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汝昌
曹雪芹，是个不太容易研究的课题，一讲到他，种种情由，从生卒，到名号，几乎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成为一个问题，都要跟着许多累累赘赘的考证和争论。这事，思之亦颇令人解颐。

曹雪芹的爷爷是曹寅，这点例外地没有问题——但雪芹到底是曹寅的血统嫡孙还是过继子孙，就还待最后考定。曹寅有爱弟子猷，号筠石，能诗善画，而寿不永，曹寅极为悼惜。这个人，所以需要注意，是因为他有可能就是曹雪芹血统上的亲祖父；可是过去被人误认为就是曹寅的另一位堂弟曹宜，完全弄乱了。因此，我曾说，曹子猷和曹宜生卒官职既然都不同，绝不可能是一个人，那么曹子猷应该名叫“曹宣”，名和字盖因《诗经·大雅·桑柔》篇“秉心宣猷”之语关合以取者；“宣”、“宜”形近，以致淆混，误为一人；而曹左兆右页实系曹宣之子，过继于曹寅系下的。

当时，这只是为了澄清曹子猷绝不会就是曹宜这一问题。因此之故，如朱南铣同志所云：“在《红楼梦新证》中特设了《迷失了的曹宣》专章。”

不想，后来发现内务府“口奏绿头牌白本档案”满文新资料，据前几年有关部门请人翻译的结果，曹左兆右页原来是“曹荃”的第四子。有人为此已经作出文章。

今年，朱南铣同志在他的《关于脂砚斋的真姓名》一文里，又把这个问题重为拈出，并认为，曹子猷就是这个曹荃，根本无所谓曹宣其人，“从比附名与字而论断子猷应当名叫‘曹宣’，不是曹荃，未免是多馀的事(笔者按：我那时既不可能预知将来有白本档之发现，自然想不到‘曹荃’身上，也根本未曾提到是不是曹荃的问题)”，因此，批评我的考证方法是“不足为训的”，而且，还带累了别人，对此，实滋惭愧。
曹荃的官职，除《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明是“原任司库”而外，顷蒙档案馆的同志见告，在另一种满文《奏销档》中，尚有康熙四十年的曹荃奏折一件，也说明他的身份是司库。这事已无疑义。曹宣，则早在康熙三十年已做侍卫；他三十六年又曾奉使到过真州，他哥哥曹寅追忆描写他那时是“忆汝持节来，锦衣貌殊众”。皇帝派往江南的特使，恐怕不会在内务府司库中去考虑人选；“锦衣”“持节”的曹子猷，这时的官阶是什么，虽无文献可征，但绝不会是在他六年以前所任的“侍卫”以下。那么，难道他可能到四十年以至四十四年(曹宣卒于此年，考见拙著《红楼梦新证》第六章)就降职为司库小吏了?从康熙一朝曹寅全家极得亲信维护的事实来看，独独侍卫曹宣不但不像他哥哥升官、升到三品通政使司通政使，位跻“九卿”之列，种种荣宠，反而降为七品小司库，一直到死。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

由于朱南铣同志又引用了那件白本档，我也设法把解放后请人翻译的全文借看了一下，发现原引康熙的谕旨有这样的话：

曹颙自幼朕看其长成，此子甚可惜，……朕甚期望。其祖其父亦曾诚勤。今其业设迁移(此句疑有脱误，我所引录的只系转钞本，容将来更核)，则立致分毁，现李煦在此，著内务府大臣等询问李煦，以曹荃之子内必须能养曹颐之母如生母者才好，原伊兄弟亦不和(按此指曹颐、曹颐一辈——引者)，若遣不和者为子，反愈恶劣。尔等宜详细查选。钦此。

因此，李煦即回奏：“曹荃第四子曹左兆右页佳，可为曹寅之妻养子。”奉旨：“好。钦此。”又向曹颐的家人名叫罗汉者询问调查，亦称“曹荃之子曹频忠厚，是母慈子孝……”：由此遂定过继曹频。这事乃明明白白与“曹宣”无关了。但正是在这里似仍有问题。

