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苏 轼《琴诗》

古风寥落欲何寻，常记南风素意深。

闻说五弦弦未断，欲于何处借人琴。

不独区区操缦间，要期追逐古风还。

吾民有愠何当解，学得南风不敢弹。

                         ──王 令《琴二首》

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的四大爱好，状琴咏琴，自然也成了古代诗苑的一朵奇葩。一般地说，诗人咏琴，较多地从听觉的角度，感受美妙琴音所创造的艺术氛围，像唐代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刘长卿的《听弹琴》、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往往如此，那一句句摹描琴音的诗句，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李白诗），“泠泠七丝上，静听松风寒”（刘长卿诗），“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杨。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韩愈诗）等。当然，也有不少诗人的视角是不同一般的，他们往往不直接状写所咏之物，而是藉此言彼，通过咏物，表达特定的思想，寓于独特的寄托，苏轼和王令咏琴，正是这样。

苏轼的诗前有小序，序云：“武昌主簿吴君亮采，携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说，与高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予。予不识沈君，而读其书如见其人，如闻十二琴之声。予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后和。元丰五年六月。”这段小序，看上去与诗的内容关系不大，但细细读之，有些内容则是理解全诗之旨的钥匙，像“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后和”这句，正是全诗发表议论的基础，苏轼的《琴诗》，内容和形式都很特殊。关于琴是什么样的，琴声又如何，作者是只字未提，而是分别以两句诗组成一联，每联先设一个假定的前提，然后再提出疑问，而这种疑问又是以问句的形式进行否定，否定中又暗含了肯定的意思：如果说，悠扬的琴声来自于琴本身，那琴放在琴盒子里，为什么发不出声音，言下之意，光有琴，婉转的琴声是不会自然发出来的；如果说，优美的琴声是来自于弹琴的手指，那人们为什么不从手指上欣赏美妙的音乐，也就是说，再高明的琴师，没有琴，灵巧的手指是奏不出乐章的。细细读来，两联诗上下也有关联，上联肯定了琴声不只因有了琴才有，下联又以此为前提，肯定了琴声也不只是靠纤细灵便的手指发出。诗意很明显，琴和手指，即序中所说的琴和十二琴之说，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缺了其一，都无“天籁之音”。看来，苏轼的这首诗既不写景，又不抒情，也非咏物，而是借琴阐发一种哲理，这哲理就是：琴、手指是弹奏出动听音乐的客、主观条件，两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联系开去，世上万事万物，无不靠对立统一而成名成就：有千里马而不遇伯乐，千里马难以脱颖而出，有贤才而无圣主，贤才同样要夭折……读苏东坡的《琴诗》，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在内容上，该诗借物言理，言近意远；在形式上，该诗采用只问不答、只驳不辩、答辩自在其中的手法，给人新鲜之味。诗到宋代，大有变革之味，苏轼正是力主“变革”的开拓型人物。《琴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创新，无疑是宋代诗坛的一股春风。

王令是北宋一位有远大抱负和卓越才华的优秀诗人，尽管他的人生旅途只走过了27年，却为我们留下了480多首有价值的诗作。这些作品，有再现社会现实的，有发抒自己心意的，也有借物咏怀的。《琴二首》是他的代表作，与苏轼《琴诗》比，虽内容和形式上不求创新，但借琴抒怀表意，也很耐人寻味。第一首诗中，“古风”是指古诗，特指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古歌谣。“南风”即《南风歌》，相传舜曾弹五弦琴唱此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孔子家语》） 。这首诗讲了这样的意思：古代有好些反映老百姓痛苦和心声的诗，由于历来不受重视而四处散失，所剩无几，想找也找不到了，但我却时时记起传说中的明君舜弹着弦琴所唱的《南风歌》。听说那五弦琴，琴还在，弦未断，可是想借琴却无处可借，想弹琴而无琴可弹。诗人咏的不是一只眼前的实实在在的琴，而是一把传说中的琴，这琴只专门弹奏反映百姓生活的曲子，只可惜这琴要找却找不着。显然，诗人咏琴是表，事实上是要袒露心迹，希望出现像舜那样关心百姓生活的圣明之君，隐隐中，表达了对当今现实和统治者的委婉曲折的讽刺。第二首诗中，“区区”是喜悦自得的样子，“操缦”是拨弄琴弦，即弹琴，“愠”是怨恨、忧怨的意思。这首诗的意思是：弹琴不只是为了个人的悠闲自得，而是希望能够弹出同情民生疾苦的调子。老百姓有怨恨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呢？即使学会了《南风歌》也不敢弹，弄不好就会触怒了当权者。这首诗同样没有就琴谈琴，而是表达了弹琴者的心理活动。透过这种要弹又不敢弹的心曲，我们不难看到诗人的写作意图：追逐古风是说明现在不如古代，百姓疾苦无人关心；不敢弹南风是因为现在黑暗，统治者置生灵于不顾，又不允许别人有所指责。由此可见，诗人是把矛头直指当权者，抨击其不顾百姓的倒行逆施。回头综观王令的《琴二首》，诗人名是咏琴，实为讽刺现实，表达的是现实意义极强的主题。

苏轼、王令，都是宋代诗人，他们的这三首咏琴诗，也就自然打上了宋诗的烙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议论入诗。古诗一般讲究写景抒情，注重意境的创造，这自然是不错的。但老这样写诗，或者所有的诗都千篇一律，这就多少显得有点单调，有点呆板。宋代诗坛，注重议论入诗，借诗阐发一些哲理，这当然是一种尝试，给诗坛带来一丝春风。苏轼、王令的咏琴诗，这种现象就非常明显，折射出了宋代的诗风。难怪清代纪昀在评价苏轼《琴诗》时这样说：“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纪晓岚是不理解，其实诗可常态，也可变态，他的责怪，其实是没多少道理的。二是比较注重针砭现实。苏轼的《琴诗》自然有其针对性，诗所阐发的哲理也是对人生、对时事的一种哲学思考，王令的《琴二首》则直接抨击现实，将诗的题旨与时代的脉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作”的创作思想。三是语言力避艰深晦涩，而求明白晓畅。这三首诗明白如话，读上去意思非常明了。但语言浅显不等于没有诗味。两位诗人的作品虽不是鸿篇巨作，但内含却非常丰富，苏诗所刻意表现的理趣，王诗所体现出的曲讽，都耐人观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