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时期的史实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优秀历史小说。它的内容丰富多彩，为读者留下了深厚多而的认识价值。故事远起汉灵帝年间刘、关、张桃园结民间传说义，描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近百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作者通过真实动人的故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和腐朽，控诉了统治者的暴虐和丑恶。

《奇门遁甲》是中华民族的精典著作，也是奇门、六壬、太乙三大秘宝中的第一大秘术，是易经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历代精研奇门遁甲之术的贤圣们大均为治国平天下之人如姜太公、范蠡、张良、诸葛亮等，故号称帝王之学，又为夺天地造化之学，是论天体、人和地球运动规律的科学巨著，其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最为深奥，也最为精确实用。是书原装犹存版面清晰，未衬，带五彩活盘，品相亦佳。奇门遁甲是中国古老的一种术数,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要素，是我国预测学中集大成者。拍品对研究我国古代术数流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抄写字迹工整，行款清晰，具有稿本特征。

《山海经》所具有的集大成之特色，决定了这部书的多样性、复杂性、兼容性、实用性。因此，当今也有许多论者称之为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像一座知识的矿藏，储藏着历史、地理、文学、医学、宗教、民俗、绘画艺术、神话传说、奇取佚事、杂论等多方面的宝贵知识。我们应该避免那些以偏概全的定性思维，从多视角、多学科、多领域、全方位去开发先民留下的这座富矿。追索其来龙去脉，探讨其叙事风格，比较其古今异同，揭示其遗风遗韵，阐发其文化底蕴，从而进一步理解《山海经》博大精深的意蕴，使它多方面的价值得以全面研究、开发与利用。“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当年，“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已深得品读《山海经》的乐趣，今天，我们以全新的眼光静下心来再读一读《山海经》，一定会让读者在愉悦中获取知识、启迪心智、丰富想象、增广见闻、扩展视野、受益良多。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大约在1750年前后，作者50岁时成书，先后用尽了吴敬梓的20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陈寿曾任职于蜀汉，蜀汉灭亡之后，被征入洛阳，在西晋也担任了著作郎的职务。《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古文观止》，清初文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选编，吴兴祚审定，中国历代散文精华选集，重要文言启蒙读物，与《唐诗三百首》并称为中国古诗文选本的“双壁”，鲁迅赞其与《昭明文选》并美。“古文观止”取意一览此书即可观止古文。辑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凡十二卷，二百二十二篇，兼收各类文体，择选贤哲名篇，篇幅较短，语言精炼，便于诵读，代表先秦至明未散文的最高水平，极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清初问世以来，盛行不衰，备受推崇。我国现当代文学大家，如鲁迅、巴金、朱光潜、余光中、王蒙、贾平凹等，皆深受其影响，对其盛赞有加。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易”有变易（变、化）简易（执简驭繁）不易（相对永恒不变）三义，易经分两部分，一为“经”为伏羲氏和周文王，只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二是“传”，原意是为易经做注释的，称为“十翼”，为孔子及其后学的合作结果，可以说，《易经》是伏羲氏，周文王，以及孔夫子三位古代的圣人合作的结果。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一边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西游记》文字以白话文为主，间有赞赋诗词，多用夸张、比喻手法，铺陈、排比句式，音调韵律铿锵，朗朗上口，适合高声说出或者唱出，平话、弹词、戏曲脚本痕迹很重，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这样的语言极大发挥了音调韵律对人心理的作用，增强了感染力，其缺点则是说书人口吻太重，在生活中不容易用得上。白话文诙谐有趣，间或有狡黠、奸猾之处，颇有西域语趣；大量赞赋诗词，大量华丽绮靡辞藻铺陈堆砌，描绘出华丽富足、祥和自由的仙界风光、妖魔洞府；刻画出形象毕肖的神仙形象、妖魔形象等等。让读者满眼珠光宝气、玉宇琼枝、如梦如幻、恍如仙境。这些“仙境”在佛教来说并非仅仅是幻象，确实是佛教统治理念下应有的风景，印度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王公、贵族阶层，千百年来都能过上比较安康、富足的生活。佛教适合城邦制，往往能“饶益”一方土地！《西游记》更加市侩化。《西游记》大量降妖伏魔历险情节设计，与佛教重视“力”、“无畏”有关。《西游记》的文体实际上是一种佛经体，其构思、体裁、情节、表现方法均来自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槃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 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胜列举了。佛教的本生故事与《西游记》非常类似，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 ，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昙无谶所出《大般涅槃经》说：”何等名为闍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麞、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闍陀伽。 “《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集结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狮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 。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 。胡适曾说：“《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 ’，《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昌武说：“《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对其中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情节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发挥。陈寅恪论及这段故事，联系《增壹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在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是中国古代精神自由史上的第一名著，在中国古典文学、哲学、艺术思想史上均具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经典”地位。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共三十三篇。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奇诡的创作手法，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是一部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古代诗意散文集。

