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唐代上承魏晋南北朝之风，下启两宋之世，并且一度空前繁荣强大，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而“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其转折点就是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这场大动乱极大影响了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各色人群，催化了社会观念的变化。对这些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加以研究，相信无论是对于深入理解唐前代后世的种种观念制度，还是对于今天同样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唐中后期唐人社会观念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本文无意也无法统括之，泛泛而谈，仅撷取其中的门第观一点，试论析之。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关于此领域的研究中还没有出现一本较为全面的研究唐中后期社会观念的专著，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各种论著中，或专题论述其中某一方面的文章也有一些。但多是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人手，以正史典籍为左证。而仰承陈寅恪先生“以文证史”、“文史互证”之先端，又在近年来众多学者号召加强各学科合作以带动本学科研究深入的气氛下，笔者试图从唐代文学作品的角度探讨唐中后期门第观的变化。唐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并且经过后人的系统整理，数据较为齐全，广泛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全貌。并且所谓言由心生，文如其人，这些文学作品包括诗歌、传奇等都是由当时的人创作的，虽不乏文学加工，但无一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时人的所感所思。仅就这一点而言，非后人所撰史书所能比及。在这里，笔者仅凭着兴趣，以狭隘的眼光和浅薄的知识来斗胆做这篇习作，以期能有抛砖引玉之用。

朱雀桥边的野花开了又谢，曾经“乌衣巷”里的门阀士族。经由隋、唐前期、安史之乱的打击，到了唐中后期其势力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削弱。这种削弱集中表现为唐中后期的社会观念中门第观的削弱。陈寅恪先生曾说：“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日，婚。二日，宦。”下面仅从对唐人极为重要的婚配和仕途两方面讨论之。

二、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门第观念突出地体现在婚姻关系上。由唐前期的以“不得娶五姓女”为人生一大憾事，到五代以降“婚姻不问阀阅”。唐中后期是一个过渡期，婚配中的门第观不断削弱。

这点在中唐以后迅速兴起的传奇小说中有诸多反映：

如《李娃传》中，李娃作为“长安之倡女”，与出身高贵后又进士及第、授官成都府参军的荥阳公子历经磨难后，迎来美满姻缘，不仅被高门大族明媒正娶，并被“封汧国夫人”。

又如《聂隐娘》中，“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

又，《柳毅传》，言落第儒生柳毅后得娶洞庭龙女化为的范阳卢氏之事：“唐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见有妇人，牧羊于道畔。”乃“洞庭龙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泾川次子。而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既而将诉于舅姑。舅姑爱其子。不能御。迨诉频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毁黜以至此。”遂托书于毅。毅许之。”后娶“卢氏女，范阳人也。……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
《郑绍》中，皇尚书之女适商人郑绍。“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邀”原作“命”，据明抄本改。）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于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绍日：‘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缶。自弹筝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于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

再，《传奇·郑德》中郑德以盐商女韦氏为妻；《潇湘录·呼延冀》中呼延冀以歌妓为妻；等等。

文学虽是虚构的，但正如人们所说，文学除了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外都是真实的，它的创作素材必然来自现实社会，故而真实地反映了历史。

不可否认，严守门阀是唐代婚配的主导面，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唐代现实的社会生活里，就有不断打破门阀婚配的事例，并且愈到唐中后期愈多。《北梦琐言》中记载：

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日：“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乎?某己选得一佳婿，诸贤未见。仍召了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而已。从事许当曰：“李太师建定难之勋，怀弓藏之虑。武宁保境，止务图存。而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与夫侯景，求婚王、谢，何其远哉?”

李光颜官职显赫，战功卓著，却不愿“妄求名族”，正如从事许当所说：“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他宁愿把女儿嫁给一个普通的武将，而不企羡与高门联姻。李光颜的心态与初、盛唐时张说、李义府、李怀远等迫切地攀附山东高门有着天壤之别。

又笔者根据李浩先生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中所列作为关中郡姓代表的河东裴氏104人婚配情况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其中与李唐皇室联姻者为17人，属于唐前期的为12人，属于唐中后期的仅为5人。直接反映了士族地位在安史之乱后不断下降。而裴氏与五姓七望通婚者38人，仅占36.3％，也可见婚姻中门第观的变化。

尤以望族自居而耻与他族通婚的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又如何呢?根据伊沛霞女士对92个唐代博陵崔氏的配偶的统计，52％的崔氏配偶来自于七大姓，另外则来自其它世族、权势之家甚或一般家庭。

