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其煌
杨宪益、戴乃迭两同志翻译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最近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国文学出版界的一件喜事。由此，我们联想到了《红楼梦》在国外出版的各种西文译本。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和看见的版本(只选择几回或几节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而没有出单行本的，均略去不计)，可以得到下面这样一些统计数字：英译本七种，德译本六种，法译本二种，俄译本一种，意译本一种，荷译本一种，匈译本三种和罗译本一种，共二十二种。在这二十二种《红楼梦》西文译本中，最重要的，我们认为是乔利英译本(1892年出版)、王际真英译本(1929)、巴纳楚克俄译本(1958)、霍克思英译本(1973)和库恩德译本(1974)等五个本子。其余则绝大多数是库恩本的转译(法文全译本应该说也是重要的，但可惜我们没有见过)。

这些译本，从乔利的第一个英文节译本起，到库恩1974年的德文节译本止，横跨了两个世纪，绵连了八十多年。每个译本，都有序或跋。这些序跋，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的痕迹，部分地反映了各国人民当时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评价。因此，我们以为，初步考察一下上述五个主要译本的序跋，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欧美读者对《红楼梦》认识的演变过程，或许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五四运动以前，也就是在“旧红学派”统治时期，主要的《红楼梦》西文译本，只有乔利那个两卷本。译者既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姓名，也没有对《红楼梦》作出任何评价和说明，只在第一卷上，写了一篇序言。序言很短，不妨摘录于后：

翻译本书的动机，并非想使自己跻身于汉学家之林，而是我在北京求学时曾因堕入《红楼梦》迷宫而感到困惑。译文缺点在所难免，不仅在散文方面，译诗尤其显得拙劣，因为为了保存原作的涵义，不甚注意音律。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拙译如能稍有帮助，我就感到十分满足。

原来这位译者的动机，只是为了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至于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何，译者竟不敢在读者面前为这部伟大的小说赞一词，这实在是小说翻译史上的奇闻。但这却确实反映了光绪年间一般欧美人士对《红楼梦》的理解程度。

“五四”以后，由于所谓“新红学派”的兴起以及他们同“旧红学派”的争论，大大推动了学术界对《红楼梦》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对《红楼梦》的重视。因此，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陆续出现了一些英德法文的《红楼梦》节选译本；而国内对《红楼梦》、曹雪芹以及整个中国小说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也自然在这些译本中有所反映。譬如，在王际真译本的序言和说明中，就包括了如下几个要点：一、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人不把小说当作文学，认为小说是低级的东西。小说大多描述名人、传奇或神话。二、中国小说来源于街头说书，由此衍成小说，大多非一人所作。《红楼梦》虽有许多独创，但仍不免受平话和小说的影响。三、《红楼梦》与过去的小说截然不同，它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且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四、一切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都是自传体小说，但《红楼梦》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五、叙述了曹雪芹的生平，肯定了高鹗续书，因为他保存了前八十回所预示的悲剧性结局。

这些论点，和1891年乔利的序言相比，无疑已前进了一大步。但译序者没有谈到小说的历史背景和曹雪芹的思想意识，只字不提《红楼梦》的伟大社会意义和杰出的艺术成就。说《红楼梦》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则更是深深打上了“新红学派”影响的时代烙印。

纵观序言?说明以及译文的取舍标准，译者的着眼点，似乎全在宝黛的恋爱。《红楼梦》中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情节，如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贾赦受贿、来旺妇仗势成亲等等，书中大多删去不译。译者在1958年的六十回英文节译本中，强调说明书中有关宝黛恋爱已囊括无遗，他引以为憾而删汰的，也并非上述情节，而是小红失帕、龄官画蔷等“优美”故事。这很能说明译者当时对《红楼梦》的认识水平。

全国解放以后，1954年进行了一场有关《红楼梦》的讨论。波涛所及，也把欧美学人进一步卷入了“红学”漩涡。许多英法德意俄匈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俄文全译本。

俄译本有苏联费德林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序，题名《中国小说和红楼梦》。这篇长序，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传统时，与王际真译本的序言相仿，但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又有新的突破。一、认为小说对地主贵族家庭作了严厉的批判，揭露了儒教的专制主义、统治阶级的残酷和道德败坏，以及官场的贿赂盛行等等黑幕，从而使小说远远超出了一般世俗小说的主题，成为与《儒林外史》一样的一部社会小说。二、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曹家历史和雪芹经历。三、评价了小说的艺术成就，认为小说创造了杰出的形象，进行了细腻的心理分析和深刻的个性描写。但序言仍没有对小说的时代背景、作者的思想情况，作应有的分析；对小说艺术性的考察，也过于简略。而最值得争议的，也许是序言作者对曹雪芹世界观的评价。序言认为小说中的色空观念、出世思想和宿命论，就是作者的思想。因而曹雪芹是违反了他的神秘的宗教观点，作为大艺术家，他忠于生活，才在客观上对十八世纪的社会现实作了淋漓的描述。这个看法在当时的苏联并不孤立。例如波兹特涅娃在《论红楼梦》一文中说，“作者的世界观和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的矛盾。”米勒在德译本后记中，则有不同看法(见后)。 他认为雪芹已经接受了当时的先进思想，看清了封建贵族的必然灭亡，他的时代局限，不过是找不到出路。

