与曹雪芹亲友的关系亲切如同曹雪芹与脂砚斋一样”。我们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吴恩裕同志估计的己卯本过录的时间不是太早，而是晚了一点点，否则，己卯本上缺那二十四条己卯眉批就无法解释。至于说时间是不是太紧张了?怡、曹两家关系是否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对这两个问题，我们的看法又是：从时间上说是紧张了一点，然而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弘晓这位年青风流的亲王，一旦为《石头记》所吸引，他会想出一切办法弄回来转抄的，你看他组织九个人以上抄手的阵容和亲自动手抄写的干劲，不就可窥一斑了吗?相反，如果按《论庚》的安排，把己卯本过录、己卯本借庚辰定本校改、庚辰本从己卯本再过录和庚辰本又借带眉批、行间批本来校改，这么四道浩翰的工序，都挤在“乾隆三十三、四年之间”，不更显得难以致信的紧张和凑巧吗?再从怡、曹两家的关系来说，最近不是有人论证畸笏即是曹頫(我们同意这个论点)吗?那么老怡亲王允祥既是曹頫的监护人，又是成全过曹家的恩人，弘晓凭老子这一点面子，从曹頫即畸笏那里索借到《石头记》原稿本，不是很合乎情理的吗?

三、从己卯定本到庚辰定本之谜

己卯本的第二册卷头有“己卯冬月定本”题记，庚辰本后半部四个总目叶上有“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的题记，这本来也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己卯本的过录底本就是己卯定本，庚辰本的过录底本就是庚辰重定本。可是，《论庚》为了论证庚辰本是从己卯本忠实过录的，却为这两个本子的渊源关系虚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曲折过程，：

根据己卯本忠实过录的本子，怎么过录下来后，就成了“庚辰本”了呢?这个“谜”实在有点令人难解。确实，从已卵本过录到庚辰本的过程中，有一个曲折的情况，也可以说有一个“谜”，现在就让我们来试着解这个“谜”罢。

我分析己卯本和庚辰本两书的抄录过程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步，怡亲王府弘晓或其他人借到了经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己卯冬月定本(我估计，这个本子有很大的可能是脂砚斋抄评的原本……)，便组织人力抄写……由于借抄的时间比较紧迫，故底本上应有的眉批(已卯冬的眉批)，一律未抄……第二步(以下按原作者归纳后的文字——引者)，己卯本在过录完成后的若干年，又借得了庚辰本，己卯本的抄藏者又据以校补己卯本，校补的方式是三种：一是径改，二是贴改，三是夹条加入增补的文字，这前两种的修改方式，现在己卯本上还留有痕迹可查，这后一种方式，因为年代久远了，这几张小条(这样的情况很少，一共只有三处)丢失了，所以现在在已卯本里已找不到根据了。己卯本在经过上面这三种方式的校补以后，它的正文实质上已同于庚辰本，这就是说己卯本在形式上是原脂砚斋四阅评过的己卯本被过录下来时的形式，但在内容上已经是“庚辰秋定本”的内容了。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庚辰本的过录者在根据用原庚辰本校补以后的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就删去了“己卯冬月定本”这一行字。甚至“庚辰秋月定本”这一行字，说不定在己卯本里原先也有记录，也是后来经过转换藏主，特别是经过重新装裱和丢失了它的一半，因而失去了这些记录也未可知。(28页、34页)

由于以上这个过程确实曲折得耐人寻味，所以不得不大段摘引原文。但读者只要细心地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内部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就让我们坦率地把不理解的问题提在下面：

第一，《论庚》把怡府过录己卯本的时间定在乾隆三十二年以后，把庚辰本从校改后的己卯本忠实过录的时间定在乾隆三十四年以前(见原书26页)，现在又把己卯本据“庚辰秋月定本”校改的时间定在己卯本过录后的“若干年”，读者试把这个时间表排一排，看看能否说得通?

第二，《论庚》第二部分总标题已肯定“庚辰本是己卯以后的重定本，(此点我们也完全同意)，那么怡府主人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后分二次借到据以一抄一校的两个本子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本子，那岂不等于说己卯原本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以后都没有重定过吗?如果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本子的两次校定，那么怡府于乾隆三十二年以后第一次借到的己卯本过录底本，不就是已经过庚辰秋重定过了的本子吗?弘晓等人又何必于“若干年”后再借来一个什么庚辰定本来校改己卯本呢?