唐中后期婚配中门第观逐渐削弱的另一突出表现为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员逐渐成为最理想的婚姻对象。（这也是进士集团在唐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唐代政治核心的反映）。元和年间卢储所作的《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即反映了科举出身的卢储受江淮典郡李翱女青睐的状况。

唐中后期非望族出身的进士朝官娶望族女的事例举不胜举，如一篇题为《唐故尚书屯田员外郎于府君夫人京兆韦氏墓志铭并序》的墓志中生动反映了出身于京兆韦氏望族且与皇室关系密切（韦氏的姑姑在杨贵妃人道之后被选为寿王李瑁之妃。而她的外祖父李峄则是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之孙）的韦氏夫人很为能嫁给并非出于望族但身为进士的于君而自豪。

又如白居易在进士及第七年之后（公元807年）娶弘农杨氏为妻；而“始自为学，至于升朝。无朋友为臣吹嘘，无亲戚为臣援庇”的元稹曾先后二娶，前妻是京兆韦氏，后妻为河东裴氏。他曾作《梦游春》：“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萝附。韦门正全盛，出人多欢裕。”白居易以诗和之，赞美他的姻缘：“韦门女清贵，裴氏甥贤淑。”

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权势、官爵是门第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会要》卷八三《嫁娶》篇云：“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这条资料说明：政治地位对门第的高低起到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门阀制所以能延续几百年，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九品中正选官用人制度给它以政治上的有力保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使得寒族出身，生活在门阀制度森严的西晋社会的左思不禁长叹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而唐代、门荫、科举、流外人流是选官的三种途径。特别到唐中后期，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完善，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人仕途径。“殊不知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举制度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贵族官僚政治的最大的冲击就是唐中后期选官不再以门第为最主要的因素。这就为各阶层的士人尤其是庶族士人广开了仕进门路。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李源公榜三十三位进士，都是来自下层寒门，当时有人写诗道：“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如中唐写作新乐府的著名诗人王建在送张籍的诗中就说“所念俱贫贱，安得相发扬”；王建又自称“衰门海内几多人，满朝公卿总不亲”，表明他与张籍都是贫寒出身。而且即使是商贾市井子弟以及僧道还俗者也参加了考试并获得进士及第。例如：酒家子弟陈会及第后官至州刺史，盐商之子华諴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刘轲、蔡京和诗人贾岛都是由僧人返俗应举而出名的。贾岛为僧时甚至贫穷到“柱仗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时炊”的地步。由于这种“不可以贱废人”的选用人才制度的确立，使庶族士人从长期的历史压抑中解放出来而登上了政治舞台。

而唐传奇作为唐代士人尤其是庶族士人科举前“行卷”、“温卷”的手段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以自身经历反映了科举进士的光明前途，作为士人的男主人公们对科举大都充满了美好的期盼和无限的热情。如裴铡的传奇《许栖岩》中的主人公为了赶考进士而抛弃了温暖的家庭生活，独自住进冷冷清清的昊天观庙中温习功课，这是庶族士人为了挤上政治舞台而发愤图强共有的写照；《张无颇》中的张无颇在考进士之前游学番禺，是为探师访友以利文战而不惜浪迹天涯；《柳毅传》中的柳毅也是行色匆匆的赶考举子：许尧佐的《柳氏传》中的韩翊满腹经纶，也明显地透露他对科举考试胜券在握的情绪和乐观的心态。同样现存唐传奇的作者如白行简、张文成、许尧佐、元稹、李公佐、沈既济、沈亚之等都是唐代有案可稽的进士。

并且唐传奇所写的士人无论是应试之前或落第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心态是灰溜溜的或酸腐可笑的。而总是表现出一种大丈夫的气概和风度。如《柳氏传=》中的柳氏从门口窥见书生韩翊后对侍妾说：“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可见时人对鱼跃龙门的认同，同时也体现士人本身的自信。《吕翁》中的卢生多次落第而不得不勤于陇亩时，仍有一种信念：“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可见此时仍有一种富贵梦想在鼓舞他。另有《柳毅传》中的柳毅和《郭元振》中的郭元振，落第之后并不心神戚戚而是拯人于危难，有铁肩担道义，磊落敞胸怀的英雄行为。在唐传奇中的庶族士人，一个个有昂扬的精神状态，充满了自信，一个个风流倜傥，丰神秀韵，这主要是因为唐代正处于上升阶段充满活力的科举制和其它用人之路所造成的文化氛围和情境给他们的前途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旖旎风光，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优越社会地位，给他们的心理上以一种莫大的优势。而即使反对科举，坚持重门第者，如李德裕也并不反对寒门入仕，他从未因为某人出身寒微而行排挤之事。相反，李德裕是以“奖拔孤寒”而留美名的。他所提拔的薛元赏、刘三复等都是寒士。因此他贬官后才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嗍的诗句。

