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作文法札记

林承雄

一、

“凡人多望子孙为达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谕纪鸿（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这句论的是阅读价值观的问题。

曾氏治家常常是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两中认识论相济。他对旁人称自己孩子“举止大方”，则稍感宽慰。这与他对读书目的性的认识有关，读书旨在明理，而非为入仕。他要求子女“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这是以君子之风来约束他们。这种读书价值观是合乎人性的健康和谐发展的需求的。若读书只为应试，读书只为做官，读书只为日后找一个体面的能赚大钱的工作，如此急功近利的观念的浸淫之下，读书就异化了，就看不到“立人”的因子了。

二、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谕纪泽（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这句论的是阅读方法的问题。

通观曾氏家书，以自身阅读写作经验作现身说法式的教导，是曾氏家教的艺术。这里指出读书方法要做到“看、读、写、作”，要求每日四者不可缺一；以现代语文教育观视之，是在强调语文学习要重实践，要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提高素养。在他看来。四书、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王，需用“读” 法，即高声朗诵，密咏恬吟，读书强调要“在家慎守”；而《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等要用“看”法，可攻城掠地，开拓土宇。前者要“无忘所能”，后者要“日知所亡”。按现代语文教育观，前者可否譬之以精读，后者是否譬之以“略读”，二者不可偏废。

（一至二则 记于20130102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