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卫风·有狐》正解
“《有狐》的主旨颇为难解”［1］。由此一语即可想见，对于这首诗，古今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聚讼不休。本诗仅三章十二句，录之如下：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2］。
一、对《有狐》主旨的探究
撇开经学家们对《有狐》的各种解说，就诗篇而言，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表达了她对心爱之人的思念与忧虑。本诗抒写忧念，为一唱三叹的重章结构，其忧思哀婉感人。这本是一首清新自然的情诗，风致婉约，真挚感人。然而，这种理解却不合乎经学家们的风化诗教原则，于是，他们就给《有狐》描上了种种关乎风化的粉墨，弄得这样一首感人至深的诗歌迷雾重重，令人不知所云了。
《诗序》认为：“《有狐》，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3］顺着《诗序》定下的调子，《郑笺》、《孔疏》越走越远，说这首诗是：“皆陈丧其妃耦不得匹行，思为夫妇之辞。”又解释说：“时妇人丧其妃耦，寡而忧是子无裳，无为作裳者，欲与为室家。”“裳之配衣，犹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无裳，己欲与为作裳以喻己欲与之为室家。”［4］朱熹是主张“去序言诗”的，他曾批评《诗序》说：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5］。
然而，对于这首诗，他却完全接受承传了《诗序》、《郑笺》、《孔疏》的观点，朱熹也认为《有狐》是说：“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故讬言有狐独行，而忧其无裳也。”［6］仔细揣摩从《诗序》到《诗集传》这一派对《有狐》的解说，尽管存在着《诗序》以此诗三章皆为“兴”而《诗集传》认为三章都是“比”的不同，但它们在以下的两点上是一致的：第一，认为“有狐绥绥”喻指男子无家室者；第二，认为“无裳”、“无带”、“无服”喻指男子无室家，即男子没有配偶。
诗作为经学而被讲授、传承，经学家们难免只知有经，而不知有诗。《诗序》说这首诗“刺时”、“男女无夫家”，以后的传经者便明指《有狐》为“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再回到诗句看看，何以见得？“寡妇”、“鳏夫”之谈全为穿凿，无从说起。牟应震就曾针锋相对地指出：“《集传》‘见鳏夫而欲嫁之’，说本于《序》。曰：于经文不见此义！鳏而无衣，或不欲嫁之矣。”［7］又指出：“为此说者，以齐诗有‘雄狐绥绥’一语，故解‘绥绥’为‘独行求匹’而一误再误也。”［8］《毛诗质疑》的反驳可谓有力，而且牟应震对“绥绥”的分析也给我们以启示。而孙作云先生也对《有狐》作了尝试性的解说，他认为：“这首歌是女子所唱，她把她想亲近的那位男子比作狐狸。她说：‘小狐狸儿，你在淇水岸上徘徊什么呢？我心里正为你发愁没有人给你缝衣裳呢！’言外之意，我能给你缝衣裳呢！一种忸怩作态之状，宛如在目。”［9］从中不难看出，孙作云把《有狐》理解成“恋歌”，似乎没能体味诗中的深深忧虑，且对本诗主旨的把握仍不脱“欲嫁”说之窠臼。
除此之外，对这首诗的不同理解还有：闻一多《风诗类钞》认为是未嫁女子思念情人。金启华《国风今译》认为是写妻子忧念丈夫久役无衣。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认为是写不得志者的忧愁。而张桂萍认为它是“古代大臣忧国之作”［10］。其中，金启华的说法本自方玉润《诗经原始》，较为合理。以此为基础，笔者进一步揣摩玩味，仔细寻求《诗经》内证以成其说。毫无疑问，对“有狐”和“无裳（带、服）”所指为何的理解是解读本诗的关键。而实际上，本诗所触及的不仅仅是“有狐”和“无衣”两个问题点，而是这两个问题簇。“有狐”涉及《诗经》中写到“狐”的诗歌九篇；而无衣的问题牵扯到至少两篇诗歌。而后者正是《有狐》抒情主人公所忧虑的内容，显得格外重要。
二、无衣指向战争
