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贯》系元代话本考
作者：侯会
内容提要】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向被视为宋话本，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应系元代作品。理由有三：一，话本中有“南宋”“故宋”字样，证明其为宋以后作品。二，在元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与十五贯故事相关的旁证材料。三，小说存在着逻辑漏洞，即十五贯作为金属货币，重量非常人所能负载；在原创故事中，这笔钱当为纸钞，那是元代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制。明代编纂者将话本中的纸钞改为铜钱，与明后期弃用纸钞的货币环境有关。
【关键词】《十五贯》元代作品纸钞《老乞大》
《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下简称《十五贯》），讲述一桩因物证巧合而误判的冤案：南宋临安居民刘官人夜间被杀，他刚刚筹到的十五贯钱也不翼而飞。恰在当夜，其妾陈二姐逃离家中；翌日被人追回时，在与她同行的后生崔宁身上，刚好搜出十五贯铜钱。判案官员自以为“人赃俱获”，却不肯就一些逻辑疑点细加推敲。结果“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陈二姐与崔宁违心招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同被处死；而真正的凶手“静山大王”却逍遥法外。——此故事经《醒世恒言》首次披载，颇受读者注目，复为后世戏剧家改编为戏曲，久演不衰。
研究界一直将此篇话本定为宋代作品，根据有三：一是《醒世恒言》该篇题下注有“宋本作《错斩崔宁》”字样；二是《也是园书目》将其归入“宋人词话”之列；三是文中背景为南宋，故事就发生在南宋都城临安。几乎没有哪篇话本作品有着如此完备的“履历”材料。——然而笔者以为，认定《十五贯》为话本旧作，当无疑义；然径断为宋作，则仍感证据不足。理由也有三条，尝试言之。
首先应指出，古代出版界始终氤氲着“以古为尚”的空气。编纂者及书坊主人为将作品年代提前（这样做往往又与牟利目的相关），不惜采取伪托作者、假造序跋、倒填年月等手段。同样受尊古思想影响，后世学者在作品年代研究中，也存在着“宁早勿迟”的偏颇心态，情愿相信一些不够确切的证据或结论，而不肯进一步探究。
就话本小说的整理编辑而言，区分何为宋元旧作、何为明代话本，原已十分困难；就中再将宋、元作品区分开来，则更属不易。一般而言，早期话本自署撰年的并不多，只有少数作品题有刊刻年代，如《三国志平话》等，但仍不能排除“宋作元刊”的可能；余者只要情节上不涉及宋以后的史事及人物，编纂者、研究者便宁可将其判为宋作。由此推想，冯梦龙恐亦不能免俗。他将《十五贯》判为“宋本”，是手头真的掌握了署年明确的本子呢，还是受尚古心理驱使而径题宋作，还值得推敲。——至于《也是园书目》将此篇归入“宋人词话”，多半也是出于同样心理；或竟是相信冯氏题注而人云亦云，也未可知。
笔者以为，《十五贯》非“宋本”的证据，并不难找。小说头回中一句“却说故宋朝中”以及正话开头的“却说南宋时”，即是显证。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虽已注意到此点，却无端认为这是“明人窜改”所致①，不予采信。——应当承认，“三言”中所收前代话本，大多经编纂者笔削润饰。不过编纂者对作品中的朝代称谓，似乎并未作统一的“窜改”。例如，“三言”中宋代背景故事颇多，其朝代称谓方式则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不提朝代，径述故事，但从陈述中明确显示出宋代背景；二是称宋朝为“大宋”、“皇宋”；三是使用“北宋”、“南宋”、“故宋”等称谓。而由旁证材料可知，大凡不提朝代、直接叙述者，多半是宋代作品。试举数例：
例1、《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篇谓：“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文中始终未点明朝代。此篇中出现智贼赵正的形象，而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缕述宋代说话人的精彩演说，有“也说赵正激恼京师”等语；可证《宋四公》所述故事，在宋代已经定型，因此将其判为宋代话本，当大致无误。
例2、《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篇中交代“话说东京汴梁开封府……”也不曾注明朝代。文叙郑信未发迹时与红、白蜘蛛怪结缘而获神臂弓的故事；《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的宋代说话中，刚好有《红白蜘蛛》一篇，可知也是宋代作品。
例3、《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文谓“话说山东襄阳府……”也未标明年代。篇末说明：“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而《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朴刀”类著录有宋代话本《十条龙》、《陶铁僧》等名目，是知此故事也是宋代流传的早期话本。
类似的例子，还可见于《警世通言》卷十四的《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古今小说》卷二十四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等等。——在这几篇有据可查的宋本小说中，作者都未称说年代，却也合乎常理：本朝人讲述本朝故事，正无须多此一举。
第二类情况，系文中明标“大宋”、“皇宋”等称呼，此类多半也可视为宋人旧作。
例4、《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讲述鬼魂现身以求昭雪的故事；文中称“话说大宋元祐年间……”，应系本朝人口吻。按《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公案”类有《三现身》一目，当即此篇。
此类情况，还可见于《古今小说》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同书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等。
至于第三类情况，即文中明标“北宋”、“南宋”字样者，则可一概视为宋以后作品。“北宋”、“南宋”是后代史家的称呼，本朝说话人断无如此称呼之理。而《十五贯》中明白宣称“故宋”，则更非宋人所能言。——以古为尚的编纂者既然并未对“三言”作品的朝代称谓作统一“窜改”，为什么单单要抹去《十五贯》的古本痕迹、自降身份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相反的例子倒可以找到一些：《京本通俗小说》一般认为是近代人伪造的“宋人话本”集，集中收有《十五贯》，作伪者为了造成古本印象，故意用了《错斩崔宁》的题目，并有意识地将篇中“故宋”字样，改为“我朝元丰年间”。