据曹寅自己说：“予仲多遗息，成材在四三。”可见他二弟子猷死后自有好几个孤儿遗下。况他们曾为曹寅所怜爱抚养，随在江宁织造任所长大，并有曹寅特别喜爱的第三、第四两个侄儿在。那么，我们试想：曹颙一死，康熙要为曹寅之妻选立继子，自然首先应叫李煦等人在曹子猷系下嫡亲侄儿群中挑选，——怎么皇帝却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初九日、曹颐刚死之后，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张囗就硬行指定要“以曹荃之子内……”呢?

如果说，曹宣诸子中因皆无合宜的，这才挑到堂兄弟曹荃名下，那，也应当有这么一番周折经过，起码要见于他们君臣之口中，连带叙及，就连康熙也应当说出“既曹寅之亲弟曹X(假定不是“宣”字)之子内并无能养曹寅之母如生母者，著另在伊堂兄弟如曹荃之子内，详细查选，钦此”一类的话才是。——现在居然全非如此，这岂不是极为可疑的一桩怪事吗?

白本档既然是由口奏绿头牌奏事整理缮录而成的存档，已非最原始性质的资料了，再由于满文记录人名汉音，辗转之间，完全可能致成讹误。曹荃曹宣，音又相近，容有互混，亦未可知。再则，由曹寅的“成材在四三”，到众人的一致推举“第四子”，这里似也不无蛛丝马迹可寻。——例如朱南铣同志就也认为：“第四子是曹左兆右页，即《楝亭诗别集》卷四《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此书忍恸，兼示四侄，……》中的‘四侄’(按亦即“成材在四三”的四侄)。”不是就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吗?

以上所引的“荃”字，都只是据满文档案译音而来。有一个可能：曾为亲近侍卫的曹宣这个名子，康熙不会说错，而后来整理口奏档案的人员却否清楚曾有一位早已前卒的曹宣，只知道当时有个曹荃尚在，于是以为原始记录上的“宣”音有误，遂以意改为“荃”音了。我想，这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以上一些想法，提出来，不过和朱南铣同志研讨而已。目的是，希望我们既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又可以大家共同切实解决些问题。

【附记】

这种文字，由于后出可靠史料已经证实我早年推考曹寅之胞弟应名曹宣之说是正确的，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本来是不打算收入集子里的了。也有同志认为应当编入，因为这在考证史上带有“戏剧性”和“掌故性”，是很特别的一种例子，存之可以发人深省。他的意思是说“曹宣说”出后，很遭一些人反对，攻驳不已；他们的病痛总是把复杂的历史事物(过程，曲折  变化，现象根由……)一概简单化对待(用最初级的“形式逻辑”和“启蒙算  学”的加减算式去做“考证”)，并且最勇于嘲笑别人“错了”。存此一例，可以让人想到很多问题。我想，这也有道理。我在这篇文字中当然不能预  知“荃”就是“宣”的后改名字(为避“玄”字音的“嫌讳”)，所以说理推断，不免有曲而不切之失。但在当时，这却是思路所能及的继续探讨，而重要点在于我在论敌面前，不附和那种“简单化”的所谓考证和争鸣法，仍然坚持  认为，历史事实不会是那么简单的；连自圆其说也是远远不够的某些红学“论证”，至今犹时常出现并且有一个“规律”：它们总是以一种骂倒别人，“唯我才最正确”的姿态而显示自己的，他们的勇于自信(自是)，病源之一来自不对头的思想方法加上坏习气。最近几年中，单篇的长短文章，专书式的什么“论”，都颇有这种典型“佳”例。我希望这些著者稍减心浮气躁，用点工夫培养自己的学力识力，在历史事物是异常复杂的这一事实上多作一番深思。

【原载】 1962年8月2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