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王鹏廷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五、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
文论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镇，这两年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共计有200篇左右，其中针对《文心雕龙》发表的文章约110篇，针对《诗品》和《文选》发表的文章各有20多篇，针对《典论·论文》和《文赋》发表的文章各有10篇左右。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此期文论进行宏观把握的几篇论文。杨存昌《魏晋六朝：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转折》一文认为“魏晋六朝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民族特色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审美境界的转折；(二)审美情感本体观的转折；(三)艺术表达方式的转折；(四)内容形式观念的转折；(五〉审美价值观与艺术接受观的转折。〔45〕张海明《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和《玄学价值论与诗学》着重论述了魏晋玄学对魏晋六朝文学理论的深层影响，作者认为这一影响在于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在于用以指导文学理论的哲学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前文中，作者指出从影响文学理论的角度看，玄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是对事物之本体与现象的区分，这自然会促使理论研究去追问事物存在的最终依据，而不止于现象层面的探讨；二是玄学本体论的真正着眼点乃在人格本体论，而对人格本体论的真正关注则不可避免地导向人性自然说，个体之情感、个性由此得以突出。另外，将玄学才性论引入文论，也有助于作家论的研究。在后文中，作者认为由玄学“以无为本”的价值取向所决定，魏晋六朝诗学在审美取向上相应地表现为重神贵虚、自然清丽和以悲为美三个方面。〔46〕此外，张海明还发表了综述性文章《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韩国、西方学者和台港地区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即“对中国古代文论在海外和台港地区的研究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与日本、台港学者相比，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47〕
关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其“文气”说仍然是讨论的重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曹丕“文气”说作了探讨，一是余福智《〈典论·论文〉之“气”的生命美学诠释》，该文通过分析“气”在先秦生命哲学中的意义，认为它有两种涵义，一指自然运化功能，另一特指生命功能。两者可统一为宇宙生命功能。“气”是“道”和“器”的中介。文章进而指出，曹丕把气引入文学理论，指生命气息，他的“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张扬着生命自由展开的思想，引导着人们关注生命素质，关注文化人格。〔48〕二是张家钊的《“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该文通过分析“光气”在先秦的意义和它在汉代的发展，以及曹丕和王充的思想联系，认为王充的“禀气”说是联结汉代“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的中介环节，曹丕的“文气”说吸收了王充“禀气”说中尊重个性、崇尚天才的思想，他把“气”从哲学领域引入文学批评，构建了自己的“文气”说。对于陆机的《文赋》，钱志熙《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结合《文赋》产生的思想背景和文学背景进行分析，探讨了《文赋》的创新价值和历史成因。文章对《文赋》的批评史地位多有精到的论述。〔49〕
《文心雕龙》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涉及了“龙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潘新知《还〈文心雕龙〉“写作学”专著之真面目——走出龙学研究的“文学理论”误区》紧密结合文本，从《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和性质，写作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具体写作规律的揭示等方面过行分析，认为该书研究的是一切文章的写作规律，其中可归入今日“文学”范畴的只占一小部分；该书存在“文学理论体系”只能说是一种臆想，《文心雕龙》当属文章写作学论著。〔50〕《文心雕龙》一书的立论和结构是刘勰苦心经营的结果，它究竟受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也一直为“龙学”界瞻目。普慧《〈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对学界认为《文心雕龙》的立论和结构是受了佛教因明学的影响的看法提出质疑，文章考察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和刘勰与佛徒的交往关系，并比较了《文心雕龙》与《成实论》在结构体制上的相似之处，认为《文心雕龙》的成书受到了齐梁时期极为盛行的佛教《成实论》的深刻影响。〔51〕张少康《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从《文心雕龙》中的三个基本文学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了它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一)“天人关系”思想和《文心雕龙》中的心物关系论；(二)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文心雕龙》的文学风骨论；(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传统和《文心雕龙》的“隐秀”论。〔52〕李建中《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结合刘勰的人生经历论述了他的人生境界，并认为他的人格境界在《文心雕龙》中呈现为“道”、‘智”、“性”三位一体的作家人格论。〔53〕杨乃乔《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两家文学理论以阐释主体为中介，从外在的文化冲突转向内在的人格互补。这一理论现象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走向自觉，且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史上“内儒外道”的批评人格，如文章指出，“刘勰正是在《原道》篇中调和了儒家文学理论崇尚的‘人文’和道家文学理论崇尚的‘自然之文’，并最终把‘人文’和‘自然之文’在‘道’的层面下分别归置于其理论体系的主体论和方法论中”。〔54〕涂光社《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对现代“龙学”的研究状况分阶段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55〕
