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之心曲 救国之名篇——谈许穆夫人《载驰》
作者：王美春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经·鄘风·载驰》，据《左传·鲁闵公二年》云，为许穆夫人所作。许穆夫人，卫宣姜之女，嫁于许，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冬，卫国为狄人所灭，女诗人之姐夫宋桓公迎接卫国的遗民渡河，迁于漕邑，立女诗人之兄戴公。不久，戴公卒，其弟文公即位。女诗人获悉故国覆亡的消息，于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春夏之交，驱驰奔往漕邑慰问卫文公，并作了《载驰》这首诗。朱熹《诗集传》说全诗共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实则为5章，共28句。
对此诗作于何时的问题，古今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作于周惠王十八年，即卫文公元年。对此诗作于何地，学者们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作于许国；别一种则认为作于漕，即卫国。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诗当作于许国，其原因是许穆夫人不得背“义”，即不得违背凡是国君夫人已丧考妣，只有奔丧方可回娘家的古代礼法。朱熹认为诗是许穆夫人动身往漕，途中遇许国大夫的劝阻，被迫返许而作①，说法与《毛诗序》相似，也突出了“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与今之一些学者则认为此诗当为许穆夫人到达漕邑后所作。
我们也认为此诗当作于漕邑，因为这不仅符合许穆夫人一贯的爱国思想，而且也与她出于爱国，敢于冲破“义”的束缚，归唁卫侯的行为相吻合。这样说，是否在任意拔高古人呢？结论是否定的。许穆夫人从小就具有爱国思想，这从刘向《列女传·仁智篇》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孟子也曾高度评价许穆夫人，认为她背“义”返卫，就是从爱国思想出发的，“其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扶其变权，乃得谓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②。正因为许穆夫人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所以她在爱国与守“义”发生矛盾时，才有可能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并在诗中反映出来。下面，我们就来看这首诗。
诗，用第一人称写。第一章前4句，叙述诗人扬鞭催马，从遥远的许国奔回到了漕邑慰问卫文公。其中的“载驰载驱”，旨在突出诗人的归心似箭；“悠悠”，则力陈其归途之远，写伤国忧国之情，用语精当。从中，可见诗人的爱国之心。后两句，写许国大夫也跋山涉水来到漕邑，“我”已知其来意是要以“义”来劝说“我”回许国，因此心里又增添了忧愁。这样写，有引起下文的作用。
许国大夫前来劝说，“我”有无听从呢？诗的第二章作了否定的回答。这8句采用对话的形式，将“大夫”与“我”双方加以对比。一方是“大夫”不赞同“我”的做法，以“义”劝“我”返回许国；另一方则是“我”毅然决定不随即返回到许国去，认为自己考虑的不是迂远、行不通的。运用对比之法，可使两种相反的事物或情理彼此的特点更为明显突出。譬如，有人认为也是许穆夫人所作的《卫风·竹竿》一诗，用“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这一对比，便突出了路程之远与抒发主人公思情之强烈。这里，诗人也正是通过“我”与“大夫”的对比，直抒胸臆，反复吟咏，吐露出爱国的赤诚之心：“不能旋反”，“不能旋济”，表示对前来劝说的许国大夫的强烈不满的：“视尔不臧”。
诗的第三章承接前一章，采用了兴的艺术手法，即朱熹所说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③。诗人先以登阿丘采虻起兴，然后，主要讲女子虽然极易多愁善感，但所考虑的大都是合乎情理的，这也就表明自己忧国之深是有道理的，尽管它不为幼稚而狂妄的许国大夫所理解，从而，进一步表示了诗人对“大夫”的愤懑情绪。
诗人是这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她不仅拒绝了许国大夫的劝说，不愿即刻离开父母之邦返回许国，而且准备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它。这在诗的第四章里集中地反映了出来：“我行其野，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诗人要到与其祖国亲近的强有力的大国那里去游说求援，依靠大国的力量来拯救祖国。这是全诗的核心所在，也是许穆夫人的救国之法。
诗的最后一章，以“百尔所思”反衬对比诗人主张，再次强调其爱国之心、救国之法的合理性，增强了诗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载驰》这首诗直抒胸臆，采用对比之法，于反复吟咏之中，强烈地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的一腔热情与拯救祖国的强烈愿望，也表示了对跋涉而来劝说诗人返许的“大夫”的愤懑之情。可以说，“我”驰驱至漕慰问失国的“卫侯”是贯穿全诗的抒情线索，它有条不紊地串连起“我”与“大夫”的言行，使得诗人的思想感情，从爱国至救国，层层推进，越旋越深，从而，以其真挚强烈的感情打动人心。
《载驰》具有爱国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许穆夫人的爱国与救国呢？
我们认为，爱国不是虚幻的概念，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语言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就要让祖国富强、腾飞，尤其是当祖国处于危难之际，更要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行动，乃至生命去拯救它。许穆夫人在其故国为狄人所灭后，为之悲，为之忧，更敢于冲破“义”之束缚奔往故国，并拿出了救国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诗人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因而，其爱国之情是真挚强烈的。诗人在诗中所提出的“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救国方法，在当时对卫国最终得到齐桓公的援助收复失地、救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此法完全建立在依靠外援的基础上，这与以自己力量为主，并利用外援的方法相比，则不够妥善，但我们也不必如此苛求古人。
总之，许穆夫人的《载驰》不失为爱国之心曲，救国之名篇，即便在今天，也不无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作用。
注释：
①《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②《韩诗外传》引。