认定《十五贯》非“宋本”的第二条理由是，在前人（尤其是宋人）笔记杂著中，找不到与此故事相关的素材。例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醉翁谈录》，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宋代说话艺术资料文献，书中《小说开辟》一节著录了大量宋代话本名目，然而就中找不到“错斩崔宁”或“十五贯”之类的话本题目。谭正璧先生编写《三言两拍资料》，于《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条下辑录两条资料，皆为清人记述《十五贯》影响的文字，并无宋代原型素材。
相反，《十五贯》中刘大娘子被迫从贼、替夫报仇等情节素材，却见诸元人记载。孙楷第先生《小说旁证》于《十五贯》条下引元代诗人杨奂《陶九嫂》诗，吟咏庐州富家女为贼所掳，屈身为妇，后凭借智勇将贼人诱入城市，并诉之“公府”，导致强贼伏法。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一息传万口，南北通燕吴”②。孙楷第先生录此，显然认为《十五贯》部分情节应受此元代事实影响；从而有意无意地对《十五贯》的宋本地位提出质疑。
说《十五贯》非宋本易，说《十五贯》为元本难。因为“故宋”、“南宋”等称呼，既可视为元人口吻，也可看作明人声口。这就涉及判定《十五贯》为元人之作的一个重要证据——十五贯钱的币制形态问题。辨明此点，也便构成判定《十五贯》为元作的第三条理由。
从小说叙述中可知，前后要了四条人命的十五贯钱，确乎是铜质货币无疑。文中屡有“（刘大官人）脚后却有一堆青钱”；“却见一个后生……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等描写，言之凿凿。然而铜钱作为金属货币，有着面值小、重量大、不易携带、不便交易之弊；而多达十五贯的青铜钱，对小说人物来说，乃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负担。——那么这十五贯铜钱，又有多重？
中国人使用铜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而宋元以还，所用铜钱的单枚重量，大致有所规范，约在3—4克之间。即以宋钱为例，宋代铜钱的枚重，因其成色、面额以及铸造时期、地域之不同而略有差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载：
（今）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视旧制铜少而铅多（原注：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建州丰国又减铅五两，加铜亦如之。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铜二斤半，铅一斤五两，炭五斤，盖七百七十文为一千者也。今小平钱一千乃用此料，则钱愈锲薄矣。）
在这段记述中，李心传一方面感慨铜钱的质地重量一代不如一代，同时也明确记录了南宋中叶铜钱的重量标准，为千枚（亦即一贯）四斤十三两。宋代衡制较今天为重，一斤约合今日公制630克左右；四斤十三两当合今制3000克挂零，亦即今制六市斤③。如此算来，十五贯铜钱的重量，当为45000克，即45公斤，折合今制为90市斤。以一般人的负重能力而言，这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重量。刘官人将其“驮”回家中，中途还要到朋友家串门，着实辛苦。其后静山大王将这一注钱用“单被”包了盗走，也着实不易。更艰难的是崔宁，谚曰“远路无轻载”，这位年轻后生将90斤的重载驮在背上长途跋涉（小说中并没有提到车子、骡马等代步工具，直云崔宁“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一直走上前来”），还要一路照顾萍水相逢的小娘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十五串铜钱体积庞大，一副搭膊如何装载得下，也要画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问题得不到圆满解释，此故事也便失去了起码的逻辑依据，一场发人深思的社会悲剧，遂变为一个漏洞难圆的笑话。然而我们相信古人的聪明智慧，决不至让一个明显违背生活逻辑的故事在瓦舍勾栏间流传，竟又没有一位说者、听者提出质疑。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在该故事的原始形态中，那十五贯钱真的是体积庞大、分量沉重的铜钱吗？有无可能是另类货币——例如质轻值高、便携易兑的纸币？如果话本中的那十五贯钱真的是纸币，那么钱重难携的矛盾，也便迎刃而解；此故事也便有了足以成立的逻辑根据。——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哪个朝代曾大规模使用纸币，以致民间典妻贸丝、大小交易，统统以纸币结算？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元代。
今天的小说读者对古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了解，往往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代为基准。即如对货币的认知，大多误认为古人（远至宋元乃至更早）日常所用货币，无非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至于纸币，那是近代才诞生的新事物。——然而货币史专家告诉人们，古代货币除了金银铜铁等金属质地者外，纸币的形式早就存在。有文献可征，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西周时的“里布”，东周时的“牛皮币”、“傅别”，汉代的“白鹿皮币”，唐代的“飞钱”，都可视为纸币的先驱④。至宋代，“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纸币已广泛使用。在南宋，金银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⑤，民间流通的货币，主要为铜（铁）钱及纸钞两大类。官府赍发军饷、收缴赋税，也多实行“钱（铜钱）会（纸币会子）各半”的指导政策⑥。
时至元代，纸币的使用更为普遍，几乎形成一统天下之势。纸币成为金融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是惟一被官府承认的货币。——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也曾使用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立国后则采用汉法汉制，颁行钞法，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然白银的使用并不普遍，朝廷曾铸造五十两一锭大银，称为“元宝”，主要用于爵赏赐功及大宗交易⑦。至于铜钱，虽然元代历朝也鼓铸若干蒙汉文钱，然数量不多，流通不广。在实行钞法之后，朝廷更屡申用钱（铜钱）之禁，并多次下诏收缴铜钱、铜器；连同白银也在禁用之列。