关于《诗品》研究，曹旭的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论》，文章认为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论主要表现在《诗品》的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等方面，表现在他具体的品评之中，文章分别从这几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56〕二是《〈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文章提出了《诗品》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钟嵘身世中的疑点；(二)《诗品》中诗人的职衔称谓；(三)《诗品》中的误文；(四)《诗品》未品诗人研究。作者最大限度地收集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推测和解释。如对于钟嵘身世中的疑点，文章抓住钟嵘高祖、曾祖、祖父三代仕历犬牙交错的现象推测，认为假如钟嵘曾祖钟源仕后魏永安太守时，“身居伪朝，其家属子女仍在南朝，情况可能与陈伯之相同，那钟嵘的家庭无疑会受到牵累，并与东晋政权处于某种对立地位，由此蒙受巨大的政治阴影和生活悲痛”，“钟嵘也会由家庭的悲剧，联想‘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历史悲剧”，“联想整个社会的怨悱，贯穿汉魏晋以来‘以悲为美’的传统”，“最后把‘怨’与‘雅’同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以评判诗歌的优劣高下”。这一合理推测有助于我们理解隐藏在钟嵘文学观念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即“中国古代文论家在构造理论、形成观念，提出自己新见解的时候，如古代诗人在写他们生命的歌，同样有个人身世和家庭命运的参与”。又如关于《诗品》未品诗人，文章认为，“真伪难以确定；‘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学理想；不品叙事诗，也许是《诗品》未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卓文君《白头吟》和蔡琰《悲愤诗》的原因”。〔57〕此外，高华平《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原因新解》分析了魏晋南朝文笔观念的演变过程，认为颜谢二人所持的“文笔”观念分属不同的阶段，这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造成了颜氏诗歌具有“杂文学”的特点，谢氏诗歌具有“纯文学”的特点；而“文笔之辨”发展到齐梁时期，影响了文学批评，产生重“文”轻“笔”的观念，这就形成了《诗品》扬谢抑颜的诗评。〔58〕
关于《文选》研究，仍然围绕着《文选》的编者、版本、选文标准分类等问题展开。一，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有穆克宏《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59〕、傅刚《〈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60〕等文章；二，关于《文选》的版本注本问题，有傅刚《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61〕、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62〕、傅刚《关于近代发现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63〕等文章；三，关于《文选》选文标准和萧统的文学观，有马正学《从〈文选〉看萧统的文学观》〔64〕、陈庆元《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65〕、〔韩〕金良美《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66〕等文章；四，关于《文选》的文体分类，有穆克宏《〈文选〉文体分类再议》〔67〕、曹道衡《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68〕、傅刚《论〈文选〉“难”体》〔69〕等文章；此外，曹道衡的《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通过对刘孝标的《重答刘秣陵沼书》、《辨命论》和《广绝交书》，徐悱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陆倕的《石阙铭》和《新刻漏铭》等三位后死于沈约的作者的六篇作品写作年代的考察，得出“《文选》所录的作品，不是以作者的卒年为断限，而是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产生的作品为断限”的结论。〔70〕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着重批驳了“苏李诗”作者“庾信说”的观点，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批驳：一，在庾信出生之前，“苏李诗”早已在世流传，并为人征引；二，“苏李诗”不可能是徐陵后来加进《文选》中的。〔71〕
这两年还发表了几篇探讨南北朝诗歌声律的文章，如徐青《南北朝转韵律诗概要》〔72〕、〔日〕樋口泰裕《北朝诗格律化趋势及其进程》〔73〕。樋口泰裕的文章把诗律中避开上尾、鹤膝和应该遵守一句之中二四不同的原则看做南北朝时代诗歌创作上声律理论的集中反映，以此为基准对北朝诗人作品的声律分析阶段进行了全面调查，得出结论曰：“不仅在南朝，而且在北朝也确实存在注意声律的诗歌创作实践，他们的实践形成一种态势，就是朝着后来唐代律体诗的方向而稳步地发展。”
〔1〕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2〕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3〕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刘晟、〔韩〕金良美《“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
〔6〕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齐梁说”质疑》，《学术研究》1997年第11期。
〔7〕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8〕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9〕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学术论坛》1996年第1期。
〔10〕钱志熙《魏晋“杂诗”》，《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
〔11〕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
〔12〕汪春泓《颍川风习与建安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13〕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4〕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5〕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6〕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17〕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8〕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19〕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20〕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21〕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22〕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23〕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4〕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
