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廷海

《春秋穀梁传》自产生以后经历代先师口授，由西汉学者加以著录，并在汉宣帝时短暂立为官学，以后长期处于在野私学的地位，但其章句之学也极为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多家《春秋穀梁传》注解，特别是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异军突起，以致于在唐代杨士勋为其撰作《春秋穀梁传注疏》。但从唐中期以后，专门针对《春秋穀梁传》研究的著作逐渐减少。特别是宋明理学以性理的研寻为鹄的，经学不振，学风空疏。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毛奇龄等学术大师提倡读经，到康乾三吴惠氏之时，“汉学之绝者千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清代学者对《春秋穀梁传》及其注疏也比较重视，出现一些研究成果。历代学者对《春秋穀梁传》进行传授、章句、注解、义疏和研究，形成了春秋穀梁学。学术界对汉代以前《春秋穀梁传》的传授、汉代春秋穀梁学的历史地位以及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有所研究，[2]但对清代的春秋穀梁学缺少研究。可见，对清代春秋穀梁学进行总结和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春秋穀梁学学统的重建
从汉代经学产生，春秋穀梁学无论处于官学或是私学地位，均未脱离学者的视野，有一个绵绵不绝的学术传统。不仅汉代学者的《穀梁传》章句，而且魏晋范宁等的解诂、唐代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注疏》，均属于“我注六经”，即历代学者对《穀梁传》层累性的诠释。但唐代以官方权威正定经学文本，统一经学注疏，限制了经学的多途发展，特别是魏晋以来在野私学的活跃局面受到钳制。前人已对此多致批评之意，如元代学者戈直说：“（唐）太宗兴起斯文，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定《疏义》，……皆卓然显行于世，而其他数十百家尽废。”[3]清代刘师培也说：“《正义》之学，乃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也”，“故自有《正义》而后六朝之经以失传，且不惟六朝之说废，即古学之存于六朝旧疏者，亦随之而竟泯！”[4]
有鉴于此，从唐代中期以来就有学者突破官方“正义”经学的堤限，啖助、赵匡、陆质撰写《春秋集传》等书，“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5]，其突出特点就是对《春秋》三传的疏离，所以韩愈有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6]。传统的《春秋》专经专传之学走向衰微，“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7]从传统经学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