纸钞的发行使用则贯穿有元一代。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同年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前者又名“丝钞”，以“两”为单位；后者则以“贯”、“文”为单位，由十文、二十文、三十文，直至一贯、二贯，共分十等。此后又颁行“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等。其中“至大银钞”的单位仿照白银，按“两”、“钱”、“分”、“毫”、“厘”等标志面额，由二厘至二两，共分十三等。故阅读元代文献（包括文学作品），其中言及货币，曰“贯”、曰“两”（有时又以“锭”称，详下），其实都是指纸钞。
例如，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载有《贤母辞拾遗钞》一文，述一村民卖菜时“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来奉母”。母亲疑是偷来，质问他：“纵遗失，亦不过三两张耳，宁有一束之理？”迫其送还失主。——通过文中“三两张”、“一束”等语，可以清晰看出这“至元钞十五锭”显系纸币。只是以“锭”为纸钞单位，却又令人费解。
其实，元代发行纸币，有一套周密完备的法度，由朝廷设“钞卷提举司”以司其事，宝钞作为唯一的法偿货币，与白银挂钩；学者将其定位为“虚实相权的虚银本位制”⑧。故以“锭”计钞，也便不足为奇。至于一锭钞价值几何，却又其说不一。清人钱大昕《养新录》解释：“元时行钞法，以一贯为定（锭）。”不过钱氏此说恐怕并不准确。据今人考证，钞锭仿银锭之制；元代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钞亦仿此，以钞五十贯（或钞五十两）为一锭。只是银、钞比价随时而变，一般而言，钞价较高时二贯（或二两）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二十五两。至延祐间，因钞法大坏，中统钞二十五贯才合银一两，即钞值降至一锭合银二两。新发行的至元钞则要高出不少，五贯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十两⑨。——《贤母辞拾遗钞》中的小贩拾得“至元钞十五锭”，那是个很大的数目，理当引发母亲的疑惧。
纸钞以“贯”、“文”计算的情况，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见出。元人郑廷玉所撰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搬演书生周荣祖赶考落第，无奈将亲生孩儿卖与暴发户贾仁。悭吝的贾仁只肯出“一贯钞”身价，并说：
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⑩
这里所谓“一贯钞上面有许多‘宝’字”，既是对贾仁悭吝心理的嘲讽，也是对元代宝钞形制的真实描述。即以今日所见一贯面额的中统钞而言，其形状为长方形，纸质，上面除了印有“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等字样外，尚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宣课差役内并收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攒司”、“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司副判”及“至正印造元宝交钞”等字样，确有“许多的‘宝”字”。
《看钱奴》提供的元代货币信息还不止这些，该剧元刊本第二折中周荣祖指斥贾仁利用解典库（当铺）重利盘剥的一段唱词道：
【滚绣球】典玉器有色泽你写没色泽，解金子赤颜色写着淡颜色。你常安排着九分厮赖，把雪花银写做杂白。解时节将烂钞揣，赎时节将料钞抬，恨不的十两钞儿先除了折钱三百，那里肯周急心重义疏财！……【脱布衫】那一个开解库的曾受宣牌？这是你自立下条划，你做的私倒金银买卖，子是打劫我小民山寨。……11
曲中所谓“解时节将烂钞揣，赎时节将料钞抬”，是指贾仁将价值低廉的“烂钞”给付典当者，而在对方赎取典当物时，收取价值高的“料钞”。——“烂钞”又称“昏钞”，是指流通日久、字迹模糊的破旧纸钞；“料钞”则指以丝料为合价标准的纸钞，在此意为足额新钞。《元典章·钞法·昏钞》规定，可“以昏钞易换料钞”，然价值上须打折扣。至于“十两钞儿先除了折钱三百”，则反映了元时纸钞贬值、收取时要扣除“折钱”的现象。此段唱词还可以佐证金银等贵金属在元代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只可作为贵重物品，在“解典库”中抵押；而“私倒金银”则被视为犯法行为。
元代普遍使用纸钞的情况，还可以从外国文献中得到印证。一是元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行纪》“叙州”一节中记录说：“……沿河行此十二日毕，抵一城，名风古勒，……彼等善战，而用纸币，自是以后，吾人遂在用大汗纸币之地矣。”12此后作者每至一地，总要不厌其烦地记述该地“使用纸币”、“臣属大汗，使用纸币，不用其他货币”……这里的“使用纸币”、“不用其他货币”等语，将元代的币制情况描述得再清楚不过。
另一件外国文献是二十世纪末韩国发现的“原本”《老乞大》，这是一部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的实用性书籍13。该书在朝鲜版本颇多，然据学者研究，此“原本”的撰写时间，相当于中国元代。书中展示了一位高丽商人与中国商人结伴来华所经历的种种日常生活场景，不但内容丰富生动，而且采用了活泼的对话体，以纯正的中国北方官话记述。书中保存了大量元代语汇及经济文化信息。试摘取其中叙述马匹交易的一段对话，来看当时的货币使用情况：
你这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滚著要多少价钱？
一个家说了价钱，通要一百二十定钞，你说这般价钱怎么？
……
罢，罢，咱们则依牙人的言语成了者。既这般时，价钱哏亏著俺。只是一件，烂钞不要与俺，好钞那般者。
烂钞也没，俺的都是好钞。
……
我写了这一个契也，我读你试听：辽阳城里住人王客，今为要钱使用，别无得处，遂将自己元买到赤色骟马一疋，……卖与直南府客人张五永远为主。两言议定，价钱中统钞七定。……成交已后，各不许番悔；如先悔的，罚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14
以上引文，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经济生活中使用纸钞的状况。尽管元代后期，因政府滥发纸币而引起社会混乱，且直接导致经济崩溃及元朝覆亡；然而纸钞轻便易携的特点，仍得到百姓尤其是商贾的肯定。以致明初朝廷欲恢复使用铜钱，竟遭到民间抵制；“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15。
仍回到话本诞生年代的话题。笔者以为，从元代的货币使用史实可知，《十五贯》产生于元代的可能性最大。故事的原创者生活在一个不用铜钱、唯使纸钞的时代，在讲说故事时，正无须就十五贯的币制形态多作解释；读者（听众）也都心下了然，不致产生误解。而这样的时代，除了元代，别无他选。
