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穀梁传》自产生以后经历代先师口授，由西汉学者加以著录，并在汉宣帝时短暂立为官学，以后长期处于在野私学的地位，但其章句之学也极为发达。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多家《春秋穀梁传》注解，特别是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异军突起，以致于在唐代杨士勋为其撰作《春秋穀梁传注疏》。但从唐中期以后，专门针对《春秋穀梁传》研究的著作逐渐减少。特别是宋明理学以性理的研寻为鹄的，经学不振，学风空疏。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毛奇龄等学术大师提倡读经，到康乾三吴惠氏之时，“汉学之绝者千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清代学者对《春秋穀梁传》及其注疏也比较重视，出现一些研究成果。历代学者对《春秋穀梁传》进行传授、章句、注解、义疏和研究，形成了春秋穀梁学。学术界对汉代以前《春秋穀梁传》的传授、汉代春秋穀梁学的历史地位以及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有所研究，[2]但对清代的春秋穀梁学缺少研究。可见，对清代春秋穀梁学进行总结和梳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春秋穀梁学学统的重建
从汉代经学产生，春秋穀梁学无论处于官学或是私学地位，均未脱离学者的视野，有一个绵绵不绝的学术传统。不仅汉代学者的《穀梁传》章句，而且魏晋范宁等的解诂、唐代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注疏》，均属于“我注六经”，即历代学者对《穀梁传》层累性的诠释。但唐代以官方权威正定经学文本，统一经学注疏，限制了经学的多途发展，特别是魏晋以来在野私学的活跃局面受到钳制。前人已对此多致批评之意，如元代学者戈直说：“（唐）太宗兴起斯文，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定《疏义》，……皆卓然显行于世，而其他数十百家尽废。”[3]清代刘师培也说：“《正义》之学，乃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也”，“故自有《正义》而后六朝之经以失传，且不惟六朝之说废，即古学之存于六朝旧疏者，亦随之而竟泯！”[4]

有鉴于此，从唐代中期以来就有学者突破官方“正义”经学的堤限，啖助、赵匡、陆质撰写《春秋集传》等书，“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5]，其突出特点就是对《春秋》三传的疏离，所以韩愈有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6]。传统的《春秋》专经专传之学走向衰微，“自啖助、赵匡倡为废《传》解《经》之说，使人人各以臆见私相揣度，务为新奇以相胜，而《春秋》以荒。”[7]从传统经学诠释学来定义，是为“六经注我”，即六经均变成我的注脚，为我的褒贬义理服务。此一学风对宋代有导夫先路的作用，特别是南宋胡安国《春秋传》的撰著，代表了这种义理《春秋》学的高峰，所以元明政府将胡安国《春秋传》作为科举考试的功令，《春秋》三传的地位更被夺席，“自前代取士，《春秋》专用胡《传》，童而习之者，往往束于功令，笃时拘墟以就有司之绳尺，而三传罕有能读其全者。”[8]所以春秋穀梁学的学统至此全部断绝。

至清初，顾炎武等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9]，强调治学转归朴实，此一带指示性的学术意见，实际上暗含对宋学蹈虚学风的批评。虽然，清初统治者以理学治国，但也十分重视经学的重要作用：“治天下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10]对于《春秋》经学，则抛弃胡安国《传》而恢复《三传》的地位：
圣天子稽古右文，尊经耄念，废胡氏之偏说，得圣经之正义，特命学官，《春秋》以三传取士，此实千古所希遇。天下闻之，莫不欣然蒸起，思有以求经之真，考传之义。[11]

这样，清代春秋穀梁学的复兴有了学术因缘。

当时学者纷纷表达以重建春秋穀梁学学统为己任。道光年间，阮元主持编刻《皇清经解》，“《公羊》、《左氏》俱有专家，而《穀梁》缺焉”，因此，柳兴恩“蒙故发愤卒业，于此并思为《穀梁》集大成”[12]，撰成《穀梁大义述》。此期学者曹金籀以《穀梁传》自汉以来“二千余年未有发明之者，闭户覃思，欲著《穀梁春秋释例》、《穀梁春秋传微》各若干卷，发其由枿，寻其坠绪，以扶千古之绝学。”[13]咸、同时期学者钟文烝认为“《穀梁》家学已微甚，私窃愍叹专力成书，会萃见闻，折衷一是。”[14]于是，历时二十四年撰作《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光绪年间，廖平在寻绎春秋穀梁学的历史脉络中，感受到了自己继承传统的责任：

