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
同时代的刘勰、钟嵘以其《文心雕龙》、《诗品》标榜史册，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因这同代之缘，自唐代已有人把二者并提。
纵观刘勰钟嵘的比较研究，差异说也好，对立说也好，大多是深入文本内部，从内容层面对二者的文学观、审美标准等展开分析。但当我们跳出文本，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二者的文学主张，便会发现他们在诸多问题上同具慧眼。至于《文心雕龙》、《诗品》给予阅读者的不同感受，应主要归因于文体、个性、生活背景等因素造成的言说风格的差异。
一、《文心雕龙》的风格论
1、风格与文体
《体性》篇把作品风格归纳为典雅、运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基本类型。“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因此道也。”认为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自有法则贯通其间，为文之道，应当仿效体制风格，端正创作方向，然后根据个性特点锻炼艺术才能。这就明确提出了文体风格对作品风格的制约作用。
《定势》篇进一步阐述了各体文章的风格要求，指出作家仿效学习的文体不同，风格亦会不同。“模经为式者”，自然趋向典雅；“效骚命篇者”，当然趋向艳逸。只有学养深博的大家才能综合各种风格。融会贯通。随时而用。
2、风格与个性
中国的文论是在品人的才性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性》篇即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相统一的观点。强调了文学创作是人思想情感的外现，作品语言与人的思想感情是内外相符的。将文坛之所以出现如流云之变幻无穷、似波涛之翻滚不定般千姿百态的作品，是作者不同的“才”、“学”、“气”、“习”所致。
他认为文章辞理的庸俊、事义的浅深与作者的才能、学力相统一。“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事类》篇)作品风格的刚柔与作者气质的刚柔也是一致的，正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作品风格的雅正淫靡。也很少与作者习尚的雅俗相反，即“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这里“习”是习染的意思，刘勰认为人的兴趣性格习染而来，所以打好基础很重要，“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总之，“才”、“学”、“气”、“习”陶染着不同的个性，与之相应的作品风格自然呈现出多样的情采。
3、风格与时代
《时序》开篇即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点。他将历代文学特点与当时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如评西周上升时期的诗歌是“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西周末则是“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认为文学还会受到社会风尚的熏染。如战国时期，“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此外最高统治者推行怎样的政策也直接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这就把文章风格的变化与时代的递嬗紧密联系起来，政治的开明昏聩，社会的思潮风尚，君主的提倡扼制等均影响着作品的风格。这与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谓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有同曲之妙。
二、刘勰钟嵘诗论之比较
刘勰钟嵘二人的文学观到底是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因《文心雕龙》是文体总论，而《诗品》只是诗论，所以我们把着眼点落在他们对“诗”这一基本范畴的几个核心命题的阐释上。
1、何谓诗
《文心雕龙·明诗》篇先宗经解，“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在对诗的源流进行描述时则直陈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诗品序》开篇即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泳”，接着又论述了诗的作用，“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二者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对于诗是感物生情而作认识一致，所差的是刘勰把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按他的宗经主张放在了前面，而钟嵘最终也没有跳出“兴观群怨”的诗教圈。
2、如何赋诗
刘勰虽然还沿用《毛诗序》说“诗有六义”，但只把《诠赋》《比兴》列为专篇。释“赋”为“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释“比兴”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钟嵘《诗品序》中则直言“故诗有三义焉，一目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比较而言，虽然刘勰未能提出“三义”之名，钟嵘对“三义”的阐释更显诗性，但二者都把“赋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3、何谓好诗
刘勰《风骨》篇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风也。”
钟嵘则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志也。”这里钟嵘更突出了诗的审美“滋味”，但对于好诗应是“风骨”“丹采”并存，二者见解一致。
如此看来，刘、钟二人对于“诗”的理解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认为诗乃感物动情之作，因此诗可持人性情，感动天地，赋、比、兴是赋诗的基本方法，一首好诗应该内容与形式俱佳。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阅读者产生二者文学观对立的认识呢?既然《文心雕龙》是部文学批评著作，又最能体现那一时代的批评观，我们不妨以其风格论来反观一下刘勰钟嵘的文本。
三、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
