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形象在元杂剧中，数量既多，质量又高，为辉煌灿烂的的元杂剧增添了尤为光彩的一笔。

清代梁廷枏《曲话》卷二说：“《渔樵记》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王粲登楼》剧蔡邕之于王粲，《举案齐眉》剧孟从叔之于梁鸿，《冻苏秦》剧张仪之于苏秦，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为之说明就里，不特剧中宾白同一版印，即曲文命意遣词，亦几如合掌。”

梁廷枏为清代文学家、通史家，善诗文，通音律。其《曲话》一书确有许多对古代戏曲内容及艺术形式方面的精到的见解。而其以上所言，若粗略一看，似乎确有道理；如果仔细思考，则会发现其观点中有值得推敲之处，“宾白”“曲文命意遣词”这些在他看来相同的地方，其实都是剧作的表面现象，而不同的作者写到不同时代的人物，用了几乎相同的曲文，这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除了作者之间的相互竞赛，喜用同一题材看谁写的更好，除了同代文人之间的互相影响、借鉴，还有什么因素使得这几部剧作能流行几百年而不使读者观众厌烦呢？本文就是要通过这几部看似相似的剧作，追究其背后本质的原因。

元杂剧中的文人题材剧，与以往作品中的文人题材有所不同：所写人物都为历史人物，但又不是依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实写”，而是作者在人物真实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虚构成分。苏秦、王粲、梁鸿、朱买臣……他们确实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搬演过或悲或喜的如戏般的故事；他们又活在了剧作家们的笔下，上演了与他们生前并不完全一致的故事。据史书记载，苏秦、张仪之间，是苏秦任赵相后，张仪尚未做官。张仪去投奔苏秦时，受到了苏秦的明侮暗助。历史上的王粲和蔡邕之间也并非翁婿关系。王粲是汉末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且王粲做官也并非做到“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只是在曹操手下当过丞相掾、魏国侍中。朱买臣的故事见《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自己的仕宦之途基本上是真实的，但与其妻的关系是，其妻在“求去”后，见到朱买臣依然落魄，曾与后夫一起招待朱买臣饮食，而朱买臣在发达后，也将他们一并接到府中予以照顾，且对所有曾经有恩于自己的人给与回报。看来历史上的朱买臣于周围人们之间按的关系更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更富有人情味。梁鸿的故事见《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是东汉有名的隐士，和妻子孟光隐居不仕，曾作《五噫歌》讥刺皇宫的奢靡。剧中却将他塑造成一个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人。

“文人入戏”的原因探索：

选择这些古代文人入戏，与其说是剧作家们的集体无意识，不如说是他们怀有一种鲜明的、清醒的意识。知识分子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社会的转型期，总是最先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变革或革命的气息。“人生忧患识字始”，“古代文人总是处于多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煎熬。”（《粉墨登场——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门岿 著，济南出版社，2002.10）元代文人，生当蒙古贵族入住中原、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尤为突出的时代，所以面对的问题尤为复杂，要承受的压力也尤为巨大，而赖以生存的空间则极为狭小，因而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也就空前的激烈。
传统文人历来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追求目标，读书科举，学而优则仕是他们必经的人生之路。但是，生当元代这个蒙古贵族统治的、地跨欧亚、地广民众的大一统王朝，文人们却失去了前代读书人可能有的光明的未来，并因此形成了和其他时代文人皆不相同的独特心态：或避世隐居，求得清闲自在；或壮怀激烈，以展济世之才。 “闲时高卧醉时歌，守己安贫好快活。杏花村里随緣过，胜尧夫安乐窝，任贤愚后代如何。失名利痴呆汉，得清县谁似我、一任他们外风波。”（杨朝英[双调·水仙子]）“懒云窝，阳台谁与送巫娥？蟾光一任来穿破。遁迹由他。蔽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团坐，尽万里鹏程挫。像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贯云石《和阿里西瑛懒云窝》）表现出他们远离世事、清静自在、洒脱达观的处世态度。然而，人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是难以与社会隔离的。元代文人不管是在散曲中，还是在杂剧中，尽管都有许多关于避世、隐退思想的表达，而实际上他们是不可能忘情于现实社会的，他们内心越是要逃避某个东西，实际上越是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他们越是表达玩世、隐居的快乐，说明他们越是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的意识。青楼买笑，泛舟五湖，退隐山林，……都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前途和出路而产生的感伤和愤懑。