《穀梁》显于宣、元之间，不及一世。东汉以来，名家遂绝，旧说虽存，更无诵习。范氏觇其阗弱，希幸窃据，依附何杜，滥入子姓，既非专门之学，且以攻《传》为能，末学肤受，喜便诵记，立在学官，历世千载。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15]
所以，从光绪七年（1881）起，廖平“痛微言之久陨，伤绝学之不竞”，发愤继往圣之绝学，十易其稿，撰成《春秋穀梁古义疏》。同期学者江慎中也认为“啖赵以后，竞为凿空之学，历宋元明，此《经》（即《穀梁传》）遂成绝绪。”[16]以上学者所论，均表明他们意欲承担起复兴春秋穀梁学的重任。

二．清代春秋穀梁学的展开

清代乾、嘉、道时期在学术上“主持风会”的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7]对于二百六十多年的清代学术史，皮锡瑞、王国维均分清初、乾嘉、道咸以后三期[18]，成为学术界的通识，我们在叙述清代春秋穀梁学的展开时，也大体循此时间线索。

1．清初的春秋穀梁学
清初顺康时期的春秋穀梁学，正处于逐步复苏的阶段。当时研究的学者较少，有学者大声疾呼“三传之学，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也。”[19]于此可见春秋穀梁学的恢复是多么急切。但清初学术界正处于新（汉学）、旧（宋学）杂糅时期，学者治《春秋》学，多采用训诂、考证等征实的汉学方法，在学术成果上又体现为会通《左》《公》《谷》、疑经驳传的宋学家风。

顾炎武在所撰《日知录》中，有不少研究《穀梁传》的内容。顾炎武对《穀梁传》的评价有肯定也有否定，他说：“《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20]《穀梁传》亲受子夏，对《春秋》的微言大义颇多会意，但也确有穿凿不通之处，顾炎武对《穀梁传》的褒贬评价比较适中。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具体指出《穀梁传》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如针对《穀梁传》“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隐也。”顾炎武认为“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穀梁》以为隐自正者，凿矣。”[21]此外，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穀梁传》释“戎”为“菽”，顾炎武引用《诗经》、《尔雅》、《列子》的材料指出《穀梁传》解释的错误。例证较多，不胜缕陈。可见，顾炎武的春秋穀梁学研究，走的是史学研究的路径。他引证丰富的经史诸子材料，利用音韵训诂等方法，纠正《穀梁传》中的谬误，体现了顾炎武“博学于文”的治学风格。不过，他在辩说中也引用了宋代学者（如刘敞）的意见，说明他还未脱离宋人的影响。

其他学者，保持宋学风格更为明显。如俞汝言鉴于《春秋》诸传解说“偏驳者半”，解说偏颇，俞汝言撰写《春秋四传纠正》，指陈《左传》、《公羊》、《穀梁》、胡安国《传》之失，并加以辨正。毛奇龄《春秋毛氏传》与《春秋简书刊误》多有研究《穀梁传》的内容，前者斥《穀梁传》之谬说，后者则刊正三传文字异同。《春秋毛氏传》对《穀梁传》的总体评价是“道听途说，徒事变乱”[22]，对《穀梁传》重文例的特点责之尤力。《春秋简书刊误》，刊正《三传》经文之误，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羊传》、《穀梁传》之异文，辨正其谬，一一说明原因。

