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
5月7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黄子平教授在汕头大学为该校师生作学术讲座，该讲座主题“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出自华东师大蔡翔教授一书——《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蔡翔的书其中一章是《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主要观点是：对劳动的高度肯定蕴含了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使得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性，包括主 体的尊严都得到了有效的确定。所以，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伦理的和情感的。把原本是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劳动者主体地位”，延伸到 伦理学甚至美学，也展开了对中国革命的“德性政治”和“尊严政治”的实践。
我认为在蔡翔的分析之下，还有能够商榷的盲点：“因为他/她能劳动”——1、这是主要讲在“婚姻”中的择偶标准，“劳动”成为了择偶的重要的 或者说是唯一的标准。2、“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讲的是“改造”，主要是讨论“劳动”这个概念如何从正面的、光荣的概念变成“惩罚”。3、最重要的是工人 阶级的劳动，无产阶级的劳动，劳工的神圣，这也就涉及工人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秧歌》是张爱玲1955年写的长篇小说，故事讲的是：谭金根带着谭金花去村公所登记结婚，到了村公所里，乡镇的登记员就公式化地问了“要跟谁 结婚啊”？新郎就说：“谭金花。”“为什么要娶她？”“因为她能劳动。”新娘金花也回答同样的问题，也是“因为他能劳动”。任何别的回答都会引起更多的问 句，或许会引起麻烦，所以，所有去登记结婚的人都按照别人预先教好的，喃喃地念着标准答案。
其实，张爱玲生活在上海，没有实际的经验，是直接抄袭赵树理1950年发 表的《登记》，后来改编成为电影。赵树理的《登记》里的语言是比较欢快的，“自愿么？”，“自愿”，“自愿娶她，因为她能劳动”，赵树理已经对这套公式化 的回答有点调侃了，这一套听起来好像背书，可谁也只好这么背着，背了就发给一张红纸片，让男女双方和介绍人都盖上指印，这是来自解放区的欢快的描写，在解 放区的村公所里，这是唯一的、最合理的、最正确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标准答案。可是，其实应该是“他爱我”、“我爱她”，才是最真实的、唯一的标准，然而， 新中国成立后的评剧《刘巧儿》的唱词里就全面多了，新凤霞脆生生的唱段，便非常全面地肯定一个人的价值：“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 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我爱他会说会笑会歌唱//他要是唱起歌来呀//大人小孩全都爱听//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我们两个相爱不愿离分。”此段唱词是直接体现了时代的气息，更重要的是加进了审美的成分。
其实，“劳动有价值”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观点分早年跟晚年，早年的观点是哲学人类学的“异化劳动”， 晚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这两个的意义上远远都超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原来的那个范畴，他恰恰是要批判“把人的劳动如何的商品化”，来到中 国，变成“他真能劳动”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劳动崇拜”。其中，涉及到“集体劳动”比“个体劳动”好的时候，是“劳动的规模”，总觉得千军万马规模化的劳 动总是好的，直到1962年公社化的弊病才暴露出来。
赵树理关于“集体劳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锻炼锻炼》，这是每每讲当代文学都要讨论到的作品，这个作品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作品中讨论到 “集体劳动”的最基本的特点，如“缺乏积极性”、“自留地”，白天在集体的地里磨洋工，傍晚到自己的地里就玩命干活，充分体现“劳动积极性” 在不同的空间里的不一样。赵树理用了两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充分体现了“劳动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是“吃不饱”和“小腿疼”，从身体上的缺欠来体现，从“德性 政治”和“尊严政治”的层面上看，赵树理已经把这两个妇女形象处理成“有道德上的亏欠”，从传统德性对这两个形象的讽刺，侧面其实是反映产量不够，劳动强 度大。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正如一切平等的权力一样，一定是不平等的权力。”就是说每个人生下来他的劳动能力其实是不平等的。原来是“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后来颠倒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颠倒带来的问题跟原来结构的问题是一样严重的。最重要的是肯定“脑力”劳动不如 “体力”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能真正地改变一切，体现在两种“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改造。
“劳动”变成了一个双面词，好的一面是“劳动光荣”、 “劳动模范”，不好的一面是“劳动改造”，“劳改犯”之类的，是对立面的。举例具体作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 《犯人李铜钟》等。还说了老教授们的劳动（知识分子），如扫厕所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厕所扫得特别干净”，非把“劳动惩罚”对立成“劳动光荣”。