然而这一故事流传至明代，尤其是到了明后期，货币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史载，明洪武七年（1374），朝廷承元制颁行钞法，欲以宝钞为主币。然因措置不当，结果宝钞逋一发行，钞值便一路下跌。至嘉靖（1522～1567）初年，已是“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16。这种情况，至冯梦龙编辑“三言”的晚明之世，一直不曾改变。
通俗小说的编纂者不是经济史专家，其对二百多年前的胜朝货币制度懵然无知，是无足深怪的。他无从得知一篇元代话本中的“十五贯”钱，乃指当年通行天下的纸钞，而非今时使用的铜钱。何况今时市面上的铜钱，多半为零用，数额稍大者统用白银；这很容易令改编者忽视大宗铜钱的重量和体积。于是原创故事中一叠轻盈易携的纸币，在明人的笔底便被想当然地描述成十数贯铜钱，沉重地压在小说人物肩上。几百年来，没有哪位读者就此提出疑问，这也说明，此种情况确实是极易被忽视的。
设若原始故事中十五贯确实是纸钞，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故事中刘官人和崔宁的钱款竟能巧合无间，“一文不多，一文不少”。纸币以“贯”为单位，本身是整数；两人同时拥有相同数目的纸钞，这种巧合的机率是很大的。崔宁身上即便还携有零散川资，亦可不计在内。但若换为铜钱，则很难凑巧到一文不差；人们往往对《十五贯》故事的真实性抱有怀疑，原因也正在这里。
尽管行文至此，我们已对《十五贯》的疏漏成因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并为该作始创于元代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证据；但仍不能避开这样的质疑：你的结论悉皆出于推理，而此类因朝代更替、币制变换而在文献中“改窜”货币形态的事例，在实际的文本嬗递中究竟有无旁例？——例证恰恰有一个，仍来自前面提到的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如前所叙，《老乞大》在朝鲜有多个版本，然在“原本《老乞大》”发现之前，人们所见到的，多半是经后人翻译、注音的整理本。在这些晚起版本中，原本中的语言辞汇、名物制度多有改变。即以朝鲜中宗年间（约与中国明正德年间同时）由该国学者崔世珍注音翻译的本子为例，同样是那段马匹交易的文字，已被改为如下面貌（按：带下划线者为崔本所改文字，圆括号内是原本《老乞大》原有文字；方括号内是崔本所增文字；尖括号内是原本有而为崔本删掉的文字）：
你这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滚着（著）要多少价钱？
一个家说了价钱，通要一百四十两银子（一百二十定钞），你说这般价钱怎么？
……
罢，罢，咱们则依牙家（牙人）的言语成了罢（者）。既这般时，价钱还（哏）亏着我（著俺）。只是一件，低银子（烂抄）不要与我（俺），好银子（好钞）那般与我些（者）。
[咳]，低银（烂钞）[我]也没，我（俺）的都是细丝官银（好钞）。
……
我写了这一个契了（也），我读你《试》听：辽东（辽阳）城里住人王某（王客），今为要钱使用，《别无得处，》遂将自己元买到赤色骟马一疋，……卖与济南府（直南府）客人李五（张五）永远为主。两言议定，[时值]价钱白银十二两（中统钞七定）。……成交已后，各不许番悔；如先悔的，罚官银五两（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17
在此晚起本中，一切使用纸币的痕迹都被抹去，代之以明代通行的货币——白银。一种可能是，后世的整理者已不知“中统钞”为何物，因此径将原书中的“锭”、“两”理解为白银，并根据时价，在数额上作出相应改动。另一种可能是，虽然整理者对元代宝钞的使用情况略知一二，但《老乞大》作为语言、文化教科书，具有时效性与实用性，这样的改动，对学习者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
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话本小说。且不说小说的整理、编纂者可能压根儿不了解元代币制情况，即便了解，似乎也没必要离开紧张的情节主线，对兴味正浓的读者滔滔然大谈其元明货币沿革史。而最简易、最经济的改编手法，无过于将原创故事中的纸钞，换作铜钱。在市民读者眼中，一堆黄灿灿、沉甸甸的铜钱，远比十来张轻若无物的纸币更具世俗的美感和诱惑力。
于是在众多理由的合力作用之下，元代故事中的十五贯纸钞，就此化作十五贯青铜钱；虽然不尽合理，却为后世的说部及舞台，留下一个久演不衰的故事；也为破解小说的“身世”之谜，留下一点难得的线索。
【注释】
①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第七章“现存的宋人话本”第四节论及《错斩崔宁》，认为从《醒世恒言》该篇中“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等语，可以看出“明人窜改的痕迹”。见该书第206页。
②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206—207页。
③若据实物测定，则宋钱枚重多在3克以上。如至和年间（1054—1056）所铸“至和元宝”、“至和通宝”重3.4克，嘉祐年间（1056—1063）所铸“嘉祐元宝”、“嘉祐通宝”重3.6克；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所铸“崇宁通宝”最轻，也有3.25克。参见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商务印书馆，1998）第85页。南宋铜钱更轻些，然亦不少于3克，已见前述。
④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第76页。
⑤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825—891页。
⑥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688—690页。
⑦《南村辍耕录》卷三十“银锭字号”。
⑧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第117页。
⑨吴晗《元代之钞法》，载吴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第271—302页。
⑩明臧晋叔《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第1595页。
11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第171页。
1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313—315页。中文译者认为，本引文中的风古勒，当指四川戎州。
13本文所引《老乞大》的资料，参考〔韩〕郑光主编的《原本老乞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4《原本老乞大》第180—184页。