〔25〕木公《山水诗兴趣原因新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
〔26〕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7〕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8〕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29〕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30〕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河北大学学报》
1996年第2期。
〔31〕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学术研究》
1996年第10期。
〔32〕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33〕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34〕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辨》，《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2期。
〔35〕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江汉论坛》1996年第1期。
〔36〕郭建勋《论建安骚体文学转向个性化、抒情化的内因外缘》，《求索》1996年第2期；《论建安骚体文学情感指向的主要层面》，《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论建安骚体文学的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论阮籍、嵇康的骚作品及其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晋代骚体文学的三大主题》，《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晋代骚体文学的艺术风格与主要体式》，《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2期；《论晋代骚体文学情感的世俗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论南朝骚体文学艺术上的新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37〕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38〕范子烨《〈洛阳伽蓝记〉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坛》1996年第5期。
〔39〕欧阳健《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龙岩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40〕钟林赋《论魏晋六朝态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
〔41〕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42〕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3〕〔美〕Richard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范子烨译)，《学术交流》1996年第1期。
〔44〕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6期。
〔45〕杨存昌《魏晋六朝：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转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46〕张海明《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玄学价值与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47〕张海明《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东方丛刊》1997年第1／2期。
〔48〕余福智《〈典论·论文〉之“气”的生命美学诠释》，《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9〕钱志熙《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求索》1996年第1期。
〔50〕潘新知《还〈文心雕龙〉“写作学”专著之真面目——走出龙学研究的“文学理论”误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1〕普慧《〈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文史哲》1997年第5期。
〔52〕张少康《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求索》1997年第5期。
〔53〕李建中《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4期。
〔54〕杨乃乔《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
〔55〕涂光泽《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56〕曹旭《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7〕曹旭《〈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58〕高华平《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原因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9〕穆克宏《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福建学刊》1996年第1期。
〔60〕傅刚《〈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
〔61〕傅刚《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62〕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63〕傅刚《关于近代发现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
〔64〕马正学《从〈文选〉看萧统的文学观》，《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65〕陈庆元《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
〔66〕〔韩〕金良美《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云梦学刊》1997年第2期。
〔67〕穆克宏《〈文选〉文体分类再议》，《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
〔68〕曹道衡《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
〔69〕傅刚《论〈文选〉“难”体》，《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70〕曹道衡《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71〕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72〕徐青《南北朝转韵律诗概要》，《湖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73〕〔日〕樋口泰裕《北朝诗格律化趋势及其进程》，《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五、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
