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它的生命在于艺术形象，以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所以，在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刻画几个典型人物形象是必不可少的。《红楼梦》在这方面确实难能可贵，不但刻画了三、四百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而且精心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典型形象―贾宝玉。

不朽的文学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功能，而且值得人们不断地去探索它所包涵的意义和价值。《红楼梦》一诞生，贾宝玉这一典型就受到了研究者的热切关注，历来评述者，各抒已见，见仁见智。诸如一度盛行的“市民说”、“传统说”，乃至“农民说”，众说纷纭，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贾宝玉是“反封建’的急先锋、勇士”、“封建礼教的叛道者”，笔者认为这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从庸俗社会学的观念出发，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急于功利的结果，不免有失公允，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文艺学现象，一个人物典型，一种艺术意境，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情感意义，经常不是仅用好人坏大，肯定否定两种简单的逻辑概念所能穷尽无遗的，它的审美意蕴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本文拟从文艺学角度予以审美的观照，力图还这一典型形象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世界是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文学也不能穷形尽相，文学之所以高于生活，就在于有高度的概括性，塑造形象时又表现为杂取众人，又是独特的“这一个”，典型所包蕴的内含也是多元结构的组合，又经得起定性分析的形象实体，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杰出的作家，不把人看得那么简单，他是用辩证逻辑的眼光来看人，所见非完人，而是从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二重组合中，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中把握人，并反映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以至他笔下的人物，就会显现出一种奇妙的可爱和不可爱的转换和交织．

曹雪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所指出的：“说到《红楼梦汐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其突出的成就就体现在对宝玉形象的塑造上。脂砚斋批语中明确指出：“听其闻囿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令他人徒加评论，皆未换着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但是，“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云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学矣。”

由此可见，宝玉性格的塑造，艺术上达到了一种美丑泯绝，说不得善恶的佳境，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逻辑上很难规范，仿佛不可言传，不可理喻，不管人们如何评论，都说不尽他的性格无限的内涵，就象戏剧艺术大师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任人评论，都说不尽他的性格之谜，真所谓“言不尽意”。但宝玉性格又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这是性格创造的伟大成功．这种在有限的形象里展示无限的性格内涵的艺术，才是真正了不起的艺术，避免了文学创作中人物描写“惠则无往而不恶的魔性和善则无往而不善的神性”的传统类型化的人物描写手法，写出了活生生的人，成就了真正的“人”的文学，出神入化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多元结构的整合的文学，出神入化地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纵观中外文学史，优秀的典型塑造，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这种高度，如浮士德、拉摩侄儿、奥勃洛摩夫、阿q、繁漪等．

据此，我们不难把握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意义。

我们从形象本身来看，他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是他家庭的形象写照，祖辈是开国勋臣，又是皇亲国戚，可以说权势显赫，家财万贯，“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气他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他光宗粗祖的锦绣前程，况此时的贾府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可断业者难嫡孙宝玉一人。”他成了这封建大家传宗接代的合法继承人．他从小受严格的贵族教育，又聪明灵慧，作诗为文略有可观之处，地位至尊至宠，整天吟诗作对，游山玩水．统治集团的大门是向他敞开的，只要他愿意接受统治阶级的意志．跻身于统治集团并非一件难事。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走上了一条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道路，这正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须知人论世，联系他所生活的时代，才能清楚地理解，主人公所生活的时代―十八世纪末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因素，日益增多，封建制度逐渐衰落，统治阶级的反动性，虚伪性和腐朽性充分暴露了出来，阶级斗争尖锐化，加深了这些人对本阶级的认识，使这些人的头脑更清醒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过程，就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贾宝玉算是贵族社会的清醒者，他了解本阶级，熟悉本阶级腐朽的本质，看清了自己所属的阶级，不过是重孔的阶级，他并不遵循“留心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祖训，也不与贾府中荒淫的男性贵族同流合污．从金钏儿的死到抄捡大观园，到贾府的被抄，黛玉的死，从他内心深处撕去了封建宗法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了血污，对统治集团阴险，狠毒，骄奢贪婪，腐朽没落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与上流社会不合作的决心． 

他的思想左右了他的行动，他没有去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认为封建遗训“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是那些国贼禄蠢的人生旧宿，与已毫不相干．他没有在本阶级的阵营栖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反封建传统“男尊女卑”对女性和下层奴脾的鄙视，提出了“女尊男卑”的观点：“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渣滓浊沫而已。”在行动上，与那些被封建主子视作人下人的女奴为伍，平待相处，给她们以应有的人的“尊严”，“利女子乎即为，不利女子乎即止”，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准则。

