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史总是挑好的说，这是自然的，不好的作品，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于是，文学史上往往有两种作品，一种是至今仍然能够打动读者，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作品，如楚辞、唐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它们是公认的经典名著，今天依然能够供人欣赏。另一种是曾经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只是时过境迁，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再像当年的人们那样拜倒在它们的脚下，但是作为文学史，却必须记上它们一笔，肯定它们为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然而，由于时过境迁，衡量文学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文学史研究者往往会只注意那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作品，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阐释这些经典，而忽视了用历史标准去阐释这些今天难以欣赏的作品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研究这类被忽视的作品，追寻它们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力图恢复历史的原貌，从而探寻文学批评价值标准和欣赏趣味的演变，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今天的人们喜欢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对的，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摆脱不了当代的观念，他们在叙述历史时总要受到当代观念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历史研究的一半，历史研究还有另一半，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去追问历史的真实，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真相。尽管历史的真实不容易做到，绝对的真实甚至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历史学家仍然必须这样要求自己，否则历史研究真的成了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如果“戏说”之类的创作也变成了历史叙述，历史研究就将在作家的虚构中消解了自己，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因此，研究在历史上有影响而被今天忽视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清代同光年间的小说《花月痕》就是这样的作品。

《花月痕》并不是没有进入近代文学史，现今的近代文学史在论述“狭邪小说”时大都也要提到它，只是研究者大多只从作品分析入手，用今天的价值观念加以批评，忽视了它的历史影响，从而也就忽视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曾经产生过的作用。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小说中，几乎没有其它作品像《花月痕》那样，曾经在中国小说界产生过巨大影响，一度是小说家创作的楷模，开创了一种小说创作的风气，在当时的小说界占据了统治地位。

我们先来看看《花月痕》的影响。它影响最大的时期，大约是在清末民初，影响了当时一代作家。蔡元培在晚清时，就已经注意到《花月痕》的作者魏子安著作甚多，感慨他“而《咄咄吟》及《诗话》尤当不朽，而世乃不甚传，独传其所为小说《花月痕》云”。（1）1其时“小说界革命”尚未兴起，以蔡元培这样注重著述，鄙视小说的翰林，都已经知道《花月痕》的名声，并在下面加了着重号，说明此时《花月痕》在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大影响。晚清的小说家张春帆在创作《九尾龟》时，引用了《花月痕》，赞扬韦痴珠的气派。并且引用了其中“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语句。（2）2民初的小说家杨尘因在写到蔡锷与小凤仙时特地描写蔡锷用《花月痕》来考小凤仙，问她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个人物。可见在当时，《花月痕》是社会上极为流行的小说，甚至也是妓女喜欢阅读的小说。（1）3这时的小说家纷纷推崇《花月痕》，把它作为小说创作的经典，甚至作为中国小说创作的登峰造极之作，其评价之高，令今人惊讶不止。吴绮缘认为自己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尝于髫龄，偷阅《石头记》，懊恼者累日，不饮不食，如醉如痴，家人以为病，故亦不识其何自来，终以放声一恸，不药而愈。是为导余眼泪之引线。其后阅《花月痕》，亦复如是。于此知说部之感人最深，实足以启发固有之真性情者也。”“古来之说部虽多，而值得绮缘一哭者，舍是二书外亦属不可多得。”（2）4将《花月痕》与《红楼梦》并列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吴绮缘对《花月痕》的评价还不算最高，还有比他更高的评价：郑逸梅就曾经宣称“我对于小说，喜欢三部，一《花月痕》，二《红楼梦》，三《三国演义》。”（3）5他是把《花月痕》放在《红楼梦》之上，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郑逸梅在作这样论述时，已经是1949 年，也就是说，一直到解放前，他都是这样评价《花月痕》的。这并不是郑逸梅一个人的看法，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宣部长，民初在《民国日报》任社长的叶楚伧，也极为欣赏《花月痕》：“小说中有别创一格如《花月痕》者，其白话中每插入文言，且为极高古精妙之文言。如韦、韩、欧、洪，愉园小饮一段，几乎无语不典，而神采奕奕，逼真怀才未遇，紆衡当世口吻。”（4）6《花月痕》影响了民初一代作家，民初著名小说家李定夷曾经提到：“余生平极爱读《花月痕》，以其事则缠绵尽致，文则哀感顽艳，而人物之吐嘱名隽，尤为他书所不及，不愧名人手笔。今人之作，往往附丽古籍，其实去古远矣。”（5）7李定夷主张民初小说的风格主要受《花月痕》的影响，晚年回忆：“同光间魏子安写的小说《花月痕》，系白话章回体，亦极为一般人所倾倒。后来在民初继社会小说而起的排偶小说，词华典瞻，文采斐然，与其说是脱胎于《燕山外史》，毋宁说是拾《花月痕》牙慧。（6）8他认为《花月痕》是开民初小说风气的。他的这一说法并不是凭空杜撰，民初创作当时影响最大的言情小说《玉梨魂》的作家徐枕亚，也认为《花月痕》是“言情之杰作也，中间叙韦刘之遭际，呕心作字，濡血成篇。”（7）9如果我们考虑到徐枕亚创作的言情小说《玉梨魂》也是“呕心作字，濡血成篇”的悲剧，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花月痕》对他的影响。张恨水在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