文论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镇，这两年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共计有200篇左右，其中针对《文心雕龙》发表的文章约110篇，针对《诗品》和《文选》发表的文章各有20多篇，针对《典论·论文》和《文赋》发表的文章各有10篇左右。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此期文论进行宏观把握的几篇论文。杨存昌《魏晋六朝：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转折》一文认为“魏晋六朝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民族特色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文章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审美境界的转折；(二)审美情感本体观的转折；(三)艺术表达方式的转折；(四)内容形式观念的转折；(五〉审美价值观与艺术接受观的转折。〔45〕张海明《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和《玄学价值论与诗学》着重论述了魏晋玄学对魏晋六朝文学理论的深层影响，作者认为这一影响在于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在于用以指导文学理论的哲学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价值取向、研究方法。前文中，作者指出从影响文学理论的角度看，玄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是对事物之本体与现象的区分，这自然会促使理论研究去追问事物存在的最终依据，而不止于现象层面的探讨；二是玄学本体论的真正着眼点乃在人格本体论，而对人格本体论的真正关注则不可避免地导向人性自然说，个体之情感、个性由此得以突出。另外，将玄学才性论引入文论，也有助于作家论的研究。在后文中，作者认为由玄学“以无为本”的价值取向所决定，魏晋六朝诗学在审美取向上相应地表现为重神贵虚、自然清丽和以悲为美三个方面。〔46〕此外，张海明还发表了综述性文章《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韩国、西方学者和台港地区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即“对中国古代文论在海外和台港地区的研究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与日本、台港学者相比，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47〕
关于曹丕的《典论·论文》，其“文气”说仍然是讨论的重点，其中有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曹丕“文气”说作了探讨，一是余福智《〈典论·论文〉之“气”的生命美学诠释》，该文通过分析“气”在先秦生命哲学中的意义，认为它有两种涵义，一指自然运化功能，另一特指生命功能。两者可统一为宇宙生命功能。“气”是“道”和“器”的中介。文章进而指出，曹丕把气引入文学理论，指生命气息，他的“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张扬着生命自由展开的思想，引导着人们关注生命素质，关注文化人格。〔48〕二是张家钊的《“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该文通过分析“光气”在先秦的意义和它在汉代的发展，以及曹丕和王充的思想联系，认为王充的“禀气”说是联结汉代“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的中介环节，曹丕的“文气”说吸收了王充“禀气”说中尊重个性、崇尚天才的思想，他把“气”从哲学领域引入文学批评，构建了自己的“文气”说。对于陆机的《文赋》，钱志熙《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结合《文赋》产生的思想背景和文学背景进行分析，探讨了《文赋》的创新价值和历史成因。文章对《文赋》的批评史地位多有精到的论述。〔49〕
《文心雕龙》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涉及了“龙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近年来，《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潘新知《还〈文心雕龙〉“写作学”专著之真面目——走出龙学研究的“文学理论”误区》紧密结合文本，从《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和性质，写作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具体写作规律的揭示等方面过行分析，认为该书研究的是一切文章的写作规律，其中可归入今日“文学”范畴的只占一小部分；该书存在“文学理论体系”只能说是一种臆想，《文心雕龙》当属文章写作学论著。〔50〕《文心雕龙》一书的立论和结构是刘勰苦心经营的结果，它究竟受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也一直为“龙学”界瞻目。普慧《〈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对学界认为《文心雕龙》的立论和结构是受了佛教因明学的影响的看法提出质疑，文章考察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和刘勰与佛徒的交往关系，并比较了《文心雕龙》与《成实论》在结构体制上的相似之处，认为《文心雕龙》的成书受到了齐梁时期极为盛行的佛教《成实论》的深刻影响。〔51〕张少康《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从《文心雕龙》中的三个基本文学理论问题，进一步探讨了它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一)“天人关系”思想和《文心雕龙》中的心物关系论；(二)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文心雕龙》的文学风骨论；(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传统和《文心雕龙》的“隐秀”论。〔52〕李建中《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结合刘勰的人生经历论述了他的人生境界，并认为他的人格境界在《文心雕龙》中呈现为“道”、‘智”、“性”三位一体的作家人格论。〔53〕杨乃乔《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两家文学理论以阐释主体为中介，从外在的文化冲突转向内在的人格互补。这一理论现象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走向自觉，且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史上“内儒外道”的批评人格，如文章指出，“刘勰正是在《原道》篇中调和了儒家文学理论崇尚的‘人文’和道家文学理论崇尚的‘自然之文’，并最终把‘人文’和‘自然之文’在‘道’的层面下分别归置于其理论体系的主体论和方法论中”。〔54〕涂光社《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述评》对现代“龙学”的研究状况分阶段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55〕