张尚瑗《春秋三传折诸》四十四卷，其中《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二传各七卷。张尚瑗主张“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表明要复兴传统经学的决心，张氏同时提倡“经传与史合流”[23]的观点，表明在学术方法上采用史学的方法研究经学，以及利用史书材料以断经传的是非。张尚瑗的《穀梁折诸》取材较广，从卷一至卷七则是列举历代学者对《穀梁传》文的解说或评价，并附以他本人的评说。凡先儒训诂、经师授受、微言大义多见于其中，只是疏于剪裁和组织，所以显得虽体大而思不精。该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主要是为后来学者研究穀梁学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蒐罗荟粹尤为摭实之言，过而存之，视虚谈褒贬者固胜之远矣。”[24]

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也多涉及《穀梁传》的内容。如姜兆锡有《公谷会义》十二卷，“于三家褒贬之例无所偏主，颇足资参考焉”[25]。惠士奇撰《半农春秋说》十五卷，“是书以礼为纲，而纬以《春秋》之事，比类相从，约取《三传》附于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大抵事实多据《左氏》，而论断多采《公》、《谷》。每条之下多附辨诸儒之说，每类之后又各以己意为总论。”[26]两书体例与俞汝言、毛奇龄的著作相同。另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十一专列《穀梁春秋》部分，作者对传文作判断，或赞同或批驳，或揣摩《穀梁传》的意旨，没有引用任何材料加以分析论证，未脱前人空言说经之弊，甚至颇为牵强引申后代史实。

从上可见，顺康时期学者们的春秋穀梁学成果仍残存宋学的痕迹，总的学术特点就是利用音韵、训诂等治经方法，言必据典，论必持平，讲求学术根柢，但也有穿凿臆断的弊端，其主要的不足就是缺少春秋穀梁学的专家之学。

2．乾嘉时期的春秋穀梁学

乾隆以后，东汉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这是清代中期学术的大体走向。春秋穀梁学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观照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学术景象呢？

吴派学者惠栋杂引古人释九经之旧解为《九经古义》十六卷，其第十五卷专详《穀梁传》。其主要内容有辨授受之源，认为《穀梁传》为子夏门人所作，成书于战国中期，经荀子传授，在《荀子》一书中找到若干内容，“皆本《穀梁》之说，其言传孙卿，信矣”[27]。惠栋这一致思路径，后来启发了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刘师培因之撰写《《穀梁》《荀子》相通考》加详其说。惠栋《穀梁古义》还辑录了部分前人有关《穀梁传》的诂训遗文，还旁引其他材料来略作分析和辨识。从惠栋的《穀梁古义》不采唐以后的材料看，他在回归汉唐的道路上步履坚实，对前人的错误也能援据加以裁断。

乾隆时，钱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28]。《穀梁传》自然也在钱大昕的研治之列，其著述《潜研堂文集》及《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或释《穀梁传》之义，或校订讹字，其校释成果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引据。齐召南在四库馆承旨校刻经史之役，作《春秋穀梁传注疏考证》，为齐召南《春秋三传注疏考证》之一，或定《春秋穀梁传》及其注疏的是非，或解释《穀梁传》及其注疏之意，或校勘文字音韵，是较早对《穀梁传》进行校勘考证的著作，为阮元所重，被录入《清经解》中，颇值得研究。

乾嘉之际，阮元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撰写《十三经校勘记》，其中有校勘《春秋穀梁传注疏》以及陆德明《经典释文·穀梁释文》的内容，撰成《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12卷、《春秋穀梁传注疏释文校勘记》1卷，为研究春秋穀梁学的重要文献。阮元著作对《春秋穀梁传》及其注疏的异文、脱文、讹文、衍文、倒文进行考校，对《春秋穀梁传注疏》的各种版式差异进行总结，对上述问题的原因也予以分析。这一时期的学者邵晋涵对春秋穀梁学也有研究和撰著，主要有《穀梁正义》、《南江札记》，“足正范宁之失，而补其所遗”，“皆实事求是，为学者有益之书”[29]。

皖派学者洪亮吉，“治经研求古义，不涉宋以后之说”[30]，辑三传古义，成《公羊穀梁》二卷。王引之所著《经义述闻》卷二十五专录对《春秋穀梁传》的研究成果61条，也是清代中期体现乾嘉学术风格的春秋穀梁学著述。其他学者，如朱彬《经传考证》、武億《经读考异》、王绍兰《王氏经说》、李惇《群经识小》等均有考证和研究春秋穀梁学的条目。