他在年轻时非常欣赏《花月痕》，“《花月痕》的故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而它上面的诗词小品，以至于小说回目，我却被陶醉了。”（8）10 11张恨水自己认为他成为“礼拜六派的胚子”，《花月痕》要负很大的责任。这实际上也印证了李定夷的主张，民初小说风格形成，是受《花月痕》的影响。颇有意思的是：在五四前夕，张恨水发表于《民国日报》的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中，批判了当时的小说界商业化倾向，提出纠正的方法就是向《花月痕》学习。

这也意味着：张恨水认为民初小说并没有达到《花月痕》的水平。事实上，在民初的文学创作中，引用《花月痕》“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的很多，民初小说家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其出典便在此。由此可见《花月痕》在当时创作界的风行。

二

一般说来，一部作品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有它的道理，它自身必定有着许多符合当时人们欣赏习惯的要素，因此才能得到人们的赞美。民初的作家们如此赞扬《花月痕》，把它作为小说创作的楷模，自然总有它的原因。从清末民初对《花月痕》的赞扬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欣赏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的欣赏，这种欣赏又显然带有与以前时代士大夫趣味不同的特点。不仅是吴绮缘、张春帆对韦痴珠真性情与气派的赞扬，张恨水直到1919 年还在小说中建议，要改变当下小说的商业化状况，必须继承前人小说的遗产，其中包括《花月痕》，“韦痴珠之傲骨崚嶒，韓荷生之消洒出尘，不但现在士大夫中不可寻，就是青衫队里，也还交待不出几个。然则就把他们作读书人的模范去，也还雅俗共赏。”（1）12在这种推崇中，显示了一种与前人不同的奇特现象，按照中国古代儒家传统，士大夫一生应当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实上，在魏子安之前，早有夏敬渠的小说《野叟曝言》，主人公文素臣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代表了士大夫的理想，作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士大夫的楷模。它也符合古代市民的趣味，因为市民也是崇拜英雄，推崇成功人士的。按照这个标准，韩荷生出将入相，讨平叛乱，应当说是最能代表士大夫或者市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要说气派，应当是韩荷生更有气派，而韦痴珠一生穷困潦倒，空有一身才华抱负，无处施展，在小说中，他混在妓院里，虽有一身傲骨，并有刘秋痕作为知己，却无法使她成为自己正式的伴侣，为此流泪就有好几次，显得那么窝囊，缺乏英雄气概，一点不像男子汉大丈夫。然而，无论是《花月痕》的作者还是后来的批评家，都摒弃了过去夏敬渠的立场观念，把自己的感情，主要倾注在落魄才子韦痴珠身上，把韦痴珠放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韩荷生之前，在韦痴珠身上发掘人物的气派，甚至生活的意义。这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花月痕》第一回，作者道：“大抵人之良心，其发现最真者，莫如男女份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迩室周旋，即使份若君臣，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作者比起乾隆年间的夏敬渠，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这时已经不再把“内圣外王”的士大夫理想放在首位，而是回到晚明的个性解放，唯情主义。（2）13虽然他还没有达到冯梦龙“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程度，他还想通过韦痴珠与韩荷生的关系调和这种对立；但是“名教”的权威在他心目中已经动摇，他已经把人的良心与真情，放在“男女份上”，而不是宗法制的纲常份上，或者是士大夫建功立业份上，这已经违背了“名教”的准则。假如我们考虑到马克思曾经说过：“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把自己理解为人。”（3）14

我们不难发现，魏子安的论述与马克思有不少相似之处。显然，魏子安还缺乏一个整体的“人”的意识，这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他从人的自然的男女关系中，已经悟出它最能体现出人的自然本性。人的理想，应当是人的天性与真情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的真实流露。小说中叙述的韦痴珠与刘秋痕的感情，建立在“知己”的基础上，这已经有点摆脱了士大夫对妓女的赏玩趣味，显示出一种朦胧的个性解放意识，这是一种继承了《红楼梦》的前现代爱情意识。我们必须注意到：《花月痕》中的刘秋痕是妓女，比起《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公子小姐之间的“知己”，又更进一步。

