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周宣王时，就产生了我国见于著录的第一部字书《史籀》，也是当时教育儿童的一种识字课本。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配合统一文字的政策，特令李斯等用小篆编撰字书《苍颉篇》、《爱历篇》和《博学篇》。汉初，民间有人把上述三篇合为一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仍取名《苍颉篇》。以后，陆续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不过，以上这些原只是一般的识字读本，诸如《急就篇》，也是经庸人颜师古作注、宋王应麟补注，才使它具有查考字词的作用。真正奠定了我国古代字书基础的著作，还要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该书以小篆为主体，兼收古文、籀文，全书分为十四篇，收单字九牛五百四十三个，用读若法注音，按文字形体及偏旁构造分成五百四十部，创立了按部首收字的体例。它还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六书”理论，创立了较为系统的解释文字的方法，并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和汉代以前的文字训诂，对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晚清以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在《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之，在我国古代字书史上，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晋朝吕忱的《字林》，是继承《说文解字》编纂的又一部字书名著。在唐代以前，人们还把它和《说文解字》并称，可惜不久就失传了。据《封氏闻见记》，《字林》的部首与《说文解字》相同，收字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个，较《说文》为多。《魏书·江式传》说；该书“文得正隶，不差篆意”，可见是我国第一部用隶书写成的字书。梁顾野王的《玉篇》，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编成的字书。今本《玉篇》虽非原本，但可知其对《说文解字》有所增订，也是一本较好的字书。

自隶书、楷书代替篆书通行以后，文字的形体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字和俗体也日益增多，于是就有人注意研究文字的异同，从而产生了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辽释行均的《龙龛手鉴》、宋郭忠恕的《佩觿》及李从周的《字通》。这些字书对于我们认识一个字的异体，辨清许多形体相似的字，还是有用的；其中《字通》创建了按笔画排字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宋代的字书主要有王洙等相继修纂的《类篇》，它继承了《说文解字》和《玉篇》的体例，着重探讨字源，说明文字形体之变化并吸收了大量的新字（共收字三万一千三百十九），讲古音、古训，在字书史上有一定贡献。元戴侗撰《六书故》，改变了《说文解字》的部首编排，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每部之下各分若干细目，按字义排列。但戴侗攻击许慎用小篆作本字，使人“不知制字之本”，所以他的《六书故》采用钟鼎文字，钟鼎文没有的字才用小篆。《四库全书总目》曾指出该书“非今非古，颇碍施行”。不过书中解释文字，也有精详的考证，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的工具书，还是有用的、不能一笔抹杀。

明代梅膺祚的《字汇》，是我国一部较为通俗而编排方法也比较进步的字书。它收编单字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九个，包括俗字，而僻字则一律不收，并把《说文解字》的部首简化成二百十四个，均按笔画多少排列。注音方法是先反切，后直音。对字义的解释，也较为清楚。全书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首卷及附录共十四卷，每卷用表注明各部首及其所在页码，末附检字表以便查找不易辨别部首的字。这种编排方法是字书发展中的一大改进，后世多沿用。该书在明末曾风行一时，给它作补编或用其名新编的字书也很多，其中流传较广的则是张自烈的《正字通》。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张玉书等奉命撰《康熙字典》，这是我国字书第一次用字典的名称。该书继承了《字汇》和《正字通》的体例，分为二百十四部，共收字四万七千○三十五，用反切注音，释义旁征博引，可以说是我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一个高峰。当然，该书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乾隆时王锡侯著《字贯》一书，就对《康熙字典》的错误有所指摘和议论；但因此冒犯了康熙“御定”的威严；又因该书没有“避讳”，落了个作者满门抄斩，其著作也全部被销毁（事见《掌故丛编》）！直到道光七年（1827年），王引之奉皇帝之命，著《字典考证》，才校正了该书引书的错误二千五百八十八条。显然，错误当不限于此。第二节还要介绍清代以后人们的评论，这里从略。

我国古代专门汇集经史中文字训诂的字书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的《经籍籑诂》，集释佛经音义的著作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研究虚字的有清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都是价值较高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