第三，《论庚》上忽而说己卯原本上“应有的眉批”是“己卯冬的眉批”，忽而又说“我认为上述二十二回末页丁亥年的墨批，很有

可能是己卯原本上的原批。”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如何统一呢?如果说已卯原本上既有乾隆丁亥(三十二年)的批语，又没有乾隆庚辰(二十七年)重定的修改文字，这岂不更加不可理解了吗?

第四，怡府主人在乾隆丁亥之后的若干年，第二次借到的给己卯本作校改的庚辰定本，上面有没有朱笔眉批和行间批呢?按理说是总应该有的吧!但是怡府主人为什么又放弃不录了呢?难道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陶洙见到庚辰本的这些重要批语都会不惜耗费精力加以过录，而与曹雪芹同时代并酷爱《石头记》的弘晓反而不重视原底本所附的重要批语吗?

第五，《论庚》推测庚辰本上的“庚辰秋月定本”题记是庚辰本的过录者从己卯本上的“己卯冬月定本”删改过来的，还说“这一删一增的两行字，恰好是为我们证明了据己卯本抄成后的《石头记》，已然是‘庚辰秋月定本’了”。那么试问：己卯本的过录者怎么却没有庚辰本过录者的这份聪明呢?也就是说经过用“庚辰秋月定本”校改的己卯本上为何还保留“己卯冬月定本”题记，而不知道把它删却换为“庚辰秋月定本题记”呢(按理说己卯本若是过录于丁亥年以后，那它的第一个底本上就应有“庚辰秋月定本”题记了)?然则《论庚》又把己卯本上出现“庚辰秋月定本”题记的希望寄托在该本丢失和撕缺部分。但这一悬想又能有多大说服力?因为丢失和撕缺部分有没有此类题记已是个问题，若使有的话不也可能又是“己卯冬月定本”的题记吗?

第六，《论庚》为己卯本对庚辰本的大段缺文设计了一个夹条增补的措施，无奈这三张夹条又全丢失了，这也未免太凑巧了，但采取这一措施之后，还有为数不少的异文不知来历，而这个“还没有弄清的环节”不正好说明庚辰本不是从己卯本忠实地过录下来的吗?

要解答这一系列的矛盾现象，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先要推掉“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这一成见，然后把这个曲折过程大大加以简化。也就是承认己卯本的底本是庚辰重定之前的“己卯冬月定本”，庚辰本的底本是庚辰重定后的“庚辰秋月定本”，它们都忠实地把原底本上的“题记”过录下来，但这两个底本又同是脂砚斋四阅评本，由己卯定本的形式变为庚辰定本的内容，就是在这个稿本上发生的。

四、己、庚两本校补文字的来源
1．己卯本校补文字的来源

《论庚》用附表的形式，通过认真的校对笔迹，辨别朱色，把己卯本上原有乾隆时期的朱笔校改文字同以后收藏者的朱笔校改文字区别出来，这是一份辛苦而又有价值的工作。但《论庚》对这些校补文字的来源和校补的时间的分析，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论庚》完全重复了第二部分的说法：

这类校字，早于庚辰本据己卯本的过录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己卯本过录成书以后的若干年内，己卯本的收藏者又借到了庚辰秋定本，并据以校补己卯本。这些校补的文字，即以朱笔旁加或点改在己卯本的正文之侧．这些朱笔的旁改文字，到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在庚辰本上它们就都成了正文，不再是写在行侧的旁加文字了。(40—41页)