《文心雕龙》与《诗品》均可说是文论史上开先河的上品之作，但二者在体武编排、语辞运用等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心雕龙》典雅，《诗品》新奇。依据《文心雕龙》的风格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差异产生的根源。
1、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言说风格
《文心雕龙》是部系统的文章总论，所以刘勰抛弃近代之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错误做法，“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述先哲之诰，以益后生之虑”。他需要从宏观视阈俯瞰文章，阐明文道，对各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写作之法“剖情析采”，展开论述。与其说刘勰是在做一部文论，不如说他是要做一部“文经”。所以它要严谨，要“圆照”，文风自然倾向典雅。
钟嵘的《诗品》是部单纯的诗论，并且所录“止乎五言”。他是有感于陆机、李充等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欲 “辩章清浊，掎摭利病”。既然要给每位诗人定个排行榜，那就必须细品每首诗的“滋味”。而“品”是离不开感性体悟的，所以他的文风趋向新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2、不同的个性形成不同的言说风格
刘勰虽出身士族，但父亲早亡，家道衰落。创作《文心雕龙》时，刘勰已在寺院修学十余年，成为“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他制文”的名士。可知其才气很高。深得“经”理。是个文质彬彬、进退有度、辩证中庸的学者。
钟嵘同样出身士族，但家族境况好于刘勰。当刘勰入依定林寺时，钟嵘则进国子监接受教育。在学期间。钟嵘因明《周易》得到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作为国子监学生，还有幸结识了江淹、谢眺、王融等文人名士，聆听到不少宏谈阔论。对当时诗坛风气深有感触。天性的聪慧加上见识的新锐，势必造就一个意气风发、特立独行、率真直言的钟嵘。
刘勰钟嵘“才”、“学”、“气”、“习”上的这种差异，反映到创作中就是刘勰趋向典雅。钟嵘充满新奇。
3、不同的风格迎合了时代风尚
自魏晋以来，文人以“建德立言”为人生追求。齐梁时期社会更加动荡，政权频繁交替，但竟陵王萧子良招徕礼遇文士，梁开国之君萧衍即为“竟陵八友”之一。刘勰钟嵘都怀抱做国之栋梁的宏愿，“是以君子藏器。待时以动。……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文心雕龙》作于刘勰入仕之前，当时统治集团中很多人信奉佛教。刘勰的师傅僧佑与皇室名士关系密切，所以他作《文心雕龙》以证明自己的才学，并借此博得了重臣沈约的赏识，得到举荐“起家奉朝请”。因为是有用的晋阶之作，自然是既要有真知灼见，又要行文典雅。合乎时俗。
钟嵘的《诗品》作于512年左右，是他梁代仕履的晚期。与刘勰相反，钟嵘是在其政治抱负难图的境遇下，反过来“立文”以求“不朽”。没有了看别人颜色的顾虑，加上钟嵘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浓厚门阀等级观念、推崇九品论人的人，所以其诗论自然会畅快淋漓，见地独到。
正如生活中同样的意思不同人会说出不同味道一样，刘勰钟嵘这对才气横溢的学士，把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感悟通过不同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了语言风格截然不同的两部巨著。人们对于《文心雕龙》《诗品》产生歧义解读的根源可能正是由于这言说风格的差异。
纵观刘勰钟嵘的比较研究，差异说也好，对立说也好，大多是深入文本内部，从内容层面对二者的文学观、审美标准等展开分析。但当我们跳出文本，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二者的文学主张，便会发现他们在诸多问题上同具慧眼。至于《文心雕龙》、《诗品》给予阅读者的不同感受，应主要归因于文体、个性、生活背景等因素造成的言说风格的差异。
一、《文心雕龙》的风格论
1、风格与文体
《体性》篇把作品风格归纳为典雅、运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基本类型。“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因此道也。”认为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自有法则贯通其间，为文之道，应当仿效体制风格，端正创作方向，然后根据个性特点锻炼艺术才能。这就明确提出了文体风格对作品风格的制约作用。
《定势》篇进一步阐述了各体文章的风格要求，指出作家仿效学习的文体不同，风格亦会不同。“模经为式者”，自然趋向典雅；“效骚命篇者”，当然趋向艳逸。只有学养深博的大家才能综合各种风格。融会贯通。随时而用。
2、风格与个性
中国的文论是在品人的才性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性》篇即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相统一的观点。强调了文学创作是人思想情感的外现，作品语言与人的思想感情是内外相符的。将文坛之所以出现如流云之变幻无穷、似波涛之翻滚不定般千姿百态的作品，是作者不同的“才”、“学”、“气”、“习”所致。
他认为文章辞理的庸俊、事义的浅深与作者的才能、学力相统一。“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事类》篇)作品风格的刚柔与作者气质的刚柔也是一致的，正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作品风格的雅正淫靡。也很少与作者习尚的雅俗相反，即“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这里“习”是习染的意思，刘勰认为人的兴趣性格习染而来，所以打好基础很重要，“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总之，“才”、“学”、“气”、“习”陶染着不同的个性，与之相应的作品风格自然呈现出多样的情采。
3、风格与时代
《时序》开篇即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观点。他将历代文学特点与当时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如评西周上升时期的诗歌是“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西周末则是“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认为文学还会受到社会风尚的熏染。如战国时期，“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此外最高统治者推行怎样的政策也直接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这就把文章风格的变化与时代的递嬗紧密联系起来，政治的开明昏聩，社会的思潮风尚，君主的提倡扼制等均影响着作品的风格。这与法国哲学家丹纳所谓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有同曲之妙。
