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是中国二十世纪著名的史学大师。在文史学界，人们一提起他，自然会想到他的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他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从现已发表的论著来看，学界人士一般认为：“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开创的研究文史的新方法。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不少文章，并将陈寅恪奉为“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山祖师。如胡晓明在1998年发表的《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一文中说：“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有两个人的名字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是陈寅恪。他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应当承认，陈寅恪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史时，将“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发挥到了极致的境界，他的许多重要论文及专著《元白诗笺证稿》与《柳如是别传》等，即是“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结出的硕果。陈寅恪一生求真务实，但是，如果将他奉为“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山祖师，他地下有知，恐怕会拒绝接受加在他头上的这一不实的桂冠。这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并非“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创者。早在他之前，就有一位自觉而娴熟地运用“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的史学大师——孟森。如果真正论到“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的开山祖师的话，则非孟森莫属了。
孟森（1868-1937），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由于其刊行的论著大多以心史署名，因而世人称他为心史先生。像陈寅恪一样，孟心史一生的经历亦富传奇色彩。据商鸿逵的《述孟森先生》与王戎笙的《孟森小传》记载：孟心史的早年，从里中名师研习科举制艺，获得廪生功名。由于受到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影响，孟心史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1904年，孟心史回国，次年，人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幕，作了三年幕僚。1908年，孟心史至上海，接任《东方杂志》主编一职。此后的数年间，他出入政界与实业界。1913年，孟心史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众、参两院议员的职务，孟心史从此告别了政界，潜心于学术研究。在学术研究方面，孟心史成绩斐然，尤其以研究明清史蜚声学界，并先后被中央大学聘为副教授、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及出任历史系系主任。

孟心史一生的治学，涉及法学与史学两大领域，尤以史学为时人及后世所推重。他的史学研究，继承了乾嘉考据传统。其考述明末清初的事案人物，称引文献，除了为一般史学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史料外，还兼及诗文集，证据详确，多有发明。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史学及文学的许多研究中，孟心史采用“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发前人未发之覆，解决了不少史学疑案，在当时的学术界可谓振聋发聩，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重视。孟心史采用“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的论著，如《科场案》、住紫稼考》、《世祖出家事考实》等，生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主要汇集在中华书局刊行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及其《续编》两书中。从孟心史的这些论著中，我们不难窥见他的史识诗心。

