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际恒（1647年－1715年），字立方，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仁和。“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日《九经通论》（《杭州府志》，见闵尔昌《清碑传集补》卷三十九。）《诗经通论》即是其中之一。在《诗经通论》中姚际恒以文学的眼光寻绎文义，涵泳篇章；以大胆的疑古态度辨别前说，自由立论；其书体例也不乏创新之处。在清代《诗经》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新见卓识给后世论《诗》者以诸多启示，对崔述、方玉润等学者影响尤大。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论述其价值与不足：

一、以文学的眼光涵泳《诗》篇：

汉代儒家定于一尊，《诗经》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被奉为经典。自《诗序》以来，历代论《诗》者大都囿于此种预设，过份关注其中所谓的“微言大义”与“美刺教化”，强调《诗经》的道德价值和教化作用，对《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愉悦功能论述较少。姚际恒极力反对这种偏颇的解读方式，提出了自己迥异于前人的解《诗》方法，即在《诗经通论·自序》中提出的“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对于“其不可详者，宁为未定之辞，务为阙遗之训，俾原诗之真面目悉存”。在此种新解诗方法中，姚氏尤其主张立足诗篇以文学的眼光分析诗章、解析词句、详述诗境，将蕴涵于《诗经》中的文学价值发掘出来，给人以美的享受，诗的愉悦。正如清人王宝珊《序》云：“伏而诵之，如历异境，如获其珍。”

姚际恒剖析《诗经》的文学价值，首先关注《诗经》的谴词用语，用圈评的方法阐释了其用语之妙。他在《诗经通论·诗经论旨》中说：“《诗》何以必加圈评，得无类月峰、竞陵之见乎?曰：非也。予以明《诗》之旨也。知其辞之妙而其义可知，知其义之妙而其旨亦可知。《诗》之为用，与天地而无穷，三百篇固始祖也。苟能别出心眼，无妨标举，忍使千古佳文遂尔埋没乎。爰是叹赏感激，不能自己，加以圈评，抑亦好学深思之一助尔。”姚际恒认为圈评的批评方法能够明确的揭示出《诗经》的用辞之妙、意义之妙，并进而探求得词句之后的诗旨。如《小雅·蓼莪》篇第四章“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下，姚氏评曰：“实言所以劬劳、劳瘁。勾人眼泪，全在此无数‘我’字，何必王褒。”都是运用圈评之法，抓住其中关键字句作精妙的品评，从而揭示了《诗经》的文学意蕴，并巧妙地道出了诗旨。姚氏圈评多是鉴赏性的文字，颇多优美隽永的词句。如于《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评曰：“无寒字，觉寒气逼人。”于《硕人》篇“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全章之下，评曰：“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

其次，姚际恒注重《诗经》的章法结构，探讨其中所体现的层次美感以及对诗旨的层递、穿插等作用。如《周南·关雎》第三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姚氏对此章在全篇中的妙用有精当的阐述，其言曰：“今夹此四句于‘寤寐求之’之下，‘友之’，‘乐之’二章之上，承上递下，通篇精神全在此处。盖必着此四句，方使下‘友’‘乐’二义快足满意。若无此，则上之云‘求’，下之云‘友’、‘乐’，气势弱而不振矣。此古人章法争扼要法，其调亦迫促，与前后平缓之音别。故此当自为一章，若缀于‘寤寐求之’之下共为一章，未免拖沓矣。”。

再次，姚氏非常关注《诗经》的意境美，着力分析了其情景交融的文学美感。如《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姚氏评之云：“‘岁’，‘月’，一定字样，四时而独言秋，秋风萧瑟，最易怀人，亦见诗人之善言也。”通过他的评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幅秋风萧瑟的暮秋景色，也能真切地体会到诗人悲秋怀人的思想感情。姚氏通过对此诗意境的重现，巧妙地传达了诗旨，并给人以感官的刺激和情感的体悟。又如《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羊牛下来”下，姚氏曰：“日落怀人，真情实况”。寥寥八个字，已将此诗意境展现无遗。其文辞之精炼，识见之高远，绝非一般寻章摘句的腐儒所能道。

最后，姚际恒把《诗经》放在整个中国文学流程中考察其价值，指出了《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肯定了《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开创之功。在《诗经通论·自序》中明确指出：“惟诗也旁流而为骚，为赋，直接之者汉、魏、六朝，为四言、五言、七言，唐为律，以致复旁流为幺麽之词、曲，虽同之异派，无非本诸大海，其中于人心，流为风俗，于天地而无穷，未有若斯之甚也。”他总的论说了《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导源性影响，认为后世的韵语文学样式，如骚、赋、四五七言诗、律诗、词曲等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直接性的源头。在《诗经通论》中，姚际恒又具体分析了特定诗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如评《郑风·大叔于田》曰：“描写工艳，铺张，亦复淋漓尽致，便为《长杨》、《羽猎》之祖。”点出了此诗铺采文辞的艺术手法开后代赋体之先。再如《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姚氏评曰：“感时惜物诗肇端于此”，将感时惜物诗的源头追寻至《诗经》。又如《周南·桃夭》篇末评语，“桃花最艳，故以此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