《有狐》一诗，三叹其“忧”。体察此女子的情怀，进而推情入理，分析其忧虑的原因，这无疑就是正确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所在。“心之忧矣，之子无裳（无带、无服）”果真是指该女子所忧虑的是男子无室家吗？认为女子见到男子没有衣裳就想到他没有配偶，就继而想到要嫁给他，这不能不说是太机械的猜想。其实，无论是忧其“无裳”、“无带”还是“无服”，总起来说，就是忧心挂念他没有衣服穿。也即：心之忧矣，之子“无衣”。而“无衣”所指向的是战争、行役。在《诗经》中，“无衣”与战争、行役紧密相连，关系是很明确的。
《秦风·无衣》唱道：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里，歌者所表达的是对“岂曰无衣”的回答，要“与子同袍（同泽、同裳）”。于是，表面上看，“子”无衣的难题好像是解决了，但实质上，“子”仍然无衣，只是与别人“同”衣而已。从这个意义出发，甚至可以说，无衣是战争的必然。关于这一点，《豳风·东山》也给出了一个极好的《诗经》内证。其第一章写道：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诗中的“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一语道破天机！《东山》是写长期的征战之后，“我”终于可以回家时的所见、所思、所感。此时，“我”终于可以不再“行枚”作战了，而要做的是“制彼裳衣”。反过来推想，征战之时，则是不能“制彼裳衣”的，也就是说，战时的士兵处于“无衣”的状态。细想一下，征战之时，枕戈待旦，生死尚且难以料定，自然无暇以衣服为念。至于战时所穿，曹操《蒿里行》有“铠甲生虮虱”之句，算是露其端倪吧。
在西周、春秋时代，从军征战，衣物乃至于武器都需要自备。《木兰诗》写花木兰出征前的准备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之语，虽非必为写实，但南北朝时民歌尚如此叙说，西周、春秋时征战的士兵更当是如此了。上举《秦风·无衣》就是明证：无衣怎么办？与子“同袍（泽、裳）”；武器怎么准备？“修我戈矛（矛戟、甲兵）”。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当时不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由国家统一为成千上万的征战士兵供给衣物是不能想象的。
故而，《有狐》中“无裳”、“无带”、“无服”的“之子”正是长年征战在外而不知归期的从军者。《有狐》正如同《王风·君子于役》，也是写妻子对远方的丈夫的思念与牵挂。不同的是，《君子于役》挂念夫君“苟无饥渴”，而《有狐》则忧其无衣。征人在外，衣食难安，尤令其家人牵肠挂肚。从这个意义上说，忧念征夫衣与食的《有狐》与《君子于役》可称得上是《诗经》中难得的姊妹篇。
三、“有狐”喻指征夫
有了这种对本诗主旨的把握，再回过头来看看“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厉、侧）”到底何指。《齐风·南山》有“南山崔崔，雄狐绥绥”之句，而《诗序》说《南山》一诗是刺齐襄公淫行的。据此，《诗集传》以为：“狐者，妖媚之兽。绥绥，独行求匹之貌。”［11］然而，先秦时期人们对于狐的认识并非如此。《礼记·檀弓上》说：“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12］《白虎通义》则说：“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13］据此，认为《诗经》中的狐为“妖媚之兽”显然站不住脚，是以后人之见而约束前人。而据牟应震的理解，“绥，像两胫有所蹑也”［14］，那么，“绥绥”应该是指狐行走的样子，而无求偶的含义。李炳海认为：“在《诗经》产生的历史阶段，狐作为男性配偶的象征，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习惯，狐形象的此种内涵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15］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这就从文化、兴象的角度和深度揭示了“有狐”的象征意义。