《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由中国茶道的奠基人陆羽所著。此书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一部划时代的茶学专著。它不仅是一部精辟的农学著作又是一本阐述茶文化的书。它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它是中国古代专门论述茶叶的一类重要著作,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生活为主线，记叙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素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飘零他乡，悲切动人。《浮生六记》的一大艺术魅力是塑造了一位真率纯洁而浪漫的家庭妇女形象——芸。她聪慧好学，热爱生活，欣赏自然美艺术美，而又勤检持家，恭敬知礼，却因为不世故不设防而经历种种坎坷的生活风波，最终英年早逝。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集录整理；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南宋时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今本《论语》共计20篇。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传说是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似是作者、注释者、传抄者的集合体）所撰写，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不分章，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并分为81章。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00至公元前600年左右）五百多年的诗歌共305篇。（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诗同乐不能分。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艺理论巨著，也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完书于南北朝时期，作者为刘勰。本书分上下两编，每编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总序等五部分。本书的文学思想是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的集合。本书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反对南朝“浮诡”、“论监”的文风。同时，也有意于纠正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严重缺点。

《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兴衰沉浮为背景，描写了封建贵族家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平民以及奴隶出身的女子的悲剧形象，暴露了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统治的腐朽与罪恶，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历史趋势。小说全面真实地展现了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堪称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作品对封建社会的婚姻、道德、文化、教育的腐朽、堕落进行了深刻反思，歌颂了封建贵族的叛逆者和自由美好、违反礼教的爱情，体现出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作者以梦幻作为小说缘起，又以梦幻作为故事归结，并在文中时时强化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观念，流露出了作者强烈的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色彩。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书共九百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清康熙四十四年曹寅、彭定求、沈立曾、杨中讷等奉敕编纂，成书于次年十月。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访惶》从《祝福》开始到《离婚》结束，收录了1924年至1925年间的11篇小说。当时《新青年》内部产生分化，有很多战友中途变节，鲁迅先生的处境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自己也承认《彷徨》中的小说“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但他仍真诚地看取“人生”，摒弃了传统文学中的“瞒”和“骗”，深入大胆地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尤其是他敏锐地感悟到了文化启蒙者与国民之间无法沟通的新的历史悲剧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未能走出历史怪圈的自身悲哀。他的作品不愧是中国社会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面镜子，不愧为现代文学的典范。有人这样评价说，没有读过“鲁迅”，就不能算是读过中国文学；不能理解鲁迅，就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不能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成就和价值。在鲁迅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还没有真正塑造农民形象的作品。鲁迅的最真情始终倾注在农民身上，但他更重于挖掘旧中国农民的精神残疾和国民性格中的奴性。这在《访煌》中也有深刻的体现。 《彷徨》是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结集，收录了鲁迅在1924—1925年间所写的短篇小说十一篇，包括《祝福》《在酒楼上》《幸福大家庭》《高老夫子》《兄弟》《伤逝》等。作品以“表现得深切”、“格式的特别”开创了小说现代化的特征。鲁迅的伟大人格、深邃思想、强烈忧愤、崇高情怀、精湛艺术都凝聚其中。

《水浒传》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渔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