最后的结论：前三十年的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一定要看到其在文本中的表述与现实中的强烈反差，才能真正地体会“劳动”这个概念。
（黄美萍根据录音整理，摄影/蒋长荣）
蔡翔的书其中一章是《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主要观点是：对劳动的高度肯定蕴含了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使得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性，包括主 体的尊严都得到了有效的确定。所以，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伦理的和情感的。把原本是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劳动者主体地位”，延伸到 伦理学甚至美学，也展开了对中国革命的“德性政治”和“尊严政治”的实践。
我认为在蔡翔的分析之下，还有能够商榷的盲点：“因为他/她能劳动”——1、这是主要讲在“婚姻”中的择偶标准，“劳动”成为了择偶的重要的 或者说是唯一的标准。2、“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讲的是“改造”，主要是讨论“劳动”这个概念如何从正面的、光荣的概念变成“惩罚”。3、最重要的是工人 阶级的劳动，无产阶级的劳动，劳工的神圣，这也就涉及工人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秧歌》是张爱玲1955年写的长篇小说，故事讲的是：谭金根带着谭金花去村公所登记结婚，到了村公所里，乡镇的登记员就公式化地问了“要跟谁 结婚啊”？新郎就说：“谭金花。”“为什么要娶她？”“因为她能劳动。”新娘金花也回答同样的问题，也是“因为他能劳动”。任何别的回答都会引起更多的问 句，或许会引起麻烦，所以，所有去登记结婚的人都按照别人预先教好的，喃喃地念着标准答案。
其实，张爱玲生活在上海，没有实际的经验，是直接抄袭赵树理1950年发 表的《登记》，后来改编成为电影。赵树理的《登记》里的语言是比较欢快的，“自愿么？”，“自愿”，“自愿娶她，因为她能劳动”，赵树理已经对这套公式化 的回答有点调侃了，这一套听起来好像背书，可谁也只好这么背着，背了就发给一张红纸片，让男女双方和介绍人都盖上指印，这是来自解放区的欢快的描写，在解 放区的村公所里，这是唯一的、最合理的、最正确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标准答案。可是，其实应该是“他爱我”、“我爱她”，才是最真实的、唯一的标准，然而， 新中国成立后的评剧《刘巧儿》的唱词里就全面多了，新凤霞脆生生的唱段，便非常全面地肯定一个人的价值：“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 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我爱他会说会笑会歌唱//他要是唱起歌来呀//大人小孩全都爱听//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我们两个相爱不愿离分。”此段唱词是直接体现了时代的气息，更重要的是加进了审美的成分。
其实，“劳动有价值”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的观点分早年跟晚年，早年的观点是哲学人类学的“异化劳动”， 晚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这两个的意义上远远都超出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原来的那个范畴，他恰恰是要批判“把人的劳动如何的商品化”，来到中 国，变成“他真能劳动”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劳动崇拜”。其中，涉及到“集体劳动”比“个体劳动”好的时候，是“劳动的规模”，总觉得千军万马规模化的劳 动总是好的，直到1962年公社化的弊病才暴露出来。
赵树理关于“集体劳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锻炼锻炼》，这是每每讲当代文学都要讨论到的作品，这个作品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作品中讨论到 “集体劳动”的最基本的特点，如“缺乏积极性”、“自留地”，白天在集体的地里磨洋工，傍晚到自己的地里就玩命干活，充分体现“劳动积极性” 在不同的空间里的不一样。赵树理用了两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充分体现了“劳动积极性不高”的情况，是“吃不饱”和“小腿疼”，从身体上的缺欠来体现，从“德性 政治”和“尊严政治”的层面上看，赵树理已经把这两个妇女形象处理成“有道德上的亏欠”，从传统德性对这两个形象的讽刺，侧面其实是反映产量不够，劳动强 度大。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正如一切平等的权力一样，一定是不平等的权力。”就是说每个人生下来他的劳动能力其实是不平等的。原来是“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后来颠倒成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颠倒带来的问题跟原来结构的问题是一样严重的。最重要的是肯定“脑力”劳动不如 “体力”劳动，只有“体力”劳动才能真正地改变一切，体现在两种“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改造。
“劳动”变成了一个双面词，好的一面是“劳动光荣”、 “劳动模范”，不好的一面是“劳动改造”，“劳改犯”之类的，是对立面的。举例具体作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 《犯人李铜钟》等。还说了老教授们的劳动（知识分子），如扫厕所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厕所扫得特别干净”，非把“劳动惩罚”对立成“劳动光荣”。
最后的结论：前三十年的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一定要看到其在文本中的表述与现实中的强烈反差，才能真正地体会“劳动”这个概念。
（黄美萍根据录音整理，摄影/蒋长荣）
展开全文
APP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