上面我们已经反复阐述：己卯本如果真的是过录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之后，它就不需要在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之前再借一个什么庚辰秋定本来校改了。因此，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赘述了。但是己卯本上明明有乾隆时期的朱笔校改的实证，而且这些校改文字确实是按庚辰定本校改的，它们如果不是来自悬拟中的庚辰秋定本，难道倒是来自现实中的庚辰本吗?我们认为正是这样。也就是说，己卯本上这些旁改校文是庚辰本过录之后据庚辰本校改的，而不是什么“这些朱笔的旁改文字”“被庚辰本过录为正文”。己卯本上这些校文不但不能成为庚辰本从己卯本过录的证据，倒会成为庚辰本不可能从己卯本过录的反证。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已卯本的主人早于乾隆时期就借到庚辰本来校改，那他们为什么不把庚辰本上自己卯至丁亥的大量眉批和行间批也一起校录进己卯本呢?这个问题确实费了我们好些脑筋，但终于又在《论庚》上找到了答案。《论庚》不是考出己、庚两本曾经同时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吗?我们认为这一考证十分重要。那就是说，此人手头弄到己、庚两个抄本之后，他在校读中发现这两个抄本是出于同一底本，并用朱笔据庚辰本对己卯本进行校改，但他校改得不那么认真，特别是后半部就渐渐不耐烦了，所以仍留一些庚辰本的合理文字未为己卯本所藉以校正。同时，他还认为反正自己手里已有一部完整的带眉批和行间批的庚辰本，也就不再费时花工把这大量的朱墨批语重新转录到己卯本上去了，而让己卯本保持原来的面貌。

2．庚辰本校补文字的来源

同辨析己卯本的校改文字一样，《论庚》对庚辰本上的校改文字也作了细致的分类，并说其中第二类“是在庚辰本全书过录完成后，过录者又借到了带朱笔眉批和行间批的本子”，而“在过录这些朱笔批语的同时，这位过录者同时又用朱笔对过录的庚辰本的正文和批语作了校正’。这个庚辰本校改底本是何来历呢?据《论庚》五十四页附注第二条的考证是：

这个带有朱笔眉批和行间批的本子，我认为有可能仍是这个己卯原本，即怡府据以过录的底本(它的前身是丙子本)。过录时已有己卯以下的历次批语，最晚的批语是丁亥。这与二十二回末墨笔批语：“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是一致的。因此这个庚辰本的正文墨笔过录时间与朱笔眉批和行间批的过录时间，相差不会太远(约在乾隆三十三、四年)。

坦率地说，读了以上这段文字，使人越来越糊涂了。因此，有必要把《论庚》所考定的几个有渊源关系的《石头记》版本综合起来，列个式子来看：
(A)=己卯本过录底本，即己卯原本，被怡府借录于乾隆丁亥(三十二年)之后。

(B)=己卯本校改底本，即庚辰秋定本，被怡府借校于己卯本抄成后的若干年。

(C)：校改后的己卯本，即庚辰本过录底本，被庚辰本主人借录于乾隆三十三、四年。

(D)：庚辰本校改底本，又是所谓“己卯原本”，被庚辰本主人借校于乾隆三十三、四年。

(E)=校改后的庚辰本，过录于乾隆三十三、四年，校改于乾隆三十三、四年。

以上五个本子的承继关系实在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糊涂帐。如果说(A)=(D)，那么按(A)过录下来的己卯本岂不等于(E)了吗?而怡府主人又何必借(B)来校改己卯本，庚本主人又何必借(D)来校改庚辰本呢?如果说(B)=(C)，(D)=(E)，那么又如何能证明(A)=(D)呢?因为(A)在三十二年以后为怡府借录时只具有(A)本身的素质，以致己、庚两本主人需要借(B)和(D)来分别对己、庚两本进行校改，怎么到了三十三、四年，这个(A)就变成既有(B)的素质又有(D)的素质了呢?

我们的看法是：庚辰本的过录时间应随己卯本的过录时间之提前而提前，大致在庚辰秋定之后不太久，至多一、两年。这是因为：(1)己卯本与庚辰本的相同面很大，说明它们的底本都是雪芹手定、脂砚四评的原本，其区别只在于前者据己卯冬定本过录，后者据庚辰秋重定本过；(2)己卯本的两个抄手又参加了庚辰本的抄写，并且很可能后来就是这两个人之一促成两个本子弄到一人手中。庚辰本再过录壬午至丁亥的批语并对原文进行一些校改，这才是丁亥以后的事，也就是《论庚》所一再肯定的乾隆三十三、四年间的事。此时，即使这个带朱批的本子是雪芹手定、脂砚

手批的原本，也是经过畸笏等人多次修改、加批的本子了，何况它是否己卯原本，尚无证据可推知。至于己卯本上原来有无壬午、丁亥的批语，《论庚》“附表二”并不能提供这种证据。因为该表所列己庚两本都有的回前回后墨批，均不能证明是己卯以后之批。

以上四点意见是我们在己、庚两本的渊源关系上与冯其庸同志的不同看法，希望冯其庸同志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