以上是乾嘉时期的春秋穀梁学的大致情况，从广度看，凡音韵、训诂、校勘、义理等均有涉及。从深度看，有了以《穀梁传》为主体的学术成果问世。虽然也出现如前代学者所评价的“浮藻饾饤”、“碎义琐辞”[31]之弊，但乾嘉学者的确将春秋穀梁学的研究水平，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3．道咸以后的春秋穀梁学
道光学者柳兴恩受业于阮元，对春秋穀梁学发生兴趣。于道光二十年（1840）成《穀梁春秋大义述》三十卷，书成之后，得到阮元的赞誉。阮元说：“余甚惜见之晚也。亟望礼堂写定，授之梓人，补《学海》之缺文，与海内学者共之，是余老年之一快也。”[32]于此可见该书的学术价值。柳氏之作，是道咸以后研究春秋穀梁学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从“《穀梁》善于经”入手归纳了七个方面的内容：述日月之例、述《礼》、述异文、述古训、述师说、述经师、述长编，可谓“纤毫毕具，巨细无遗，于此《经》大义，叹观止矣。”[33]所以晚清民初学者国学大师刘师培评价说：“以倡明鲁学，殆能成一家之言者。”[34]

许桂林因《春秋》三传之中，治《穀梁传》者恒少，尤笃信《穀梁传》之学，成《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一卷。其书先作《提纲》阐明《穀梁传》重视“时月日”例的宗旨，并分析其微言大义，还有引《公羊传》互证者，有驳《公羊传》而专主者。孙星衍评价该书“条理精密，论辨明允”[35]，这是较早从义理角度研究春秋穀梁学的著述。

广东学者侯康以《三礼》治《穀梁传》，著《穀梁礼证》，未完帙，仅成二卷。侯康之书虽篇幅简短，但开辟了以礼学研究春秋穀梁学的新路，是清代中期以来“以礼代理”思潮观照下的产物。陈澧与侯康同里，在学术上互相促进，在其《东塾读书记》中对《穀梁传》以及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均有评价和研究。

钟文烝其全力尤在春秋穀梁学，沉潜反覆三十余年，成书《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二十四卷。“其书网罗众家，折衷一是，其未经人道者，自比梅鷟之辨伪书，陈第之谈古韵，略引其绪以待后贤。”[36]该书规模极大，成就亦多，“明训诂”、“通典礼”，决不决之疑，就是“正谬误”，为晚清春秋穀梁学注疏派的代表作之一。

咸、同时期，湖南学者邹世勋撰写《穀梁传例》研究《穀梁传》的义例，可与许桂林、柳兴恩等著作相互发明。江苏学者梅植之与刘文淇、包世臣、薛传均、刘宝楠、陈立等学友同试南京时，为“著书之约”。梅植之分治《穀梁传》，仅草创义例而卒，由其子梅毓作《穀梁正义》，仅成长编数卷又卒，为穀梁学界的憾事。曹金籀著《穀梁春秋释例》、《穀梁春秋传微》各若干卷，虽其书不传，其内容大体为研究春秋穀梁学的义例。
光绪时期，四川学者廖平分别受张之洞、王闿运的教导，其治经先从春秋穀梁学入，杂治春秋穀梁内外学。光绪十一年（1885），廖平“集前后《穀梁》诸作，为《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计三十七种共五十卷”[37]，成为道、咸以后研究春秋穀梁学成就较大的学者。其中，代表作《穀梁古义疏》颇有研究的价值，作者自注自疏，以“求大义”为主，明于《穀梁传》的“名教纲常”，又“善说礼制”，首开通过《穀梁传》引据的礼制辨析“今古文”经学的路径。所以当代学者黄开国高度评价说：“廖平的《穀梁》研究，依传解经，索隐钩玄，弹正何休、郑玄之失，纠改范宁之谬，使二千年来几成绝学的《穀梁》得以恢宏。同时，《穀梁》的研究，对廖平研究其他经传，尤其是《公羊》、《左传》创造了条件。廖平一生的经学成就，实多得力《穀梁》研究。”[38]

