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理想人格境界与魅力(之二)——孔子、墨子

作者:张英基
摘要: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文化是何等灿烂,古人留给我们的文献典籍是何等的丰富。在这浩瀚如海的古典文学宝库中,我们诵读着,感受着。除去了这精美的文词和超凡的意境外,折射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古代贤哲文士们的人格魅力了。

古代的哲人们早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些万古不朽的文章,而他们的人格魅力正蕴涵其中与之长存。每每读起这些文献典籍时,便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令人心潮起伏的走向他们。这便是人格魅力之所在,是它在作用着人们的心灵。

关键词: 齐鲁文化 理想人格 境界 魅力 孔子 墨子

一、孔子的人格境界与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名人中,孔子算得上是第一位最能体现古代文人品格魅力的著作恰恰也正是《论语》。因为这部语录体著作,载录了孔子与其弟子们的言行,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没有语言文字的修饰,不包含任何虚情假意。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无需多说。我们从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 一则来看,这里便升腾着万古不变的人格魅力!这仅仅是孔子的谦逊之辞吗?其实这一处正是孔子人格魅力之所在。我们能看出,孔子是尊重人、肯定人的。他认为任何人总是有优点,可以让其他人学习的,他的这种肯定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存价值的承认,无疑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深层的鼓励。一个人要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便有了人格魅力,因为他学会了尊重人,承认人,那么大家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他,承认他,以他的道德为美德,受其吸引,向他靠近,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呢?

在《论语》中,孔子的言行举止,随和、平凡而又高明、伟大。孔子决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一位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平凡人。作为“情之所钟”的寻常人,他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处处事事,一切都是坦诚自然地流露,充满着“凡夫俗子”的人情味。

他不安于位,很自负,热衷于表现自己。有时不免会说大话,夸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其为东周矣”,甚至一年都不用:“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他凭什么如此自信?理由很简单,他自认为是“天纵之圣”,是古代文化的唯一承继者,理所当然应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并且具备着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可惜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有眼无珠,没有发现他这位人才,害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每念及此,孔子的心里就无法平衡,郁闷得很,难怪他不时地发牢骚、讲怪话:我难道是只挂在墙壁上的葫芦,中看不中吃吗?越想越不是滋味,气恼懊丧之下,他甚至萌生远走高飞、到荒凉偏僻之地,另开局面的奇怪念头:“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3)。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一位“圣人”的风度,只能给人留下大言不惭、想做官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富有人情味的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绝无后世那些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恶习。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等话,有说得对的,也有不尽合乎事实的。作为一个常人,孔子“耳顺”是事实,但“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他像普通人一样,总喜欢有人顺从自己,听自己的话,耳朵根听得进表扬,难以接受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他也很难听进。我们看看他对自己学生的态度就知道,“忠言逆耳”对孔子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孔子所喜欢、欣赏的学生,是颜渊、曾参、闵之骞。这些人其实并无突出的才能,也未见他们在弘扬儒家学说方面作过多大的贡献(曾参的情况稍好一些),他们之所以为孔子所器重,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总是拣老师乐意听的话朝孔子的耳朵里灌。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便是“于吾言无所不悦”。正因为他们甘于当老师的应声虫,孔子才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相反,如子贡、冉求、子路之类学生,比较有个性,一举一动不那么中规合矩,有时甚至敢于对老师的做法大胆质疑,这使孔子心里自然不爽,动辄要斥责、“修理”一番:“野哉,由也!”“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一点也没有“尊长”的气量。

在《论语》中,孔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兴之所至,坦率直言,比比皆是。樊迟诚恳、恭敬地向他求教如何耕田、种菜,孔子骂道:“小人哉,樊须也!”孔子授课或许不够精彩,宰予“昼寝”,大白天在课堂上打瞌睡,提不起神听,孔子声色俱厉,大发其火,斥责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孔子人格之写照;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是孔子言行的特色。然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因感情冲动而迷失。他的理智始终是清醒的,所以,他对冉求、子路、子贡等尽管有所不满,但依然为之创造条件去做官、做事,依然肯定其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为他们的不幸所操心,例如,他对子路惨死的悲哀,就体现了这种至情。孔子不乏理智而又富有感情,有人性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追求,这正是孔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无人能与之相比拟。他被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奠基人,其思想博大精深,其学说为历代学者奉为经典,而他所提出的理想人格、人格教育及修养的理论,陶铸了历史上一代代崇高伟岸的人格,造就了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类不断走向现代文明的今天,重温孔子的理想人格和人格教育及修养思想,仍旧会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