清初顺治至康熙年间，科场案叠起，草菅人命，株连甚广。其中，尤以丁酉（1657）科场案荼毒最甚。孟心史撰作《科场案》一文，网罗与此案相关的各种文献，述其始末，较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一科场案，为人们对此案的认识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由于丁酉科场案的受害者主要是文人士子，因此，孟心史从各家文集中广泛地发掘史料，以诗文证史。在丁酉科场案中，最为知名的人物是吴兆骞（字汉槎）。吴兆骞之所以名传天下，孟心史认为，“实缘吴梅村一诗、顾梁汾（即顾贞观）两词耳。”吴伟业诗《悲歌赠吴季子》，描绘了吴兆骞前往的流放地环境险恶，“山非山兮水非水”，对吴兆骞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极为深切的同情。在这首诗的最后，吴伟业这样感慨道：“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由吴兆骞个人的不幸遭际，联想到天下文人士子的“受患只从读书始”的共同命运，吴伟业的感慨不能说不深沉，尽管其中不乏吴伟业个人的切身体验，但已具有了普遍而深刻的社会意义，因而此诗能唤起普天下不幸文人士子心灵上的共鸣。吴伟业是清初三大家之一，其诗在当时腾播人口，《悲歌赠吴季子》这首诗借助吴伟业的巨大影响力而广为人知，作为丁酉科场案的受害者之一的吴兆骞也因此诗而知名当时了。而吴兆骞从宁古塔获归人关，乃是顾贞观的“以词代书”的两首词《金缕曲》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而导致的结果。顾贞观寄给吴兆骞的这两首《淦缕曲》，被其好友纳兰性德所见，纳兰性德当即为词中抒写的深挚友情所感动，他恳求他的父亲、当朝大学士纳兰明珠斡旋，吴兆骞终于在几年后得以纳赎而获归。与那些埋骨宁古塔的流入相比，生入山海关而能重回故里的吴兆骞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科场案》一文对吴兆骞流放宁古塔始末的叙述中，孟心史用以“以诗证史”的，不只是吴伟业的一诗与顾贞观的两词，另有徐乾学的诗作《怀友人远戌》《赠弘人》、王士祯应答徐乾学的和作《喜汉槎人关》、尤侗的《俣汉槎自塞外归喜赠二首》与吴兆骞本人人关后酬答徐乾学的《奉酬徐健庵见赠》一首。对这些用来证史的诗的征引，孟心史不是随意的，而是通过精心选择的。就以上提到的这些被征引的诗的作者来看，徐乾学是筹措吴兆骞赎金的最踊跃者，尤侗是丁酉科场案的发难者（孟心史）认为：“丁酉南闱之狱，发难于尤侗之《钧天乐》”——孟心史此说有误，丁酉南闱之狱发难的是无名氏的《万金记》，而不是尤侗的《钧天乐》），而王士稹的《喜汉槎人关》一诗中有“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两句，回顾吴伟业于吴兆骞流放伊始而作《悲歌赠吴季子》一诗，如今吴梅村已辞世多年，墓草丛生，不能亲眼目睹吴兆骞的归来了。在这两句诗中，王士稹在为吴兆骞生还故里而高兴的同时，却为未能目睹到这一情景的吴梅村而感到深深的遗憾。虽然王士（礻真）与吴兆骞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的这首《喜汉槎入关》却为吴兆骞的遭际始末作了一个绾结。因此，王士稹的这首诗在吴兆骞的科场案中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而这，正是孟心史征引这首诗用来“证史”的缘由。孟心史的史识诗心，可以说，由他对这首诗的征引得到了极为集中的表现。其实，在孟心史全部的论著中，《科场案》一文用来“证史”的诗作并不算多，而在《王紫稼考》、《董小宛考》、《横波夫人考》等论文中，孟心史用来“证史”的诗作多到可以用层见错出来形容。王紫稼或作王子稼、子介，极富表演艺术才华，是明清之际最负盛名的艺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天王级的歌星了。而且，其人长得极为优美，当时文人士大夫乃至达官贵人纷纷为之倾倒。《吴伟业任郎曲》云：“五陵年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即是对当时人们着迷王紫稼情状的描述。顾横波、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的人物，由名妓而为人侍妾。他们三人，虽然同上流社会有所往还，但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不会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墓志铭、行状或神道碑之类的作品，而正史里更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对他们生平的考索，只有求之于私家笔记与文人的诗文集了。由于这一原因，在对王、董、顾这三人的生平考索中，盂心史广征诗文，“以诗证史”，为人们勾勒出了他们三人的生平大概。如《王紫稼考》一文，考稽王子稼生平与枷毙他的江南巡案李森先的事迹，其中，用来“证史”的诗歌之外的作品不计，仅被征引而用来“证史”的诗作，多达五十多首，而且主要是选自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这江左三大家的诗文集中。如果将此文征引“证史”的诗作扩大到江左三大家之外的诗文集，那么，用来“证史”的诗作想必数倍于已征引的了。可见，文人士大夫的诗文集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史料，只是需要学者们广事搜讨、爬罗剔抉。孟心史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注意从文人士大夫的诗文集中发掘史料，让本是属于美学范畴的诗文之类的文学作品，成为历史的文献，担当起“证史”的学术功能。这一事实即已充分表明：孟心史突破了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的“四部”观念，在他的意识中，经史之外的子、集两部，同样具有史的特质，同样具有异常珍贵的史料价值。换言之，一切文献皆为史。