15《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16《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17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第278—280页。
内容提要】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向被视为宋话本，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应系元代作品。理由有三：一，话本中有“南宋”“故宋”字样，证明其为宋以后作品。二，在元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与十五贯故事相关的旁证材料。三，小说存在着逻辑漏洞，即十五贯作为金属货币，重量非常人所能负载；在原创故事中，这笔钱当为纸钞，那是元代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制。明代编纂者将话本中的纸钞改为铜钱，与明后期弃用纸钞的货币环境有关。
【关键词】《十五贯》元代作品纸钞《老乞大》
《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下简称《十五贯》），讲述一桩因物证巧合而误判的冤案：南宋临安居民刘官人夜间被杀，他刚刚筹到的十五贯钱也不翼而飞。恰在当夜，其妾陈二姐逃离家中；翌日被人追回时，在与她同行的后生崔宁身上，刚好搜出十五贯铜钱。判案官员自以为“人赃俱获”，却不肯就一些逻辑疑点细加推敲。结果“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陈二姐与崔宁违心招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同被处死；而真正的凶手“静山大王”却逍遥法外。——此故事经《醒世恒言》首次披载，颇受读者注目，复为后世戏剧家改编为戏曲，久演不衰。
研究界一直将此篇话本定为宋代作品，根据有三：一是《醒世恒言》该篇题下注有“宋本作《错斩崔宁》”字样；二是《也是园书目》将其归入“宋人词话”之列；三是文中背景为南宋，故事就发生在南宋都城临安。几乎没有哪篇话本作品有着如此完备的“履历”材料。——然而笔者以为，认定《十五贯》为话本旧作，当无疑义；然径断为宋作，则仍感证据不足。理由也有三条，尝试言之。
首先应指出，古代出版界始终氤氲着“以古为尚”的空气。编纂者及书坊主人为将作品年代提前（这样做往往又与牟利目的相关），不惜采取伪托作者、假造序跋、倒填年月等手段。同样受尊古思想影响，后世学者在作品年代研究中，也存在着“宁早勿迟”的偏颇心态，情愿相信一些不够确切的证据或结论，而不肯进一步探究。
就话本小说的整理编辑而言，区分何为宋元旧作、何为明代话本，原已十分困难；就中再将宋、元作品区分开来，则更属不易。一般而言，早期话本自署撰年的并不多，只有少数作品题有刊刻年代，如《三国志平话》等，但仍不能排除“宋作元刊”的可能；余者只要情节上不涉及宋以后的史事及人物，编纂者、研究者便宁可将其判为宋作。由此推想，冯梦龙恐亦不能免俗。他将《十五贯》判为“宋本”，是手头真的掌握了署年明确的本子呢，还是受尚古心理驱使而径题宋作，还值得推敲。——至于《也是园书目》将此篇归入“宋人词话”，多半也是出于同样心理；或竟是相信冯氏题注而人云亦云，也未可知。
笔者以为，《十五贯》非“宋本”的证据，并不难找。小说头回中一句“却说故宋朝中”以及正话开头的“却说南宋时”，即是显证。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虽已注意到此点，却无端认为这是“明人窜改”所致①，不予采信。——应当承认，“三言”中所收前代话本，大多经编纂者笔削润饰。不过编纂者对作品中的朝代称谓，似乎并未作统一的“窜改”。例如，“三言”中宋代背景故事颇多，其朝代称谓方式则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不提朝代，径述故事，但从陈述中明确显示出宋代背景；二是称宋朝为“大宋”、“皇宋”；三是使用“北宋”、“南宋”、“故宋”等称谓。而由旁证材料可知，大凡不提朝代、直接叙述者，多半是宋代作品。试举数例：
例1、《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篇谓：“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文中始终未点明朝代。此篇中出现智贼赵正的形象，而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缕述宋代说话人的精彩演说，有“也说赵正激恼京师”等语；可证《宋四公》所述故事，在宋代已经定型，因此将其判为宋代话本，当大致无误。
例2、《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篇中交代“话说东京汴梁开封府……”也不曾注明朝代。文叙郑信未发迹时与红、白蜘蛛怪结缘而获神臂弓的故事；《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的宋代说话中，刚好有《红白蜘蛛》一篇，可知也是宋代作品。
例3、《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文谓“话说山东襄阳府……”也未标明年代。篇末说明：“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而《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朴刀”类著录有宋代话本《十条龙》、《陶铁僧》等名目，是知此故事也是宋代流传的早期话本。
类似的例子，还可见于《警世通言》卷十四的《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古今小说》卷二十四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等等。——在这几篇有据可查的宋本小说中，作者都未称说年代，却也合乎常理：本朝人讲述本朝故事，正无须多此一举。
第二类情况，系文中明标“大宋”、“皇宋”等称呼，此类多半也可视为宋人旧作。
例4、《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讲述鬼魂现身以求昭雪的故事；文中称“话说大宋元祐年间……”，应系本朝人口吻。按《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公案”类有《三现身》一目，当即此篇。
此类情况，还可见于《古今小说》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同书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等。
至于第三类情况，即文中明标“北宋”、“南宋”字样者，则可一概视为宋以后作品。“北宋”、“南宋”是后代史家的称呼，本朝说话人断无如此称呼之理。而《十五贯》中明白宣称“故宋”，则更非宋人所能言。——以古为尚的编纂者既然并未对“三言”作品的朝代称谓作统一“窜改”，为什么单单要抹去《十五贯》的古本痕迹、自降身份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相反的例子倒可以找到一些：《京本通俗小说》一般认为是近代人伪造的“宋人话本”集，集中收有《十五贯》，作伪者为了造成古本印象，故意用了《错斩崔宁》的题目，并有意识地将篇中“故宋”字样，改为“我朝元丰年间”。