二、刘勰钟嵘诗论之比较
刘勰钟嵘二人的文学观到底是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因《文心雕龙》是文体总论，而《诗品》只是诗论，所以我们把着眼点落在他们对“诗”这一基本范畴的几个核心命题的阐释上。
1、何谓诗
《文心雕龙·明诗》篇先宗经解，“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在对诗的源流进行描述时则直陈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诗品序》开篇即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泳”，接着又论述了诗的作用，“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二者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对于诗是感物生情而作认识一致，所差的是刘勰把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按他的宗经主张放在了前面，而钟嵘最终也没有跳出“兴观群怨”的诗教圈。
2、如何赋诗
刘勰虽然还沿用《毛诗序》说“诗有六义”，但只把《诠赋》《比兴》列为专篇。释“赋”为“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释“比兴”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钟嵘《诗品序》中则直言“故诗有三义焉，一目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比较而言，虽然刘勰未能提出“三义”之名，钟嵘对“三义”的阐释更显诗性，但二者都把“赋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3、何谓好诗
刘勰《风骨》篇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风也。”
钟嵘则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志也。”这里钟嵘更突出了诗的审美“滋味”，但对于好诗应是“风骨”“丹采”并存，二者见解一致。
如此看来，刘、钟二人对于“诗”的理解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认为诗乃感物动情之作，因此诗可持人性情，感动天地，赋、比、兴是赋诗的基本方法，一首好诗应该内容与形式俱佳。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阅读者产生二者文学观对立的认识呢?既然《文心雕龙》是部文学批评著作，又最能体现那一时代的批评观，我们不妨以其风格论来反观一下刘勰钟嵘的文本。
三、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
《文心雕龙》与《诗品》均可说是文论史上开先河的上品之作，但二者在体武编排、语辞运用等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心雕龙》典雅，《诗品》新奇。依据《文心雕龙》的风格论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差异产生的根源。
1、不同的文体需要不同的言说风格
《文心雕龙》是部系统的文章总论，所以刘勰抛弃近代之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错误做法，“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述先哲之诰，以益后生之虑”。他需要从宏观视阈俯瞰文章，阐明文道，对各种文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写作之法“剖情析采”，展开论述。与其说刘勰是在做一部文论，不如说他是要做一部“文经”。所以它要严谨，要“圆照”，文风自然倾向典雅。
钟嵘的《诗品》是部单纯的诗论，并且所录“止乎五言”。他是有感于陆机、李充等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欲 “辩章清浊，掎摭利病”。既然要给每位诗人定个排行榜，那就必须细品每首诗的“滋味”。而“品”是离不开感性体悟的，所以他的文风趋向新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2、不同的个性形成不同的言说风格
刘勰虽出身士族，但父亲早亡，家道衰落。创作《文心雕龙》时，刘勰已在寺院修学十余年，成为“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他制文”的名士。可知其才气很高。深得“经”理。是个文质彬彬、进退有度、辩证中庸的学者。
钟嵘同样出身士族，但家族境况好于刘勰。当刘勰入依定林寺时，钟嵘则进国子监接受教育。在学期间。钟嵘因明《周易》得到国子监祭酒王俭的赏识。作为国子监学生，还有幸结识了江淹、谢眺、王融等文人名士，聆听到不少宏谈阔论。对当时诗坛风气深有感触。天性的聪慧加上见识的新锐，势必造就一个意气风发、特立独行、率真直言的钟嵘。
刘勰钟嵘“才”、“学”、“气”、“习”上的这种差异，反映到创作中就是刘勰趋向典雅。钟嵘充满新奇。
3、不同的风格迎合了时代风尚
自魏晋以来，文人以“建德立言”为人生追求。齐梁时期社会更加动荡，政权频繁交替，但竟陵王萧子良招徕礼遇文士，梁开国之君萧衍即为“竟陵八友”之一。刘勰钟嵘都怀抱做国之栋梁的宏愿，“是以君子藏器。待时以动。……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文心雕龙》作于刘勰入仕之前，当时统治集团中很多人信奉佛教。刘勰的师傅僧佑与皇室名士关系密切，所以他作《文心雕龙》以证明自己的才学，并借此博得了重臣沈约的赏识，得到举荐“起家奉朝请”。因为是有用的晋阶之作，自然是既要有真知灼见，又要行文典雅。合乎时俗。
钟嵘的《诗品》作于512年左右，是他梁代仕履的晚期。与刘勰相反，钟嵘是在其政治抱负难图的境遇下，反过来“立文”以求“不朽”。没有了看别人颜色的顾虑，加上钟嵘本来就是一个有着浓厚门阀等级观念、推崇九品论人的人，所以其诗论自然会畅快淋漓，见地独到。
正如生活中同样的意思不同人会说出不同味道一样，刘勰钟嵘这对才气横溢的学士，把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感悟通过不同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形成了语言风格截然不同的两部巨著。人们对于《文心雕龙》《诗品》产生歧义解读的根源可能正是由于这言说风格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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