姚际恒从上述四个角度阐释了《诗经》的文学价值，清代汉学盛行，解《诗》者大都强调文字训诂而轻视诗旨探求和文学涵泳，正如钱穆所说：“清儒自负在释经，然皆腐心故纸堆中，与性灵无涉，故与《诗》尤为逊。”在此种学术背景下，姚氏的《诗经通论》更显得弥足珍贵。顾颉刚对此有公允的评价，他说：“其以文学说经，置经文于平易近人之境，尤为直探诗人之深情，开创批评之新径。”并进一步指出了此一批评方法给方玉润以直接性的启示，“云南方玉润得之，喜其立说之新，扩而为《诗经原始》。”

二、用疑古的态度寻绎《诗》旨：

姚际恒在《诗经通论·自序》说：“诸经之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欲通《诗》教，无论词意宜详，而正旨篇题尤为切要。”他认为，要通晓《诗经》的教化作用，必须首先明确《诗经》的主旨，这是了解《诗经》的基础和根本。同时，他又进一步考察了《诗经》学史的发展演进，以及其精炼概括的语言指出了汉、宋、明三代《诗经》研究的缺陷，即“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这种判断虽然有其片面之处（见下文论述），但是姚氏却认为此三代释《诗》者都不同程度地误解甚至歪曲了《诗》旨。因此，欲求《诗经》本旨，必先以疑古的态度肃清前人说《诗》之谬论。那么，在《诗经》学史上影响巨大的《诗序》和《诗集传》自然就成了姚际恒首先批判的对象了。

姚际恒批判《诗序》首先指出它的作者是汉代的谢曼卿和卫宏，与孔子和子夏无涉。“《诗序》者，《后汉书》云，‘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是东汉卫宏作也。”（《诗经通论·诗经论旨》）并进而论述了《诗序》偏离了《诗经》本旨，对《诗经》的解说有很多弊端。“自东汉卫宏始出《诗序》，首惟一语，本之师传，大抵以简略示古，以混沦见赅，虽不无一二宛合，而固滞、骖结、宽泛、填凑，诸弊丛集。其下宏所自撰，尤为踳驳皆不待识者而知其非古矣。”（《诗经通论·自序》）他在《诗经通论·诗经论旨》中明确指出《诗序》解释《诗经》最为庸谬的两篇是《大雅·抑》和《周颂·潜》，并以详实考证论述了其致谬的原因。“《诗序》庸谬者多，而其谬之大及显露弊窦者，无过《大雅·抑》诗、《周颂·潜》诗两篇，（详本文下）。《抑》诗前后诸诗，皆为刺厉王，又以《国语》有武公《懿戒》以自儆之说，故不敢置舍，于是两存之曰‘刺厉王’，又曰‘亦以自警’，其首鼠两端，周章无主，可见矣。《潜》诗则全袭《月令》，故知为汉人。夫即为汉人，则其言《三百篇》时事定无可信矣。观此两篇，犹必尊信其说，可乎!”姚际恒认为谢曼卿和卫宏参照《诗经》的编排次序，断定《诗经》本义，并杂以先秦史书与儒家经书牵强附会的解释《诗经》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并且必然导致首鼠两端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其次，姚际恒极力反对《诗序》提出的《诗》有正变说。《诗序》曰：“王道衰，礼乐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明确提出了《诗》有正变，此说对后世学者影响极大。姚际恒却认为《诗》无正变，他据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认为“变则必邪，今皆无邪，何变之有!且日‘可以群，可以怨’，未尝言变也。”他还据季札观诗，也未尝言变。姚氏认为风雅有正变者，是自后人之说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也并未言及诗有正变，可以证明诗本无正变。姚际恒是清代学者未曾见到新出土的《孔子诗论》，可见他否定诗有正变是很有学术眼光的，他对风雅正变的怀疑是经得起时间得考验的。

不仅如此，姚际恒还反对《诗序》的美刺说。大凡说《诗》，《诗序》好用美刺，姚氏反对把《诗》当作政治道德的讽谏之书。他在《诗经通论·自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义不至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如《齐风·著》，《诗序》谓：“刺时不亲迎。”姚氏认为：“按此本言亲迎，必欲反之为刺，何居?”再如《邶风·凯风》，《小序》谓：“美孝子”，姚氏认为是“此孝子自作，岂他人作乎。”打破了《诗序》美刺说诗的局限，更进一步地贴近了《诗经》本义。