广东学者江慎中受到西学的熏染，故其治春秋穀梁学有会通中西的特色。其穀梁学著作有《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二书。他从《春秋》及《春秋穀梁传》中提炼出“推世变、托王正、立伯统、异内外、尊周、亲鲁、故宋、崇贤、贵民、重众”十个条目，采用论说体裁成《春秋穀梁传条指》二卷，其中，广泛地引入西方政治话语，如以“进化”、“家族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等推言“三世”；以“合众”之制解齐桓、晋文二伯统领列国之局，并预见国际组织的建立；以“专制”、“民权”等诠解“贵民重众”，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暗相唱和。

另外，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正编》、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以及黄奭《黄氏逸书考》、王谟《汉魏遗书钞》等，将汉魏六朝时期久已失传的各家《春秋穀梁传》注解佚文，进行了收集整理。一方面，使后人得以了解这一时期的春秋穀梁学的概貌，另一方面，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春秋穀梁学成就提供了文献资料。因此，从学术价值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清代春秋穀梁学的特点

我们通过以上逐步对清代春秋穀梁学的考察，可以分析出清代春秋穀梁学研究的特点：

1、治学进路的多样性

清人治春秋穀梁学，从注疏、义理、校勘辑佚等三个主要维度对《春秋穀梁传》进行了研究。如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廖平《穀梁古义疏》回归汉唐的新注新疏，各具特色。许桂林《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柳兴恩《穀梁大义述》、侯康《穀梁礼证》、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例》、《春秋穀梁传条指》，或归纳条例，或言礼制，或推衍义理。齐召南《春秋穀梁传注疏考证》、王引之父子《经义述闻》、阮元《春秋穀梁传注疏校勘记》，或考证得失，或辨析音韵训诂，或校勘文字。马国翰、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正续编以及黄奭、王谟等学者更从辑佚春秋穀梁学佚文著力。清代学者治学路径这种多样性，是前代难以见到的。

2、学术成就的晚熟性

在清代前中期，治春秋穀梁学的学者以及成就较少，特别是专家之学更为稀少，而清代后期春秋穀梁学的成绩突出，正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所说：“穀梁学自昔号称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39]以阮元《皇清经解》编纂为时间界标来考察，可明显看出前后两个时段学术成就的时代差异性。前中期春秋穀梁学研究的偏冷局面，与后期振兴局面之间反差强烈，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清代前中期学者们对春秋穀梁学的研究关注较少[40]，清代后期在主持“学术风会”的阮元等人号召下，学者们积极投身于穀梁学研究。加之，一个朝代学术的发展，需要前后各时期学者赓续不断的积累。清代前中期的春秋穀梁学处于恢复发展阶段，清代后期的春秋穀梁学则处于“熟落”阶段。从研治穀梁学学者的数目，完成著作的数量，以及学术成果的价值来说，晚清的春秋穀梁学成就均处于二千年来春秋穀梁学的高峰。

3．返本开新，超越前代

清人以经典注疏为发覆，学者研究春秋穀梁学所采取的则是一种所谓“文献的研究途径”（documentary approach）[41]。其一，在返回汉唐章句注疏这一治经的根本方法上，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廖平《穀梁古义疏》以资料的丰富性超越《穀梁传》范《注》杨《疏》，而阮元、马国翰等学者的考校辑佚成就，使春秋穀梁学从此复振。其二，“由词以通其道”[42]，在春秋穀梁学传统语脉中，学者对穀梁学义理的诠释更能驾乎前代之上。特别是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指》会通中西，以西学之学术资源嫁接中学，对春秋穀梁学的义理作出新的诠释，使传统的春秋穀梁学开出新局，推动了春秋穀梁学的研究。