然而，韦痴珠又是一个怀才不遇的士大夫，他的身上集中了士大夫孤芳自赏，持才傲世的性格；苏东坡的满腹牢骚，黄仲则的孤苦无助，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的身上缺乏以个人的权利义务相结合的个人意识，这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花月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如同作者所说：“这本书所讲的，俱是词人墨客，文酒风流”。（第十二回）“红粉飘零，青衫落拓，都是伤秋泪。”（第十五回）在魏子安的叙述中，它与中国本土的前现代意识是胶合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放浪形骸，寄情山水的才子，他们个性张扬，佯狂傲世，李白、苏东坡都是极好的例子，韦痴珠作为才子的形象与他们是相通的；但是，《花月痕》与古代个性张扬、放浪形骸的才子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正在走出古代才子们执着于个人遭遇坎坷，满腹牢骚的状态，而是将它上升为对整个社会有着一种批判的眼光，从社会整体上，看出它压抑个性，摧残个性，是个不合理的社会。魏子安对当时社会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他认为人应当凭着自己的个性真情，以自己的真面目生活在世界上，但是这个社会却不容许：

“ 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一般放浪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重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世逆麟。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掾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妓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 （1）15这个社会决定了有个性才华的人大多是怀才不遇，作者就是凭着这种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塑造韦痴珠、刘秋痕形象与爱情的；也正是凭着这一理解，他对韦痴珠倾注了更多的情感，不再仅仅从功成名就的士大夫理想来看待读书人的遭遇，虽然这仍旧是他的理想；而是从人的个性自由出发，把人是否以真面目活在世上，置于比建功立业更高的地位。由此，魏子安对当时的社会做出了严厉的批判：“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麇至沓来。”他把士林官场看得一片黑暗，到处是虚伪，到处是铜臭，戴着面具的“今人”实际上只戴一副面具，“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2）16戴着面具为的就是金钱，为的就是顺应各种利害关系，得到各种利益，正是在这个戴着面具的过程中，扭曲了人的个性与自然本性。魏子安的批判，无疑要比古代才子们的个人牢骚要深入得多。它虽然还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但已经接触到社会对人的“异化”问题。
其次，《花月痕》有着独特的语言，叶楚伧、李定夷、徐枕亚、张恨水等人都为之倾倒，甚至形成了民初小说的风格。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他们呢？从前面所引的评论来看，一是“白话中插入文言”，一是其中诗词小品的语言，一是回目的工整典雅，这三者构成了《花月痕》的语言特色。

中国古代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但是，文言小说其实并不代表雅文学，它一直受到士大夫们的鄙视，清朝的“桐城派”就强调写古文不能有小说语气，这个“小说”指的便是文言小说。《花月痕》的文言，如同叶楚伧所指出的：不是文言小说的文言，而是“极高古精妙之文言”，这本来是古文中的文言，却被用来写小说，并且将它与白话混合在一起，更难得的是二者并不产生冲突，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连小说中的白话叙述，也因为受文言叙述的影响，变得十分简洁凝练，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白话小说。叶楚伧所引愉园小饮一段，虽不如《红楼梦》的聚会生动，却要典雅得多，尤其是用典，这种写法确实不见于其他章回小说。

如果说诗词小品本来就是章回小说的一大特点，那么，《花月痕》的诗词小品是真正的文人诗词，十分典雅。古代章回小说中，诗词做得最好的当推《红楼梦》；然而，比起《红楼梦》，《花月痕》的诗词做得更为典雅，更加文人化。《红楼梦》本来是一批少男少女们写诗词，符合他们的身份；《花月痕》是一批士大夫和高水平的诗妓写诗词，他们的水平自然应当高于少男少女，要切合他们的身份，自然要具备更大的功力。第二十五回韦痴珠的《绮怀》，就是写得非常漂亮的文人诗。

章回小说的回目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从单句到对偶，回目写得工整典雅的也推《红楼梦》。《花月痕》的回目与《红楼梦》一样，也是整整齐齐的八个字一句；比起《红楼梦》回目的“前三后五”的组合来，它的回目较多的是两个四字组合，显得更为古朴。由于对仗工整，为小说增添了不少文采。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也常用对仗的排偶，这种骈化的散文，促成了民初小说的风格。

第三，《花月痕》可以算作“鸳鸯蝴蝶”小说的鼻祖，小说中提到“鸳鸯蝴蝶”的就不下几十处，后来被民初小说家引用最多就是“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可以说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意象就是它发明的。由于五四新文学后来痛批“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意象也就很少再为作家所用，其实这一意象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用来象征青年男女真挚执着爱情的。《花月痕》在“鸳鸯蝴蝶”意象加上“同命鸟”、“可怜虫”用来象征男女爱情的悲剧，表现对真挚爱情的执着和对现实迫害爱情的批判。它后来为民初作家所认同。《红楼梦》的悲剧，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但是《红楼梦》之后，并没有多少小说继承《红楼梦》的写法，大量小说甚至包括《红楼梦》的续书在内，仍以大团圆结局。《花月痕》的悲剧继承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写法，到《海上花列传》之后形成中国小说写悲剧的潮流。