姚际恒对朱熹《诗集传》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反对朱熹以道学家之理来解诗。姚氏以为解《诗》应当立足于《诗》本体，不可用所谓的理学来强为之作解，以免丧失《诗经》本义。因此他批评宋人《诗经》学日：“说诗人理障，宋人之大病也。”这是他优于宋人的地方。如《郑风·遵大路》，《集传》谓：“淫妇为人所弃”。姚氏评道：“夫夫既弃之，何为犹送至大路，使妇执其祛与手乎?又曰‘宋玉赋有遵大路揽子祛之句，亦男女相悦之辞’。然则相悦，又非弃妇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诗集传》的不通和矛盾之处，使得此诗本旨更加清晰。

其次，姚氏还深恶痛绝朱熹的“淫诗说”，在“淫诗”这一问题上，姚际恒远不如朱熹，反映了姚氏极端尊经的不足。见下文论述。

姚际恒作为辨伪学家，敢于怀疑前人，自由立论。但是他的疑古并非盲目地排斥前人，否定前人。他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吸收前人研究《诗经》的正确成果，同时他的疑古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疑古，他重视证据，不强不知以为知。对于一些《诗》，他大胆提出了质疑之处，但是又没有根据支持自己的怀疑，他便以“此诗未详”来注明，在追寻《诗》本旨时，显示了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

三、《诗经通论》体例的特点与优点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一书的编撰，其体例在继承前人著书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首先，在《自序》中明确表述了写作主旨，开篇即日：“诸经中《诗》之为教独大，而释《诗》者较诸经为独难。”下文就对此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并对《诗序》、《郑笺》和《诗集传》的不足作了总的概括。

2、卷前分《诗经论旨》和《诗韵谱》两部分。《诗经论旨》对比兴作了明确的解释。同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疑古态度，对《诗序》、《诗集传》、《毛传》、苏辙《诗集传》，直至明代周忠允的《诗传阐》都有简明的品评，可以看作是一部简略的“诗经学批评小史”。《诗韵谱》分诗韵为本韵、通韵和叶韵三部分，表明了他的《诗》韵立场。

3、《诗经通论》卷一至卷十八对《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有精当地辩证。首先，录取原诗，标明韵或无韵。然后指出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同时在原诗上加“评”，而后对诗作总体的分析。对前人的观点多加否定，通过详实的考证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能解者就标明“此诗未详”。在总评中有对词语意义的考证、训诂，也有对其章法的艺术评价。对《诗经》文学价值的肯定与发掘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姚际恒所采用的圈评法对后人也有很大启示。

四、《诗经通论》的不足和弱点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清代《诗经》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此书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弱点。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序》就批评姚氏“剖析未精，立论未允，识微力浅，义少辨多”，认为《诗经通论》“亦不足以针盲而起废。”《诗经通论》的弱点和不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姚际恒还不能摆脱对《诗经》的过度尊奉。过份尊崇孔子，把孔子论述《诗经》时说过的“思无邪”奉为经典，为了维护《诗经》的纯洁性，以致歪曲了《诗经》中的一部分恋情诗。如《卫风·木瓜》及《郑风》中的《子衿》、《狡童》、《溱洧》等诗，朱熹《诗集传》早认定为是情诗恋歌，但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的需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不得不将其称作“淫诗”。姚际恒却对此大做文章，倡言“《集传》纰谬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及于他国。是使《诗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诗经通论·自序》）正如日本学者村山吉广所说：“确实地，这种真挚的圣经观，可以说是在《诗经通论》中决定他的立场最根本的要素。……同时，他不允许《诗经》中一切淫诗的存在的心情也根源于此。”由于这种极端的尊经态度作祟，他便有意识地改变了这些恋情诗的诗旨。把一些天真淳朴的恋歌说成是朋友间相互赠答的诗，或刺淫之诗，或直接以“不可考”而塞责。
《卫风·木瓜》——朋友相赠答

《郑风·子衿》——此疑亦思友之诗

《郑风·溱洧》——此刺淫之诗

《秦风·蒹葭》——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

《郑风·狡童》——有深于忧时之意

《陈风·东门之杨》——此诗未详

第二，姚际恒对前人的《诗经》研究成果的评价过于轻率，分析不够全面，有时过于绝对，失之公允。如“吕伯公《诗纪》“纂辑旧说，最为平庸。”“朱郁仪《诗故》，亦平浅，间有一二可采。”（均见《诗经通论·诗经论旨》）对汉、宋、明三代的《诗经》研究成果的批评就更加草率了，将其简单的概括为”“汉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在于妄”，“明人说《诗》之失在于凿。”（《诗经通论·自序》），仅仅看到了三代《诗经》研究的部分不足便作这样的断语，是十分片面和武断的。

此外，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训诂名物”方面成就不是特别突出，于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相比，就可以看出其不足。

结语：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是清代《诗经》学流派中独立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对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对我们今天的《诗经》研究也有很多借鉴意义。但姚氏的《诗经》研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足和弱点。因而姚际恒在清代的《诗经》研究方面，虽能独树一帜，却始终没能处于核心的地位。

付星星（1984年—）女，贵州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