关于《诗品》研究，曹旭的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论》，文章认为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论主要表现在《诗品》的诗歌发生论、本质论、诗体论、创作论等方面，表现在他具体的品评之中，文章分别从这几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56〕二是《〈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文章提出了《诗品》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钟嵘身世中的疑点；(二)《诗品》中诗人的职衔称谓；(三)《诗品》中的误文；(四)《诗品》未品诗人研究。作者最大限度地收集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推测和解释。如对于钟嵘身世中的疑点，文章抓住钟嵘高祖、曾祖、祖父三代仕历犬牙交错的现象推测，认为假如钟嵘曾祖钟源仕后魏永安太守时，“身居伪朝，其家属子女仍在南朝，情况可能与陈伯之相同，那钟嵘的家庭无疑会受到牵累，并与东晋政权处于某种对立地位，由此蒙受巨大的政治阴影和生活悲痛”，“钟嵘也会由家庭的悲剧，联想‘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历史悲剧”，“联想整个社会的怨悱，贯穿汉魏晋以来‘以悲为美’的传统”，“最后把‘怨’与‘雅’同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以评判诗歌的优劣高下”。这一合理推测有助于我们理解隐藏在钟嵘文学观念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家庭原因，即“中国古代文论家在构造理论、形成观念，提出自己新见解的时候，如古代诗人在写他们生命的歌，同样有个人身世和家庭命运的参与”。又如关于《诗品》未品诗人，文章认为，“真伪难以确定；‘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诗学理想；不品叙事诗，也许是《诗品》未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卓文君《白头吟》和蔡琰《悲愤诗》的原因”。〔57〕此外，高华平《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原因新解》分析了魏晋南朝文笔观念的演变过程，认为颜谢二人所持的“文笔”观念分属不同的阶段，这对他们诗歌创作的影响也不完全相同，造成了颜氏诗歌具有“杂文学”的特点，谢氏诗歌具有“纯文学”的特点；而“文笔之辨”发展到齐梁时期，影响了文学批评，产生重“文”轻“笔”的观念，这就形成了《诗品》扬谢抑颜的诗评。〔58〕
关于《文选》研究，仍然围绕着《文选》的编者、版本、选文标准分类等问题展开。一，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有穆克宏《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59〕、傅刚《〈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60〕等文章；二，关于《文选》的版本注本问题，有傅刚《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61〕、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62〕、傅刚《关于近代发现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63〕等文章；三，关于《文选》选文标准和萧统的文学观，有马正学《从〈文选〉看萧统的文学观》〔64〕、陈庆元《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65〕、〔韩〕金良美《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66〕等文章；四，关于《文选》的文体分类，有穆克宏《〈文选〉文体分类再议》〔67〕、曹道衡《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68〕、傅刚《论〈文选〉“难”体》〔69〕等文章；此外，曹道衡的《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通过对刘孝标的《重答刘秣陵沼书》、《辨命论》和《广绝交书》，徐悱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陆倕的《石阙铭》和《新刻漏铭》等三位后死于沈约的作者的六篇作品写作年代的考察，得出“《文选》所录的作品，不是以作者的卒年为断限，而是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产生的作品为断限”的结论。〔70〕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着重批驳了“苏李诗”作者“庾信说”的观点，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批驳：一，在庾信出生之前，“苏李诗”早已在世流传，并为人征引；二，“苏李诗”不可能是徐陵后来加进《文选》中的。〔71〕
这两年还发表了几篇探讨南北朝诗歌声律的文章，如徐青《南北朝转韵律诗概要》〔72〕、〔日〕樋口泰裕《北朝诗格律化趋势及其进程》〔73〕。樋口泰裕的文章把诗律中避开上尾、鹤膝和应该遵守一句之中二四不同的原则看做南北朝时代诗歌创作上声律理论的集中反映，以此为基准对北朝诗人作品的声律分析阶段进行了全面调查，得出结论曰：“不仅在南朝，而且在北朝也确实存在注意声律的诗歌创作实践，他们的实践形成一种态势，就是朝着后来唐代律体诗的方向而稳步地发展。”
〔1〕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
〔2〕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3〕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刘晟、〔韩〕金良美《“魏初文学自觉”说质疑》，《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
〔6〕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再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齐梁说”质疑》，《学术研究》1997年第11期。
〔7〕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8〕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9〕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学术论坛》1996年第1期。
〔10〕钱志熙《魏晋“杂诗”》，《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
〔11〕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
〔12〕汪春泓《颍川风习与建安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6期。
〔13〕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4〕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5〕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
〔16〕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17〕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8〕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19〕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20〕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21〕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22〕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23〕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4〕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