而唐代的门荫与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有所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的两个概念。门荫特权持有者的主体是皇亲国戚及当朝权贵，虽然在习惯势力的作用下，仍有不少人因门第清高而捷足宦途，但就门荫制本身来讲，族望门第并不具有享受门荫特权的法律地位。

并且唐代以门荫入仕者，除起点大大低于门阀士族子弟外，升迁速度也大为减慢，因此，作为这一群体上升到统治集团的决策层的比例亦逐渐减少。到唐中后期，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了。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士族。只要“平流进取”便可“坐至公卿”的现象，在唐代已绝无仅有了。而唐中后期，门荫制的衰落也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其一，唐中央不断整顿和缩减门荫入仕的数量与途径。据刘海峰先生统计，两《唐书》有传之官员共1801人，唐前期899人，其中以门资、宗室、外戚、尚主身份入仕者132人，占官员总数的21.5％，唐后期905人，门资、宗室、外戚、尚主者共122人，占官员总数的13.5％。可见唐后期，其它途径入仕者数量增长更快。

其二，门荫出身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呈下降趋势，并且在社会舆论上也受到轻视。这种舆论及观念上的转变是与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崇重密切相关的，正所谓“开元以后，海内宴轻，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总之，唐代门荫制处于隋唐五代这一带有转折性及变革特点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是几百年来世袭、世荫特权的法律体现，又是对魏晋以来以族望门第确定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的原则的（带有倾向性的）否定。门第因素在世人入仕中的作用逐渐减弱，促使了贵族官僚政治的衰落，逐渐确立了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新的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转变到宋代基本完成。

四、小结

唐中后期社会观念中门第观渐趋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李唐皇室对山东高门的抑制

唐代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官僚体制及权力结构均为金字塔型，因此，抑制大族、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唐统治集团维护其根本利益必然采取的措施。太宗及高宗、武后时期重修《氏族志》和《姓氏录》，重新排定氏族位次，就是要从社会地位上抬高皇族以及从属于皇族的官僚集团，抑制士族，明确制订以当朝品秩为高下的评定地位高低、尊卑等级的原则，而就附属于皇权及为中央集权服务的门荫制，这一原则体现得尤为彻底。
2．科举制对门第观的冲击

“自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以后，学校兴盛，过去基本上由六朝士族门阀垄断的经学，现在广大寒素子弟也共同研习，重视儒家经典已不是唐代士族地主的特征了，尤其是唐中后期进士考试的发展，打破了学术文化以家族为中心的格局，对门第观构成冲击。

3．战乱的影响

天宝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等事件对门第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安史之乱继西晋永嘉以后。又一次引起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而在南迁的流民洪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士族地主。士族地主背井离乡，首先带来的是其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环，其次。大量的谱牒散失，为修撰谱书造成极大困难，族谱著述再也不能像安史之乱以前那样辨别士族真伪，澄清昭穆源流了，倒是出现了严重的紊乱不实等情况。到宪宗修纂《元和姓纂》时，士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受到重视，官僚之中品位稍显者，都有可能被谱录。及至朱温篡唐，世家旧族更是被大肆屠杀。唐中后期频乱的战火与动荡的政局加速了传统的门第观念的衰落与崩溃。

4．经济实力的衰退

自魏晋至唐初，交换经济尚不发达，封建土地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还比较稳固，士族的家业不易萧条。而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买卖频繁起来，这就使得：一方面，原土地所有者丧失了该土地所有权，家业迅速荡尽。如广德中，连岁饥荒。“八叶宰相”的萧复，因家贫“将鬻昭应别业”盛时，诸子皆通婚名族，后诸子“以妾为妻，鬻田宅”，家业遂替。另一方面，一些寒庶新贵广置财产，一时暴富，如家本寒微的元载，人相后“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陈少游，“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原处也，以故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这种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打破了财产的世袭性和垄断性，使得士族门阀这一特殊阶层的世袭财产及其凭借政治力量所进行的经济垄断，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