也由于生活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公子哥儿宝玉，从小在内帷厮混，在丫环堆中长齐，受了贵族思想的影响，也受了被压迫的奴隶们的思想影响。女奴的思想意识和反抗精神，熏陶了他、教育了他、震惊了他，策励了他，从而培植了他在当时还处于“草包遥看近却无”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他站在这种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深深同情下层人民，认为这些人虽身为下贱，但心灵是美好的，在道德方面，比贵族老爷高尚得多，而对封建的卫道士袭人之流，视作芥尘敝履，对严霜般的封建迫害，他没有妥协，宁可饭依佛门，也不屈服。但同时须认识到，他只不过是贵族浪子，贵族中的清醒者，出身于上流社会，不满本阶级，但毕竟又是在本阶级怀抱中长大，与本阶级和他们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身上有着本阶级的劣根性，他的反抗奋争又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无论怎样走，离人民要比离本阶级远得多，他们毕竟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并生活在同一社会条件下，所以，他们之间既有差异，又有一致之处，差异使之对立，万致之处又使他们联系起来，他的努力和抗争不过是与统治阶级兜兜圈子，在社会中永远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盆．四处碰壁，无所作为，是他个人奋斗的最好概括．每向前迈进一步，而身上的劣根性，又使他作出相反的方向运动，因此他办任何事情都不能始终如一，他对封建伦理道德，有着强烈的反叛心理，站在世俗社会的对立面，憧憬看让个人才能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性解放的理想，追求爱情的幸福，愤世嫉俗却都没有为自己的理想作出任何实际的努力，空叹前途无望，一样无所作为。政治立场上，表现为动摇不定，竖情态度上，表现为追求自由的爱情又与贵族公子重色泛爱混淆不清．在他身上清醒与糊涂，坚定与妥协，进步性与劣根性、青春活力与骄纵懒散、聪明才智与无所事事，可爱之处与不可爱之处，总是奇妙地错杂在一起，表现为双重人格，时刻左右着他的行动，所以，他的一切努力都落得有始无终，不了了之的结局。他一方面否定痛恨自己出身候门公府，把它说成禁锢自由荼毒人生的牢笼，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听人说宁府的腐败而脸红，并不能忘怀宗族观念，一方面迫切要求婚姻自由，向往个性解放，另一方面又不敢在行动上与封建家长展开正面冲突；一方面反对封建宿命论的“金石姻缘”，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承认其合理，并最终信奉佛老遁入空门，这一切都是由他内心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意识，与潜意识里未曾脱尽的信守封建伦理道德的传统意识，矛盾冲突的外化，精神上背负着否定自我，否定个人的传统意识，就导致了栓真理的认同上他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这也就说明封建统治的思想耳濡目染地浸蚀了他的思想灵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人民站到一起，这是致命的弱点，也决定了他的反抗和追求是没有好的结局，他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最后被一步步通上绝路，成了于国于家无望的混世魔王，富贵闲人。他最多算作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青年，而绝不是革命的弄潮儿，他不能完全脱离本阶级，与人民一起和统治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只走着一条“中间路线”，既不满统治阶级，又不了解人民，而在两者之间游离，因此，他的反抗是个人的，没有力量的，无出路的。为统治者冷淡，刁难，甚至不容，又不为下层人民所理解，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冠之以“反封建勇士”的桂冠，显然是不恰当的。

对于贾宝玉这种思想性格矛盾，“唯有用新旧交替的现象去说明，才可以理解，由于时代的必然性，思想上有了新的因素，由于社会的继承性，感情还在旧的深渊中”。（高尔基）《红楼梦》的作者在作品中，用一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和难得的“通灵宝玉”二者的同构，寓意了具有丰富复杂性格内涵的典型形象，他正是这个新旧思潮矛盾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那些觉醒了，又受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深层的历史惰力一个人和民族灵魂深处封建文化积淀，压制的“浪子”在文学艺术中的升华。

他的出现，引起了那么多厌世青年的共鸣和知觉思维的认同。无独有偶，在循着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又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规律性。在同一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和贾宝玉走着一条共同的悲剧性的道路，有着共同命运的“知音”，如奥涅金、毕乔林、罗亭、别里科夫、奥勃洛康夫等。赫尔岑在1851年评论普希金的《奥涅金》时，冠之以通名“多余人”．贾宝玉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中国式的“多余人”典型形象。
恩格斯说：“人物是一定阶级的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琐碎的个人欲望中的，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多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感染了一种“时代病”，这种病流行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特别是易发于历史大转折关头，主要症状是优郁、厌倦、冷漠、孤独、痛苦、沉思和绝望，它充分展示了个人与社会对立下，弱小的个人被毁灭的悲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性时代苦闷和氮氢在青年心中的普遍情绪。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借维特之口说了出来，“那种说不出的不安宁，一个被束缚的灵魂的盲目挣扎，那种极度的、抑郁的、绝望的、刺痛每个人心胸的失意……。”由于这些“多余人”的举止是反常的，容易被人误解为“呆、狂、疯、痴”，他们的生存不合时宜，没有充足的理由，对旧时代来说，他们是来得太晚的落伍者，对新时代来说，他们又是来得太早的弄潮儿。他们是贵族的精华，聪明的废物，不是孔雀，也不是乌鸦，是聪明的疯子，理智的主人，不是能变得更好，也不能变得更坏，爱情的悲剧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精神危机严重时，总是到宗教中寻求解脱，但他们毕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毕竟是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作为一个“多余人”的典型，贾宝玉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审美价值．虽然贾宝玉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是以明代中叶以后兴起的启蒙思想为武器，虽然这武器有其软弱无力的一面，但是在当时那种封建礼教和封建礼俗禁锢得极其严密的氛围中，无疑是于无声处的惊雷，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曹雪芹之所以能塑造出这样典型的形象，是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生活，亲身体验了那样的大悲大喜。曹雪芹本人也曾象贾宝玉那样既有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又尝过穷困潦倒的滋味，经历了类似贾府那样的重大变故，认清了世态炎凉。典型人物身上有作者思想经历的折光，作者本人便是本阶级的逆子贰臣，所以，写来是那样真切动人。而且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克服了种种政治偏见和阶级同情，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借助贾宝玉这一“多余人”典型，揭示了历史过渡时期非正统的青年思想感情、生活和斗争、矛盾和痛苦，以及他们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以这个形象预示了社会危机的将要到来，以这个“多余人”的形象唱出了贵族阶级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