〔25〕木公《山水诗兴趣原因新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
〔26〕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
〔27〕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8〕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29〕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30〕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河北大学学报》
1996年第2期。
〔31〕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学术研究》
1996年第10期。
〔32〕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33〕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34〕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辨》，《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2期。
〔35〕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江汉论坛》1996年第1期。
〔36〕郭建勋《论建安骚体文学转向个性化、抒情化的内因外缘》，《求索》1996年第2期；《论建安骚体文学情感指向的主要层面》，《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论建安骚体文学的转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论阮籍、嵇康的骚作品及其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晋代骚体文学的三大主题》，《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晋代骚体文学的艺术风格与主要体式》，《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2期；《论晋代骚体文学情感的世俗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论南朝骚体文学艺术上的新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3期。
〔37〕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38〕范子烨《〈洛阳伽蓝记〉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坛》1996年第5期。
〔39〕欧阳健《东晋时期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龙岩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40〕钟林赋《论魏晋六朝态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
〔41〕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42〕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3〕〔美〕Richard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范子烨译)，《学术交流》1996年第1期。
〔44〕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6期。
〔45〕杨存昌《魏晋六朝：古典文艺美学的历史转折》，《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46〕张海明《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玄学价值与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47〕张海明《海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东方丛刊》1997年第1／2期。
〔48〕余福智《〈典论·论文〉之“气”的生命美学诠释》，《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9〕钱志熙《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求索》1996年第1期。
〔50〕潘新知《还〈文心雕龙〉“写作学”专著之真面目——走出龙学研究的“文学理论”误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1〕普慧《〈文心雕龙〉与佛教成实学》，《文史哲》1997年第5期。
〔52〕张少康《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求索》1997年第5期。
〔53〕李建中《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4期。
〔54〕杨乃乔《互补与整合——论刘勰文学理论体系“内儒外道”人格类型的构成》，《江海学刊》1997年第1期。
〔55〕涂光泽《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56〕曹旭《钟嵘的文学观念及诗学理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7〕曹旭《〈诗品〉所存疑难问题研究》，《文学评论》1997年第6期。
〔58〕高华平《从‘文笔之辨’到重“文”轻“笔”——〈诗品〉扬谢抑颜原因新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59〕穆克宏《试论〈文选〉的编者问题——兼与清水凯夫教授商榷》，《福建学刊》1996年第1期。
〔60〕傅刚《〈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1期。
〔61〕傅刚《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62〕周勋初《〈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63〕傅刚《关于近代发现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
〔64〕马正学《从〈文选〉看萧统的文学观》，《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65〕陈庆元《萧统与声律说——〈文选〉登录齐梁诗剖析》，《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
〔66〕〔韩〕金良美《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云梦学刊》1997年第2期。
〔67〕穆克宏《〈文选〉文体分类再议》，《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
〔68〕曹道衡《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
〔69〕傅刚《论〈文选〉“难”体》，《浙江学刊》1996年第6期。
〔70〕曹道衡《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71〕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72〕徐青《南北朝转韵律诗概要》，《湖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73〕〔日〕樋口泰裕《北朝诗格律化趋势及其进程》，《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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