4．扶微补绝，三传同辉

春秋穀梁学自来属于“孤经绝学”，诚如章炳麟《訄书·清儒》所言：“穀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不少清代春秋穀梁学学者有见及此，抱持“扶微补绝”之心使自汉代以来经学家法闇然而复章。对清代《春秋》三传之学，于注疏，《左传》有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而《穀梁》有钟文烝、廖平之撰作；于礼证，《左传》有张其淦《左传礼说》，《公羊》有陈奂《公羊逸礼考征》、凌曙《公羊礼说》，而《穀梁》有侯康《穀梁礼证》；于义例，《左传》有臧寿恭《左传古义》，《公羊》有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而《穀梁》有柳兴恩之作，等等。事实说明，清代春秋穀梁学改变了“孤经绝学”的衰微局面，得以与左传学、公羊学并驾齐驱，同放光辉。

注释：

[1]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2，《惠栋》。上海书店1983年版。

[2] 饶尚宽、寇养厚、谢金良、薛安琴、文廷海以及台湾郑连堂等学者均有研究成果。文廷海有《学术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两汉春秋穀梁学的命运演替》，《求索》2004年11期；《官学与私学的反向互动：汉至唐的春秋穀梁学》，《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2期；《《春秋穀梁传注疏》引书考论》，《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3期，可以参考。

[3] 戈直：《贞观政要集注·崇儒学》。四库全书本。

[4] 刘师培：《国学发微》。载《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1997年版。

[5]《旧唐书》卷200，《儒学传下·赞》。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6]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5，《寄卢仝》。四部丛刊本。

[7] 《四库全书总目》卷2，《《御纂春秋直解》提要》。

[8] 张时和：《春秋三传合参·序》。清代刊本。

[9] 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四部丛刊本。

[10]《清圣祖实录》卷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11] 那尔丰阿：《春秋三传合参·序》。

[12] 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叙例》，载《穀梁大义述》卷首。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本。

[13]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6，《曹葛民》。台湾力行书局印行本。

[14] 沈善登：《穀梁补注书后》，载《清儒学案》卷181，《子勤学案》。

[15] 廖平：《重订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自叙》，载《重定穀梁古义疏》卷首。成都鸿宝书社民国十九年刊印。

[16] 江慎中：《春秋穀梁传条例》“叙”。载《国粹学报》第68期，“绍介遗书”。

[17]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载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8] 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之《观堂集林》卷23，《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19]《清经解》卷195，臧琳《经义杂记》“西宫灾”条。

[20] 顾炎武：《日知录》卷4，《陨石于宋五》条。四部丛刊本。

[21] 顾炎武：《日知录》卷4，《隐十年无正》条。

[22] 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1。清经解本。

[23] 张尚瑗：《三传折诸·序》。四库全书本。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29《《三传折诸》提要》。

[25] 唐鉴：《清学案小识》卷13，《经学学案》之“丹阳姜先生”。

[26] 《四库全书总目》卷29，《《半农春秋说》提要》。

[27] 惠栋：《九经古义》卷15，《穀梁古义》。

[28] 钱仪吉：《碑传集》卷49，《钱大昕》。

[29] 《清史列传》卷69，《邵晋涵传》; 江藩：《清朝汉学师承记》卷6，《邵晋涵》。

[30] 《清儒学案》卷105，《北江学案》。
[31] 魏源：《魏源集》上册，《默觚下·治篇一》;《清史稿》卷482，《林伯桐传》。

[32] 阮元《穀梁大义述叙》，载柳兴恩：《穀梁大义述》。

[33]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卷4。

[34] 刘师培：《柳兴恩《穀梁大义述自序》识》，载《国粹学报》第2期。

[35]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10，《许桂林》。

[36] 《清史列传》卷69，《钟文烝传》。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

[37] 廖宗泽编：《六译先生年谱》卷2，载廖幼平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版。

[38] 黄开国：《国学大师评传——廖平》。第3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3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40] 阮元《穀梁大义述叙》曾说：清代前中期“世之治经者，多治《左氏》、《公羊》，于《穀梁》慢之。”载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卷首。

[41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第二章《孟学诠释史中的一般方法论问题》。第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42] 戴震：《戴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