元剧中的文人形象既有着外在生活轨迹的一致性，又有着内在精神追求的执著性，即作者既写到他们困窘不堪的物质生活，又注意到了他们痛苦压抑的精神世界。苏秦在上朝取应的路上，花光了所有的费用又遭到张仪的羞辱后，要解下系腰带“觅一个死处”。王粲离家后，因受到蔡邕冷落，不予接见，连驻店吃饭的钱都交不上，以至于将随身佩带的宝剑当给店小二。朱买臣靠打柴为生，虽学成满腹文章，因生活清苦，不时要受到妻子玉天仙的作闹。梁鸿“身贫如洗，沿门题笔为生”。此外，还有《荐福碑》中的张镐，“飘零湖海，流落天涯”，以教书为生。虽有范仲淹和荐福寺长老的帮助，但仍屡屡受挫，以至于要触槐而死。《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中的吕蒙正，《山神庙裴度还带》中的裴度，生活艰难，寄身寺院，靠僧人们的接济得以度日……一幅幅令人震惊的文人落魄的生活画面，一幕幕使人心寒的知识阶层穷愁潦倒的景象。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来自物质生活的贫寒还不足以将其彻底击倒，最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世界的痛苦体验。历史上，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回到家里，也有“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的遭遇，但在元剧中，似乎这种场面更令人难以忍受。在外面碰得头破血流的苏秦，回到家后，不仅没得到丝毫温暖，反而遭到全家人的一致冷遇；朱买臣因生活贫困，不能给妻子带来荣华富贵，被妻子辱骂为“穷短命！穷弟子孩儿！”，逼索休书；梁鸿新婚七日便被岳父赶将出去；张镐在有范仲淹帮助的情况下，仍然是“十谒朱门九不开”，……这是对一个人精神上心理上的严峻考验，这是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真实反映，亲情的有无完全建立在功名有无的基础上，可怕的现实将抱守传统道德的文人们逼到了几无退路的地步。苏秦、张镐们的悲惨遭遇典型地代表了元代文人的屈辱处境，更宣泄了作者内心深处难以压抑的愤懑与不平。

除了在物质生活及人情冷暖上受到直接的打击外，造成文人精神痛苦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为儒家思想主宰灵魂的读书人，始终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此为了实现理想，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充分的准备。无论苏秦、朱买臣，还是梁鸿、张镐、王粲，哪一个都是“学成满腹文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皇帝一声令下，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社稷民生献计献策。“学成文武艺，货予帝王家”，是几乎所有读书人的愿望和理想，然而“十载攻书，半生埋没。学干禄，误杀我者也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老来不遇，枉了也文章满腹。”这是朱买臣的遭遇，也是元剧作家们的共同经历与体会。
结论

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作品的创作动机总是来自作家心灵与现实生活的碰撞，现实中种种事物现象，当它们触到了作者最敏感的神经后，便会使作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梁廷枏所说的几部剧作的“几如合掌”，实际上是因为剧作家们所面临的生活环境或者说他们的人生际遇“几如合掌”，因而，当他们选择创作对象时，便不自觉地在前代人物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影子，尽管笔下人物是秦代的、汉代的或者唐代的，他们统统有了元代文人的感受与心态。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态度与评价。如此众多的前朝“始困终亨”型人物出现在元代剧作家们的笔下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历史上确实有苏秦、朱买臣等人的叱咤风云，一方面更是由于剧作家们对他们的无限艳羡，这些生活在元代的倍受压抑的文人，多么希望能够像苏秦、朱买臣他们，一朝有幸也被君王选中，将其学成的“满腹文章”用来治国平天下，充分实现文人自身的人生价值。其实，岂止是元代人文有这样的心态和追求，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文人无法割舍的仕宦情结和业已设计好的人生模式也始终在延续着，从来不曾断过。这种情况大概这也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的选择--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到国家民族的共同的命运中，幸也罢，不幸也罢，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永远不离不弃。

参考文献:

[1]王学奇：《元曲选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臧晋叔：《元曲选序二》，《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

[3]奚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4]李双璧：《入仕之途--中外选官制度比较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5]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