认定《十五贯》非“宋本”的第二条理由是，在前人（尤其是宋人）笔记杂著中，找不到与此故事相关的素材。例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醉翁谈录》，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宋代说话艺术资料文献，书中《小说开辟》一节著录了大量宋代话本名目，然而就中找不到“错斩崔宁”或“十五贯”之类的话本题目。谭正璧先生编写《三言两拍资料》，于《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条下辑录两条资料，皆为清人记述《十五贯》影响的文字，并无宋代原型素材。
相反，《十五贯》中刘大娘子被迫从贼、替夫报仇等情节素材，却见诸元人记载。孙楷第先生《小说旁证》于《十五贯》条下引元代诗人杨奂《陶九嫂》诗，吟咏庐州富家女为贼所掳，屈身为妇，后凭借智勇将贼人诱入城市，并诉之“公府”，导致强贼伏法。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一息传万口，南北通燕吴”②。孙楷第先生录此，显然认为《十五贯》部分情节应受此元代事实影响；从而有意无意地对《十五贯》的宋本地位提出质疑。
说《十五贯》非宋本易，说《十五贯》为元本难。因为“故宋”、“南宋”等称呼，既可视为元人口吻，也可看作明人声口。这就涉及判定《十五贯》为元人之作的一个重要证据——十五贯钱的币制形态问题。辨明此点，也便构成判定《十五贯》为元作的第三条理由。
从小说叙述中可知，前后要了四条人命的十五贯钱，确乎是铜质货币无疑。文中屡有“（刘大官人）脚后却有一堆青钱”；“却见一个后生……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等描写，言之凿凿。然而铜钱作为金属货币，有着面值小、重量大、不易携带、不便交易之弊；而多达十五贯的青铜钱，对小说人物来说，乃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负担。——那么这十五贯铜钱，又有多重？
中国人使用铜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而宋元以还，所用铜钱的单枚重量，大致有所规范，约在3—4克之间。即以宋钱为例，宋代铜钱的枚重，因其成色、面额以及铸造时期、地域之不同而略有差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载：
（今）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视旧制铜少而铅多（原注：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建州丰国又减铅五两，加铜亦如之。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铜二斤半，铅一斤五两，炭五斤，盖七百七十文为一千者也。今小平钱一千乃用此料，则钱愈锲薄矣。）
在这段记述中，李心传一方面感慨铜钱的质地重量一代不如一代，同时也明确记录了南宋中叶铜钱的重量标准，为千枚（亦即一贯）四斤十三两。宋代衡制较今天为重，一斤约合今日公制630克左右；四斤十三两当合今制3000克挂零，亦即今制六市斤③。如此算来，十五贯铜钱的重量，当为45000克，即45公斤，折合今制为90市斤。以一般人的负重能力而言，这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重量。刘官人将其“驮”回家中，中途还要到朋友家串门，着实辛苦。其后静山大王将这一注钱用“单被”包了盗走，也着实不易。更艰难的是崔宁，谚曰“远路无轻载”，这位年轻后生将90斤的重载驮在背上长途跋涉（小说中并没有提到车子、骡马等代步工具，直云崔宁“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一直走上前来”），还要一路照顾萍水相逢的小娘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十五串铜钱体积庞大，一副搭膊如何装载得下，也要画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问题得不到圆满解释，此故事也便失去了起码的逻辑依据，一场发人深思的社会悲剧，遂变为一个漏洞难圆的笑话。然而我们相信古人的聪明智慧，决不至让一个明显违背生活逻辑的故事在瓦舍勾栏间流传，竟又没有一位说者、听者提出质疑。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在该故事的原始形态中，那十五贯钱真的是体积庞大、分量沉重的铜钱吗？有无可能是另类货币——例如质轻值高、便携易兑的纸币？如果话本中的那十五贯钱真的是纸币，那么钱重难携的矛盾，也便迎刃而解；此故事也便有了足以成立的逻辑根据。——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哪个朝代曾大规模使用纸币，以致民间典妻贸丝、大小交易，统统以纸币结算？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元代。
今天的小说读者对古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了解，往往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代为基准。即如对货币的认知，大多误认为古人（远至宋元乃至更早）日常所用货币，无非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至于纸币，那是近代才诞生的新事物。——然而货币史专家告诉人们，古代货币除了金银铜铁等金属质地者外，纸币的形式早就存在。有文献可征，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西周时的“里布”，东周时的“牛皮币”、“傅别”，汉代的“白鹿皮币”，唐代的“飞钱”，都可视为纸币的先驱④。至宋代，“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纸币已广泛使用。在南宋，金银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⑤，民间流通的货币，主要为铜（铁）钱及纸钞两大类。官府赍发军饷、收缴赋税，也多实行“钱（铜钱）会（纸币会子）各半”的指导政策⑥。
时至元代，纸币的使用更为普遍，几乎形成一统天下之势。纸币成为金融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是惟一被官府承认的货币。——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也曾使用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立国后则采用汉法汉制，颁行钞法，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然白银的使用并不普遍，朝廷曾铸造五十两一锭大银，称为“元宝”，主要用于爵赏赐功及大宗交易⑦。至于铜钱，虽然元代历朝也鼓铸若干蒙汉文钱，然数量不多，流通不广。在实行钞法之后，朝廷更屡申用钱（铜钱）之禁，并多次下诏收缴铜钱、铜器；连同白银也在禁用之列。