由于突破了传统的四部观念，孟心史的学术研究中，史学之外，还兼及文学。而且，即使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孟心史也不忘对文学作出解释。清初顺治皇帝福临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谜团。长期以来，人们传说福临因伤悼董妃的天亡而到五台山出家。对此，孟心史特撰《清世祖出家考实》一文进行辨别，纠正了相沿以久的传统说法。《清世祖出家考实》一文，本来是研究、考辨清世祖顺治出家是否属实这一问题的，但是，孟心史在考史的过程中，却“以史证诗”，解释一些抒写清世祖去世前后的有关诗作。关于清世祖福临去世前后，清初文人用艺术的形式在诗作中有所表现。其中，尤以吴伟业诸诗最为世人所重。可是，吴伟业涉及清世祖的诸诗作，写得恍惚迷离，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事实上后人确实已产生了误解。如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这组诗，清末民初时的著名学者叶昌炽就认为其中“‘王母携双成，绛节云中来’，已暗含董字。末首‘长以兢业心，了彼清净理’，脱踪万乘，而又与同泰舍身者迥别。”（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在他看来，清世祖确实为情而出家，与三次舍身同泰寺而被臣子赎回的梁武帝是迥然有别的。叶昌炽不但相信诗中所用的典故（双成姓董——笔者案）暗含董姓是指董小宛，而且，还相信清世祖福临确实已出家。在《清世祖出家考》这篇论文中，孟心史先根据《康熙东华录》、曾为清世祖福临所奉事的禅师玉林的年谱，以及当时曾“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张宸（字青碉）的杂记等相关记载，考明清世祖确实是因出痘而病逝于宫中，因而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出家五台山的说法自然是不攻自破了。

在此基础上，孟心史继而对吴伟业涉及清世祖的诸诗进行了新的解释。孟心史指出：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这组诗“第一首先从五台山说起，而以金莲花叶同根映发，引起董妃，喻其承恩缱绻……中间敷陈董妃恩遇，后半忽插入乐极生哀之预言。”“第二首入董妃之薨，蟋蟀凉风，其时令本不似新秋七夕。妃薨之后，杂焚珍宝，即张青碉所记之小丢纸、大丢纸。其次言上意视小臣能助哀者有赏，否则获谴，用宋孝武殷贵妃丧，刘得愿、羊志等奉诏哀哭事，颇讥世祖。据张青碉记，盖实有其事。”“第三首正叙清凉山灵境为仙佛所往来，宜为礼佛荐亡之地，既命高僧若道安者预备佛坛，忽托言天人传语，帝亦不得久留于人世。下即叙长安惨象，是世祖未出都而崩也。”“第四首用周穆、汉武帝王留情于内宠之事，以明礼佛之由来。”孟心史对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所作的笺释，援引史实，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这首诗的误读。而吴伟业诗集中《七夕即事》这组诗，乾隆时的程穆衡（1702-1794）所作的笺注云：“顺治十七年七月，皇贵妃董氏薨逝，即端敬皇后也。是年，贵妃先丧皇子。此诗前三首志其入宫之事，末章为帝子伤逝。”孟心史认为：“程笺吴诗，以此笺为最谬。董妃死于八月十九，非七月。”他所持的根据是：所谓“即事”，应是即当日之事。可是，顺治十七年（1660），吴伟业已离开京城好几年了，这年秋天，吴正在家闲居，八月到达无锡，并作有《庚子八月访同年吴永调于锡山》一诗。吴伟业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因丁母忧回到故乡，以后再没有出来做官。顺治十七年的七夕，吴既不在京城，怎么能咏宫中七夕之事呢?如果是在家乡获得京中的来信，吴追咏当年的七夕之事，就不能说是即事了。所以，孟心史断定：《七夕即事》这组诗是顺治十三年七夕吴伟业在京城为官时的诗作，并不是程穆衡所说的作于顺治十七年。这是因为，董鄂妃是在顺治十三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十二月晋皇贵妃。本来，清世祖福临拟于七月七日举行册封董鄂妃为贵妃的大典，但是，由于清世祖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在七月初夭亡，因而暂停册封大典。吴伟业的《七夕即事》歌咏的就是这一事。在陈述了这些理由之后，孟心史引录《东华录》顺治十三年器乐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这一条记载，作为自己立说的佐证。吴伟业涉及清初宫廷时事诸作，语多隐微，非娴于清初史实及其文献者，很难获得的解。在对吴伟业《七夕即事》这组诗的笺释中，孟心史不但联系吴伟业的生平行实，辨明这组诗的创作时间，国正旧说，而且引述历史文献予以佐证，证据确凿，令人不得不折服。孟心史对吴伟业《七夕即事》这组诗所作的笺释，堪称是“以史证诗”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