③《诗集传》卷一。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经·鄘风·载驰》，据《左传·鲁闵公二年》云，为许穆夫人所作。许穆夫人，卫宣姜之女，嫁于许，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冬，卫国为狄人所灭，女诗人之姐夫宋桓公迎接卫国的遗民渡河，迁于漕邑，立女诗人之兄戴公。不久，戴公卒，其弟文公即位。女诗人获悉故国覆亡的消息，于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春夏之交，驱驰奔往漕邑慰问卫文公，并作了《载驰》这首诗。朱熹《诗集传》说全诗共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实则为5章，共28句。
对此诗作于何时的问题，古今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作于周惠王十八年，即卫文公元年。对此诗作于何地，学者们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作于许国；别一种则认为作于漕，即卫国。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诗当作于许国，其原因是许穆夫人不得背“义”，即不得违背凡是国君夫人已丧考妣，只有奔丧方可回娘家的古代礼法。朱熹认为诗是许穆夫人动身往漕，途中遇许国大夫的劝阻，被迫返许而作①，说法与《毛诗序》相似，也突出了“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与今之一些学者则认为此诗当为许穆夫人到达漕邑后所作。
我们也认为此诗当作于漕邑，因为这不仅符合许穆夫人一贯的爱国思想，而且也与她出于爱国，敢于冲破“义”的束缚，归唁卫侯的行为相吻合。这样说，是否在任意拔高古人呢？结论是否定的。许穆夫人从小就具有爱国思想，这从刘向《列女传·仁智篇》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孟子也曾高度评价许穆夫人，认为她背“义”返卫，就是从爱国思想出发的，“其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扶其变权，乃得谓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②。正因为许穆夫人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所以她在爱国与守“义”发生矛盾时，才有可能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并在诗中反映出来。下面，我们就来看这首诗。
诗，用第一人称写。第一章前4句，叙述诗人扬鞭催马，从遥远的许国奔回到了漕邑慰问卫文公。其中的“载驰载驱”，旨在突出诗人的归心似箭；“悠悠”，则力陈其归途之远，写伤国忧国之情，用语精当。从中，可见诗人的爱国之心。后两句，写许国大夫也跋山涉水来到漕邑，“我”已知其来意是要以“义”来劝说“我”回许国，因此心里又增添了忧愁。这样写，有引起下文的作用。
许国大夫前来劝说，“我”有无听从呢？诗的第二章作了否定的回答。这8句采用对话的形式，将“大夫”与“我”双方加以对比。一方是“大夫”不赞同“我”的做法，以“义”劝“我”返回许国；另一方则是“我”毅然决定不随即返回到许国去，认为自己考虑的不是迂远、行不通的。运用对比之法，可使两种相反的事物或情理彼此的特点更为明显突出。譬如，有人认为也是许穆夫人所作的《卫风·竹竿》一诗，用“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这一对比，便突出了路程之远与抒发主人公思情之强烈。这里，诗人也正是通过“我”与“大夫”的对比，直抒胸臆，反复吟咏，吐露出爱国的赤诚之心：“不能旋反”，“不能旋济”，表示对前来劝说的许国大夫的强烈不满的：“视尔不臧”。
诗的第三章承接前一章，采用了兴的艺术手法，即朱熹所说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③。诗人先以登阿丘采虻起兴，然后，主要讲女子虽然极易多愁善感，但所考虑的大都是合乎情理的，这也就表明自己忧国之深是有道理的，尽管它不为幼稚而狂妄的许国大夫所理解，从而，进一步表示了诗人对“大夫”的愤懑情绪。
诗人是这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她不仅拒绝了许国大夫的劝说，不愿即刻离开父母之邦返回许国，而且准备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它。这在诗的第四章里集中地反映了出来：“我行其野，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诗人要到与其祖国亲近的强有力的大国那里去游说求援，依靠大国的力量来拯救祖国。这是全诗的核心所在，也是许穆夫人的救国之法。
诗的最后一章，以“百尔所思”反衬对比诗人主张，再次强调其爱国之心、救国之法的合理性，增强了诗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载驰》这首诗直抒胸臆，采用对比之法，于反复吟咏之中，强烈地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的一腔热情与拯救祖国的强烈愿望，也表示了对跋涉而来劝说诗人返许的“大夫”的愤懑之情。可以说，“我”驰驱至漕慰问失国的“卫侯”是贯穿全诗的抒情线索，它有条不紊地串连起“我”与“大夫”的言行，使得诗人的思想感情，从爱国至救国，层层推进，越旋越深，从而，以其真挚强烈的感情打动人心。
《载驰》具有爱国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许穆夫人的爱国与救国呢？
我们认为，爱国不是虚幻的概念，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语言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就要让祖国富强、腾飞，尤其是当祖国处于危难之际，更要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行动，乃至生命去拯救它。许穆夫人在其故国为狄人所灭后，为之悲，为之忧，更敢于冲破“义”之束缚奔往故国，并拿出了救国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诗人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因而，其爱国之情是真挚强烈的。诗人在诗中所提出的“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救国方法，在当时对卫国最终得到齐桓公的援助收复失地、救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此法完全建立在依靠外援的基础上，这与以自己力量为主，并利用外援的方法相比，则不够妥善，但我们也不必如此苛求古人。
总之，许穆夫人的《载驰》不失为爱国之心曲，救国之名篇，即便在今天，也不无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作用。
注释：
①《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②《韩诗外传》引。
③《诗集传》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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