纸钞的发行使用则贯穿有元一代。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同年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前者又名“丝钞”，以“两”为单位；后者则以“贯”、“文”为单位，由十文、二十文、三十文，直至一贯、二贯，共分十等。此后又颁行“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等。其中“至大银钞”的单位仿照白银，按“两”、“钱”、“分”、“毫”、“厘”等标志面额，由二厘至二两，共分十三等。故阅读元代文献（包括文学作品），其中言及货币，曰“贯”、曰“两”（有时又以“锭”称，详下），其实都是指纸钞。
例如，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载有《贤母辞拾遗钞》一文，述一村民卖菜时“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来奉母”。母亲疑是偷来，质问他：“纵遗失，亦不过三两张耳，宁有一束之理？”迫其送还失主。——通过文中“三两张”、“一束”等语，可以清晰看出这“至元钞十五锭”显系纸币。只是以“锭”为纸钞单位，却又令人费解。
其实，元代发行纸币，有一套周密完备的法度，由朝廷设“钞卷提举司”以司其事，宝钞作为唯一的法偿货币，与白银挂钩；学者将其定位为“虚实相权的虚银本位制”⑧。故以“锭”计钞，也便不足为奇。至于一锭钞价值几何，却又其说不一。清人钱大昕《养新录》解释：“元时行钞法，以一贯为定（锭）。”不过钱氏此说恐怕并不准确。据今人考证，钞锭仿银锭之制；元代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钞亦仿此，以钞五十贯（或钞五十两）为一锭。只是银、钞比价随时而变，一般而言，钞价较高时二贯（或二两）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二十五两。至延祐间，因钞法大坏，中统钞二十五贯才合银一两，即钞值降至一锭合银二两。新发行的至元钞则要高出不少，五贯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十两⑨。——《贤母辞拾遗钞》中的小贩拾得“至元钞十五锭”，那是个很大的数目，理当引发母亲的疑惧。
纸钞以“贯”、“文”计算的情况，可以从文学作品中见出。元人郑廷玉所撰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搬演书生周荣祖赶考落第，无奈将亲生孩儿卖与暴发户贾仁。悭吝的贾仁只肯出“一贯钞”身价，并说：
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⑩
这里所谓“一贯钞上面有许多‘宝’字”，既是对贾仁悭吝心理的嘲讽，也是对元代宝钞形制的真实描述。即以今日所见一贯面额的中统钞而言，其形状为长方形，纸质，上面除了印有“中统元宝交钞”、“壹贯文省”等字样外，尚有“中统元宝，诸路通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宣课差役内并收不限年月诸路通行”、“元宝交钞库子，攒司”、“中统年月日元宝交钞库使副判印造库司副判”及“至正印造元宝交钞”等字样，确有“许多的‘宝”字”。
《看钱奴》提供的元代货币信息还不止这些，该剧元刊本第二折中周荣祖指斥贾仁利用解典库（当铺）重利盘剥的一段唱词道：
【滚绣球】典玉器有色泽你写没色泽，解金子赤颜色写着淡颜色。你常安排着九分厮赖，把雪花银写做杂白。解时节将烂钞揣，赎时节将料钞抬，恨不的十两钞儿先除了折钱三百，那里肯周急心重义疏财！……【脱布衫】那一个开解库的曾受宣牌？这是你自立下条划，你做的私倒金银买卖，子是打劫我小民山寨。……11
曲中所谓“解时节将烂钞揣，赎时节将料钞抬”，是指贾仁将价值低廉的“烂钞”给付典当者，而在对方赎取典当物时，收取价值高的“料钞”。——“烂钞”又称“昏钞”，是指流通日久、字迹模糊的破旧纸钞；“料钞”则指以丝料为合价标准的纸钞，在此意为足额新钞。《元典章·钞法·昏钞》规定，可“以昏钞易换料钞”，然价值上须打折扣。至于“十两钞儿先除了折钱三百”，则反映了元时纸钞贬值、收取时要扣除“折钱”的现象。此段唱词还可以佐证金银等贵金属在元代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只可作为贵重物品，在“解典库”中抵押；而“私倒金银”则被视为犯法行为。
元代普遍使用纸钞的情况，还可以从外国文献中得到印证。一是元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行纪》“叙州”一节中记录说：“……沿河行此十二日毕，抵一城，名风古勒，……彼等善战，而用纸币，自是以后，吾人遂在用大汗纸币之地矣。”12此后作者每至一地，总要不厌其烦地记述该地“使用纸币”、“臣属大汗，使用纸币，不用其他货币”……这里的“使用纸币”、“不用其他货币”等语，将元代的币制情况描述得再清楚不过。
另一件外国文献是二十世纪末韩国发现的“原本”《老乞大》，这是一部供朝鲜人学习汉语之用的实用性书籍13。该书在朝鲜版本颇多，然据学者研究，此“原本”的撰写时间，相当于中国元代。书中展示了一位高丽商人与中国商人结伴来华所经历的种种日常生活场景，不但内容丰富生动，而且采用了活泼的对话体，以纯正的中国北方官话记述。书中保存了大量元代语汇及经济文化信息。试摘取其中叙述马匹交易的一段对话，来看当时的货币使用情况：
你这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滚著要多少价钱？
一个家说了价钱，通要一百二十定钞，你说这般价钱怎么？
……
罢，罢，咱们则依牙人的言语成了者。既这般时，价钱哏亏著俺。只是一件，烂钞不要与俺，好钞那般者。
烂钞也没，俺的都是好钞。
……
我写了这一个契也，我读你试听：辽阳城里住人王客，今为要钱使用，别无得处，遂将自己元买到赤色骟马一疋，……卖与直南府客人张五永远为主。两言议定，价钱中统钞七定。……成交已后，各不许番悔；如先悔的，罚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14
以上引文，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元代经济生活中使用纸钞的状况。尽管元代后期，因政府滥发纸币而引起社会混乱，且直接导致经济崩溃及元朝覆亡；然而纸钞轻便易携的特点，仍得到百姓尤其是商贾的肯定。以致明初朝廷欲恢复使用铜钱，竟遭到民间抵制；“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15。
仍回到话本诞生年代的话题。笔者以为，从元代的货币使用史实可知，《十五贯》产生于元代的可能性最大。故事的原创者生活在一个不用铜钱、唯使纸钞的时代，在讲说故事时，正无须就十五贯的币制形态多作解释；读者（听众）也都心下了然，不致产生误解。而这样的时代，除了元代，别无他选。
