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六册第四单元有两篇传记文章，一是《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是《屈原列传》。前一篇司马迁的情感潜于对事件的描述，对人物的刻画，显得沉静；后一篇就不同了，处处流淌着司马迁的情感，或隐，或显。叙中有情，倾向鲜明；议中有情，直抒胸臆。

一开篇：

（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有司马迁对屈原才干的肯定与称颂。

（《离骚》）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这段典型的带有抒情性的评论，将屈原的秀美文辞与高尚人格合在一块称颂。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介绍屈原的志洁行廉是其“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的思想基础。在评述中，司马迁特别突出《离骚》“志洁”这个特点，以污泥、浊秽、尘埃、滋垢喻邪恶，以香草喻高洁的志趣，强调的是屈原面对种种邪恶，矢志如一，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高洁的美好个性。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赞颂屈原的伟大人格和高洁志趣。赞扬屈原高尚品德可“与日月争光”。

接下来，则叙述屈原由“任”到“疏”，再由“绌”到“迁”的过程及其楚国发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分别是①受骗绝齐；②兵败丹淅；③蓝田退兵；④复释张仪；⑤诸侯击楚；⑥赴秦身死；⑦为秦所灭这七件事。这一部分意在说明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相攸关，赞颂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正直的品德。这一部分还突出屈原遭放逐后还“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又一次为屈原作不平之鸣。

再接下来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着重记叙了屈原与渔父的两次对话。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人生哲学、两种不同的品格操守、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渔父认为对人生、对世事都不要太认真、太执著，最好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即篇中所谓的随流扬波、与世推移，至于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是大可不必的。屈原反对这种人生哲学，认为绝对不能随波逐流，绝对不能同流合污，宁可葬身鱼腹也要保持自己志洁行廉的人格。司马迁把渔父和屈原的观点两相比照，是对屈原人格的赞扬和景仰，其中也表露出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愤慨和对屈原同情惋惜之情。这部分形为记叙，实为议论，以转述人物对话代议论。第一次对话揭示出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清”者“醒”者必然是厄运。第二次对话突出屈原的高贵品质：宁愿葬身鱼腹，也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这里既评屈原之志，表现屈原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也是抒司马迁之情，一种愤慨惋惜之情。

最后写屈原死后的影响。一是屈原创造的楚辞一体，作者后继有人，但都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谏；一是屈原死后，楚为秦所灭。

读完全文，我们从叙述中、抒情中、议论中，深深地感受全文流淌作者的情感潮，有对司马迁爱国精神和正直品德的颂赞之情，有对司马迁伟大人格的景仰之情，有郁郁不平之气，还有“悲其志”的叹惋。

到这里，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廉颇蔺相如列传》同样为人物传记，情感就显得那么平静，而《屈原列传》却充满着滚滚情潮呢？

大家知道，《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战国时代的人，贾谊是西汉初期的人，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编在一起呢？明代陈仁锡《史记考》说：“屈贾俱被谤，俱工辞赋，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同传。”近代李景星《四史评议》进一步说：“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这两家的说法是很好的。这篇传记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为才人的身世遭遇鸣不平，抒发一种忠心耿耿，才干卓荦，而结果受打击、受压抑，报国无门，以至穷愁潦倒，抑郁而死的终天愤慨。屈原有才干，有远见，对楚国忠心耿耿，却一被楚怀王疏斥，再被顷襄王流放，直到怀石沉汨罗而死。贾谊是汉初最有才气、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但终未被重用，才能无从施展，终生郁郁不得志。司马迁也是品格高尚，才华横溢，竟因李陵一案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千古忠贤，途竟一辙。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指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自况《史记》之成，基于垢辱。他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又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含着热泪为屈原立传，抒情寄愤以浇胸中块垒，这是司马迁的“阴谋”所在。

至此，我们明白为何《屈原列传》文字下面涌动着滚滚情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