而进一步追问，此狐绥绥而行，在彼淇梁、淇厉、淇侧又表明了什么呢？俞樾说：“首言‘淇梁’，明易涉也；次言‘淇厉’，则涉之稍难矣；卒言‘淇侧’，则徘徊于水崖，不得涉矣，所以忧之弥甚也。”［16］很显然，这种说法可能是过分推理了，诗中并未明言狐涉淇水。而至于其他一些认为本诗写狐本为山兽而行水边的，也大致与此相类。从全诗来看，“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厉、侧）”两句是起兴之语，而且兴中带比，但全诗的主旨在于忧念“之子”无衣。而联系无衣所指，有狐绥绥而行彼淇梁、淇厉、淇侧正是在兴言战争、远役。《邶风·北风》和《小雅·何草不黄》即为有力的证据。《邶风·北风》有诗句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据翟相君考证，这首诗所写是关乎征战的［17］，这里正是以赤狐和黑乌为兴象来喻指征夫的。而邶、鄘、卫三风均是卫地的风诗，《邶风》中的《北风》和《卫风》中的《有狐》均以狐喻指征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小雅·何草不黄》的证明更为直接。《何草不黄》全诗如下：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方玉润说：“《何草不黄》，征夫泪也！”［18］十分确切。毫无疑问，诗中的狐和兕、虎一样，是“征夫”形象的兴象，所喻指的正是征夫。
除了上述分析的三首以及《有狐》，《诗经》中其它写到“狐”的诗歌还有《桧风·羔裘》、《邶风·旄丘》、《秦风·终南》、《豳风·七月》、《小雅·都人士》等五首，但这五首诗均是直接写到狐裘或是写猎狐制裘的，并非以狐的形象起兴。所以，统观《诗经》中写到狐形象的诗歌，狐喻指征夫是可信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齐风·南山》虽然没有写到战争、行役，以“雄狐绥绥”起兴的该诗却浓彩重墨地描绘“齐子”远嫁鲁国，也是远行离家。
四、结论和余论
明确了“有狐绥绥”是男子征战在外的兴象和喻指，将无衣与战争、行役相关联起来，自然就能正确理解《有狐》为征妇怀远之诗。上文曾将它与《王风·君子于役》相比，而从写法上看，《君子于役》先写“君子于役，不知其期（不日不月）”，继而写“鸡栖于埘（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括）”，这种傍晚时动人的景象愈发衬托出妇人的思念与牵挂，真是“如之何勿思”；《有狐》则以“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厉、侧）”起兴之后下笔便写“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带、服）”，似嫌突兀。那么，为什么《有狐》中的征妇如此为丈夫的“无衣”而担忧，并再三地表达深深的忧虑呢？对于这个问题，《豳风·七月》一诗给出了答案。《七月》的首、次两章均有“九月授衣”之句，《毛传》解为“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19］。当然，认为古代妇女九月开始裁制冬衣是固定的制度难免有些过分，但那是自然形成的习俗完全是有可能的。由此可以推想，《有狐》所写也是在授衣之九月，妇人因裁制冬衣而愈发忧念行役在外的丈夫，担心丈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因而不免为他忧心忡忡，一唱三叹，难以平静。
或许上述推情入理会被视为另一种推理过度，但无庸置疑的是，“征夫无衣，征妇送衣”这一母题却一再被摹写。传说中哭倒了八百里长城的孟姜女就是为了给丈夫送寒衣而到了长城边的；甚至孙犁的《荷花淀》里也有水生嫂她们那伙妇女给参加队伍的丈夫们送衣物的情节。当然，孙犁创作《荷花淀》写到这一内容未必是从《有狐》得到灵感，但两相对照，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同样的妇女对征战在外的丈夫的真切关怀与真挚情爱。所不同的是，水生嫂她们是现代的女性，敢爱敢恨，敢想敢干，在战斗的烽火中绽放成绚烂的荷花；而《有狐》的抒情女主人公却只是忧心忡忡，一唱三叹，以她独有的韵致展示着她那丰富、细腻、纯洁而又哀婉的内心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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