然而这一故事流传至明代，尤其是到了明后期，货币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史载，明洪武七年（1374），朝廷承元制颁行钞法，欲以宝钞为主币。然因措置不当，结果宝钞逋一发行，钞值便一路下跌。至嘉靖（1522～1567）初年，已是“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16。这种情况，至冯梦龙编辑“三言”的晚明之世，一直不曾改变。
通俗小说的编纂者不是经济史专家，其对二百多年前的胜朝货币制度懵然无知，是无足深怪的。他无从得知一篇元代话本中的“十五贯”钱，乃指当年通行天下的纸钞，而非今时使用的铜钱。何况今时市面上的铜钱，多半为零用，数额稍大者统用白银；这很容易令改编者忽视大宗铜钱的重量和体积。于是原创故事中一叠轻盈易携的纸币，在明人的笔底便被想当然地描述成十数贯铜钱，沉重地压在小说人物肩上。几百年来，没有哪位读者就此提出疑问，这也说明，此种情况确实是极易被忽视的。
设若原始故事中十五贯确实是纸钞，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故事中刘官人和崔宁的钱款竟能巧合无间，“一文不多，一文不少”。纸币以“贯”为单位，本身是整数；两人同时拥有相同数目的纸钞，这种巧合的机率是很大的。崔宁身上即便还携有零散川资，亦可不计在内。但若换为铜钱，则很难凑巧到一文不差；人们往往对《十五贯》故事的真实性抱有怀疑，原因也正在这里。
尽管行文至此，我们已对《十五贯》的疏漏成因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并为该作始创于元代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证据；但仍不能避开这样的质疑：你的结论悉皆出于推理，而此类因朝代更替、币制变换而在文献中“改窜”货币形态的事例，在实际的文本嬗递中究竟有无旁例？——例证恰恰有一个，仍来自前面提到的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如前所叙，《老乞大》在朝鲜有多个版本，然在“原本《老乞大》”发现之前，人们所见到的，多半是经后人翻译、注音的整理本。在这些晚起版本中，原本中的语言辞汇、名物制度多有改变。即以朝鲜中宗年间（约与中国明正德年间同时）由该国学者崔世珍注音翻译的本子为例，同样是那段马匹交易的文字，已被改为如下面貌（按：带下划线者为崔本所改文字，圆括号内是原本《老乞大》原有文字；方括号内是崔本所增文字；尖括号内是原本有而为崔本删掉的文字）：
你这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滚着（著）要多少价钱？
一个家说了价钱，通要一百四十两银子（一百二十定钞），你说这般价钱怎么？
……
罢，罢，咱们则依牙家（牙人）的言语成了罢（者）。既这般时，价钱还（哏）亏着我（著俺）。只是一件，低银子（烂抄）不要与我（俺），好银子（好钞）那般与我些（者）。
[咳]，低银（烂钞）[我]也没，我（俺）的都是细丝官银（好钞）。
……
我写了这一个契了（也），我读你《试》听：辽东（辽阳）城里住人王某（王客），今为要钱使用，《别无得处，》遂将自己元买到赤色骟马一疋，……卖与济南府（直南府）客人李五（张五）永远为主。两言议定，[时值]价钱白银十二两（中统钞七定）。……成交已后，各不许番悔；如先悔的，罚官银五两（中统钞一十两）与不悔之人使用无词。……17
在此晚起本中，一切使用纸币的痕迹都被抹去，代之以明代通行的货币——白银。一种可能是，后世的整理者已不知“中统钞”为何物，因此径将原书中的“锭”、“两”理解为白银，并根据时价，在数额上作出相应改动。另一种可能是，虽然整理者对元代宝钞的使用情况略知一二，但《老乞大》作为语言、文化教科书，具有时效性与实用性，这样的改动，对学习者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
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话本小说。且不说小说的整理、编纂者可能压根儿不了解元代币制情况，即便了解，似乎也没必要离开紧张的情节主线，对兴味正浓的读者滔滔然大谈其元明货币沿革史。而最简易、最经济的改编手法，无过于将原创故事中的纸钞，换作铜钱。在市民读者眼中，一堆黄灿灿、沉甸甸的铜钱，远比十来张轻若无物的纸币更具世俗的美感和诱惑力。
于是在众多理由的合力作用之下，元代故事中的十五贯纸钞，就此化作十五贯青铜钱；虽然不尽合理，却为后世的说部及舞台，留下一个久演不衰的故事；也为破解小说的“身世”之谜，留下一点难得的线索。
【注释】
①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第七章“现存的宋人话本”第四节论及《错斩崔宁》，认为从《醒世恒言》该篇中“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等语，可以看出“明人窜改的痕迹”。见该书第206页。
②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206—207页。
③若据实物测定，则宋钱枚重多在3克以上。如至和年间（1054—1056）所铸“至和元宝”、“至和通宝”重3.4克，嘉祐年间（1056—1063）所铸“嘉祐元宝”、“嘉祐通宝”重3.6克；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所铸“崇宁通宝”最轻，也有3.25克。参见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商务印书馆，1998）第85页。南宋铜钱更轻些，然亦不少于3克，已见前述。
④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第76页。
⑤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825—891页。
⑥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第688—690页。
⑦《南村辍耕录》卷三十“银锭字号”。
⑧郭彦岗《中国历代货币》第117页。
⑨吴晗《元代之钞法》，载吴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第271—302页。
⑩明臧晋叔《元曲选》（中华书局，1989）第1595页。
11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第171页。
12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313—315页。中文译者认为，本引文中的风古勒，当指四川戎州。
13本文所引《老乞大》的资料，参考〔韩〕郑光主编的《原本老乞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4《原本老乞大》第180—184页。
15《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16《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17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第278—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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