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不如无书

──刺客心理发微

一谈起《史记》，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鲁迅先生对这部奇书的十字定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样，有很多人囿于太史公对刺客的既有观点，对这个孔武有力的“强势“群体抱有极大的好感。可能有人还会征引郭靖那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作为旁证，把这群人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广大民众不曾怀疑千百年来的“盖棺定论”，似乎也没必要去怀疑，于是这群刺客便成了让人敬仰的豪侠义士。但出于好奇，我翻阅了一下《刺客列传》，发现这帮人似乎也没那么了不起。倒是他们的行刺动机抑或心理很叫人犯琢磨。

豫让、聂政出于个人好恶，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踏上了一条“取人性命”的邪道（或歧途）。今天我们重温这些千年旧事时，在他们“恨之入骨”的人身上也并没有发现太多劣迹，那几位庙堂公卿也绝对不是罪孽深重、十恶不赦的暴徒。那这老二位干嘛要对这些原本不是很坏的人穷追不舍地频频施以打击报复呢？这些义士“纠缠不清“的作风实在难以达到“国士风范”的标准！或许他们只是因为受了他人恩惠，碍于情面，再夹杂上那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抽象的狭隘的“义气”，逞匹夫之勇，于是就从事了杀人报恩的勾当。“儒者以文乱法，刺客以武乱禁”（妄改韩非子名句），他们所宣扬的“义气”与其说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倒不如说是一种狭隘的极端的恐怖主义。本来嘛，他们的“后台老板”本身也有不可告人的私心邪念，只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老板们”纷纷落马了。他们还偏要固执地认为他们的主子千真万确，光风霁月，无可挑剔。于是乎，他们的行刺动机就无形中掺杂了“助纣为孽”的成分！因此，这种甘当“炮灰”的精神并不值得大力宣扬和提倡！后世评注家的那些褒扬赞赏的高调实在叫人作呕！

而要离与荆轲干“杀手”的最大动力是名利！要离主动向公子光“请缨”，要只身刺杀“倒拽九牛回”的大力士王子庆忌，为了打入“敌人内部”，他把心一横，用了一招“苦肉计”，让公子光灭了他满门，还自断右臂——真够狠的！您看看，他真是利欲熏心了，为了成名，不惜拿亲人和自己的身体下注。这种作风真叫人毛骨悚然。《东周列国志》将这一段故事叫做“要离贪名刺庆忌”，评得很是恰当。但不管怎么说他还实行刺成功了。最可恶的是装英雄的荆轲，他也学人读书击剑，而且还与盖聂论剑，可后来刺杀秦王时，这些特长一样都没用上，还白白糟践了徐夫人为他订做的好兵刃！这只能说明他是在跟风，附庸风雅，只看重形式，而忽略了本质。更可气的是，他竟还出了一个馊主意，要献上樊于期老将军的首级与督亢地图──亏他想得出来，或许这就叫“利令智昏”吧。高官厚禄，良田美宅冲昏了头脑，他都没有对自己的行刺方案进行评估，就“火上房似的”搭上了去秦国的那班车。结果呢？果真和他预料的一样：一去兮不复返。但有一点要申明：它绝对不是什么“壮士”，哪个“壮士”是他那副嘴脸呢？他浑然不知行刺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就贸然前去“摸老虎的屁股”，纯粹是找死嘛。而太子丹从他那儿得到的也仅仅是血光之灾而已。所以正如苏洵所说的“至丹已荆卿为计，始速祸焉”，唉，“斯行刺之效也”！真可惜了樊老将军的一颗号头颅了，“思想去起来怎不叫人痛恨”！
要离虽慕美名，但人家还是成功了，不像荆兄，名不副实，落了个曝尸咸阳市的可悲下场，真是贻我等敏感之人以笑柄呀！

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要持怀疑的态度从书中发现漏洞并予以纰缪。正如太史公的这篇《刺客列传》，无疑是他的生平败笔，但他还是把他们的事迹写了出来传于后世。这说明在他那个年头儿，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的问题，即使意识到了，也无妨，因为他可以这样声名：“我早说了，这叫一家之言嘛，我有我的言论自由。”也许是出于对汉家天子的怨恨，他不敢直批逆鳞而是采取了这种赞此骂彼的迂回战术，用满纸的刀光剑影、玩命厮杀来排遣内心的不满情绪，所以那些人的问题在他看来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顶多是“白璧微瑕”嘛。只要谁敢和当权者对着干谁就是好样儿的!这也可以叫做“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无疑是一种心理调节的另类方法。也许只有太史公这样的“勇士”才敢“直面专制社会那种惨淡的人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