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欧美各国对《红楼梦》的评价，也在不断加深。最明显的标记，表现在百科全书。七十年代出版的欧美各主要百科全书，都已有了曹雪芹或《红楼梦》的单独条目，这在过去是少见的。而且这些百科全书，多对《红楼梦》作了较高的评价。法国1975年出齐的《通用百科全书》表现得尤其突出，它说：厌世和痴情并不是小说的主导思想；曹雪芹根据自己对千年传统的亲身感受，通过贾家的兴衰，说明剥削人民的封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世界文坛上的一座丰碑”。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库恩1974年德译本重要的后记和霍克思的英文全译本。

霍克思英译本的问世(全书将分五卷出版，现在只有两卷)，终于填补了英文全译本的空白，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不足之处，是这个译本的序言和附录偏重于版本、康雍二帝、雪芹家史和中国习俗的考证，而忽视了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外国人考证《红楼梦》和中国习俗，不管多么勤奋、严谨，由于材料和条件的限制，难免有隔雾看花之恨。但这只是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在英国读者看来，这也许是极其必要的，甚或会取得洋红学迷的击节赏叹。若果如此，则霍克思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超出了所有西文本译者而堪称独步。

如果说霍克思译本见短于序跋，则这恰好是库恩1974年德文节译本的长处。这里抜?埃瓦•米勒一篇重要的后记，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一、到康熙年间，封建经济基础起了变化。东南沿海城市有了资本主义发展。晚明已肇其端的中国启蒙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黄宗羲等人的社会平等、个性自由等观点，日渐盛行。《红楼梦》作者接受了这些观点，并把它们提高成为书中正面人物的座右铭。

二、雪芹落魄的经历和他对社会的观察，使他看出了封建贵族覆灭的必然命运，但历史的局限，又使他找不到出路，主人公最后神秘的出家，表明了他逃避现实的彷徨和苦闷。

三、《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反对封建礼教，自由选择婚姻，本来是平话中的老题材。但雪芹将它作了悲剧性的结尾，借以通过婚姻关系，来说明现存制度中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红楼梦》虽然也有许多人物，但这些人物都与中心人物宝钗黛以及中心事件宝钗黛的恋爱相关联。关键人物的性格，都在发展过程中展开。作者采用了大量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一位作者能够站在全社会联系的高度，再现自己家庭的历史、个人的体验与理想，这也是从前的中国小说所没有的。

四、《红楼梦》善于运用象征和比喻。如贾家的贾字的选择，就是一个巧妙的例子。宝玉是作者根据一定历史人物塑造成的典型。他是社会中的异物，反对普遍认为习惯和适当的东西。无数的象征手法和历史、哲学、文学暗示，说明了作者的文化修养，应用这样的美学方法，无疑是为了逃避严密的书籍检查。

这个后记，从小说的历史背景、作者思想、社会意义直到艺术成就，都作了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在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西文版序跋中，是比较好的一个。1951年这个译本的序言，说书中第一是谈了中国的道；第二是谈了原始鬼神思想。这种看法在当时原不足为奇，但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同一个译本的后记，却发表了如此有份量的意见，说明《红楼梦》研究在国际上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啊!

通过以上粗略考察，我们知道欧美人对《红楼梦》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由基本不知，到有所知之；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里，反映出了我国对《红楼梦》的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跟国际上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着的——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些序跋中得到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各种西文译本序跋是我国研究《红楼梦》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未尝不可。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的年龄快要到二百岁了。《红楼梦》西文译本已经出了不少，其中个别译本也已过了古稀之年。但总的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落后。到目前为止，加上国内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充其量不过有两个英文全译本，一个俄文全译本，一个法文全译本，其余都是节译。这个情况，和《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小说的身份很不相称。看一下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雨果等伟大作家的作品译成外文的情况，更可以发现这方面的差距。怎样才能尽快缩短这方面的差距呢?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开创了中国专家与外国专家合作共同翻译《红楼梦》的先例，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值得提倡的好办法。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同样办法，组织学有专长的同志同外国专家相结合，把我国最优秀的小说，译成世界各种主要文字，好让各国人民也有机会享受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凡饮水处，皆能咏《红楼》，这也许是我们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中应尽的一项文化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