孔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仁人,应该具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的尊严,他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4);具有追求仁德的坚定意志,“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无论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志于道”、“乐于道”。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5),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6)。意谓,一个志于学道的人,却对自己的粗衣粗食感到耻辱,不堪忍受,这样的人是不足以与他议道的。而只有在何种情况下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仁人。这一思想为后学孟子所继承并发挥,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千古名言,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理想人格理论,不仅造就了历史上一代代的伟岸人格和大批志士仁人,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于塑造现代人的人格精神品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二、墨子的人格境界与魅力

梁启超十分崇拜墨子的人格,自号“任公”,努力发扬墨家的根本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吃苦耐劳,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他有感于国人缺乏坚毅,为发掘古代的尚武精神、刚性文化,特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梁启超还提倡知识分子应牢记“儒侠”的品格,呼唤应有一种持续的、锋利的、雄狮般的敞亮胸怀。

孟子论及一家之学术,强调要“知人论世”,既要认清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又要了解其个人的人格和习性,这样才能识得其学术之真相。墨子的伟大和感人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学说,更在于他的人格。除却墨子那种坚苦卓绝、笃实光辉的人格,墨学是不会得到人们欢迎的。《庄子·天下》评价墨子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庄子认为墨子的学说,虽反乎人心,使人不堪;但他的人格,却博得了人们的喜爱与尊敬,让人有求之不得之慨。

墨子自己也曾说过:“言而非兼,择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何也。”(7)意谓,世人都反对“兼爱”的学说,但人们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真能兼爱的人与之共事。世人批评兼爱的话,只说是:“善而不可用。”墨子说:“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世人不情愿自己因“兼爱”而吃亏,却情愿享受别人的兼爱之福。这真是墨学推行中的一道不可排除的难关。《吕氏春秋》载录了一段极富刺激性的故事,把世人的这种矛盾性心理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8)

我们只有充分认识人世间的这种矛盾性,才能欣赏、理解墨子的哲学;才能欣赏、理解墨子的为人;才能知道墨学在当时如何地感动着人们的心灵,招惹人们的热慕,而最终却归于消沉,不能持久下去。

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子墨子自鲁之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9)

墨子的人生,便是从这一个矛盾点上出发的。墨子一生主张“非攻”,竭力反对战争,他说:

“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为政者得则罚之。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其不义又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拖其衣裘,取戈剑,其不义又甚,罪益厚。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常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以此人不知甘苦之辨矣。小为非则知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义与不义之乱也。”(10)
这又是一个显著的矛盾,墨子亲切地将其指出来。关于这方面,还有一则最著名的故事,充分地表现了墨子全部的人格。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息,裂裳裹足,至于郢,见公输般。曰:“北方有侮人,愿藉子杀之。”公输般不悦,曰:“吾义固不杀人。”墨子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公输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曰:“不可,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墨子见王,曰:“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令公输般设攻,臣请守之。”于是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圉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矣。”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子之意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王曰:“善哉!我请无攻宋矣。”(11)

这是何等可贵的人格精神!何等高尚的人文气度!又是何等高超的技能!楚王、公输般,只是被墨子人格的这种精神气度、惊人的绝技所降服了,恐怕还不是“非攻”这一雄辩理论的成效。

公输般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12)这是墨子人格感人之深厚。所以,“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13)这正是墨子人格魅力之威权性。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无愈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太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曰:“将驱骥。”“何故驱骥也?”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责。”(14)可见墨子鞭策其弟子,也仍脱不出这一矛盾性的气味。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粜,粜售则愠也。岂不悖哉?”(15)

这又是在墨子门下痛切的表现那种矛盾性的一个好例。所以《庄子·天下》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也,其行则非。” 又说:“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

这是说墨子从爱人的本意上,却转出不爱人的行为来,因此说他意是而行非。这不又是墨学上深深的一层矛盾么?墨子处处都很严厉地批评世俗的矛盾;但是从世俗的眼光看来,也就觉得墨学自身便是一个矛盾的象征,儒、墨的鸿沟是很显然的了。孔子只是一个调和,墨子只是一个矛盾。让人们虽不信服墨子的言论,却不得不崇拜墨子的人格。

注释:

(1)《论语·述而》;

(2)《论语·子路》;

(3)《论语·公冶长》;

(4)《论语·子罕》;

(5)《论语·述而》;

(6)《论语·里仁》;
(7)《墨子·兼爱下》;

(8)《吕氏春秋·长利》;

(9)《墨子·贵义》;

(10)《墨子·非攻上》;

(11)《墨子·公输》、《战国策·宋策》、《吕氏春秋·爱类》、《淮南子·修务》,均有此事的载录;
(12)《墨子·鲁问》;
(13)《淮南子·泰族训》;

(14)《墨子·耕柱》;

(15)《墨子·鲁问》。

2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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