三

《花月痕》为什么能在民国初年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的特色符合当时文学转型期的需要。《花月痕》的影响为什么在五四后就逐渐消失，因为它的特色已经不符合后来时代的需要。

首先在中国建立共和国前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但是人本主义思想，个性解放思潮，还没有象五四时期那样成为主流；处在社会急剧变幻时期，封建礼教的权威已经低落，民主社会人的权利义务观念尚未形成，这时只有自己的情感才是可靠的，中国传统文化个性张扬的资源，自然为作家所用。这也是当时社会注重情感，狂士较多的原因。《花月痕》的“唯情主义”，强调人应当依据自己的真性情活着，把真性情集中表现在爱情上，批判社会扭曲了人的真性情，都符合当时社会挣脱封建统治，改良礼教的需要，因而为当时作家和读者所认同。五四时期进行新的文化启蒙，总结民国名存实亡的失败教训，来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现代社会的权利义务、个性解放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出发对社会的批判显得肤浅和不合时宜，《花月痕》也就边缘化了。

其次，中国文学在近代开始，文学中心由诗文转向小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小说的“雅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来是诗文的趣味，这时由于晚清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和读者的队伍，读者与作者文化层次的改变，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1）17章回小说原来由于读者的文化层次较低，受到士大夫的鄙视；古代士大夫“怀才不遇”、“孤苦无助”的主题，一般由诗文来表述，小说基本不涉及。《花月痕》对这一主题的表述，在小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也是诗文为代表的古代文学正统向原来被鄙视的小说文体在思想意识、5表现内容上的渗透。在语言形式上，古代章回小说较少关注小说的回目与其中的诗词是否典雅，小说回目一直是在后来士大夫对章回小说的创作与修改中才得以提高。章回小说对叙述语言的欣赏标准也与士大夫不同，甚至据说是士大夫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其诗词水平也极为糟糕。但是，随着晚清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读者的队伍，他们的欣赏趣味也就改变了小说的叙述语言和风格，这在民初小说的古文化和骈文化中充分体现出来。18《花月痕》在晚清开了章回小说“雅化”的风气，体现了士大夫趣味与市民趣味的结合，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对中国文学在近代文言与白话结合的语言转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学校教科书都改为白话之后，白话成为小说的主流，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看来，《花月痕》这种在白话小说中加入正宗文言的做法，不仅已经变得没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对白话文运动的反动。只有在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家那里，依然保持了对《花月痕》的欣赏，但是在三十年代之后，他们自己在创作小说时，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也不再运用《花月痕》的做法。
第三，中国小说写作方法这时正处于从传奇向现实发展的转变，《花月痕》体现了这一转变。中国古代小说以娱乐消闲为主，为了吸引读者，传奇自然成为它的特色。但是随着小说逐步由文学边缘进入中心，原来由诗文等正统文学承担的使命，如抒发自我，批判现实等也必然要由小说来承担。《红楼梦》的开头还带有传奇色彩，大观园也未必没有传奇的成分；但是，作者对人生的咏叹，对社会的批判，对现实的关注，使它成为代表明清文学最高成就的杰作。它的悲剧描写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与《红楼梦》不同，《花月痕》描写的是士大夫的命运；但是它对人生的咏叹，对社会的批判，写实主义手法，悲剧的描写，都继承了《红楼梦》；虽然它还没有摆脱传奇的成分，如对韩荷生的描写。但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要求对社会的批判进入到对社会的本质认识，需要冷峻客观的鞭挞；《花月痕》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影响自然也就大大减小。但是它在现代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中，其影响依然存在，韦痴珠的“孤高傲世”，转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如在张恨水的《巴山夜雨》等作品中，依然可以见到他的影子。

因此，《花月痕》是一部具有过渡形态特征的小说，也是一部当时来说还是超前的小说。它开了后来小说，尤其是民初小说的风气，综合体现了当时小说的过渡特征，所以受到近代作家的推崇。又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变的急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后，它的影响也就淡化了。

其实不仅是民初小说家受到《花月痕》的影响，五四新文学作家也受到《花月痕》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的程度远不如民初小说家，而且他们往往不愿承认。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两次提到《花月痕》，“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了《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便颇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1）19在《少年时代》中，郭沫若提到《花月痕》对他有着“挑拨性”，“秋痕的幻影弄得人如醉如痴了”。（2）20另一位创造社作家郁达夫自己承认，他最初接触的两部小说就有《花月痕》，他后来感慨“非落托的文人，不能为韦痴珠兴末路之悲。”（3）21但是，承认《花月痕》的影响意味着与被他们批判的鸳鸯蝴蝶派同流合污，所以大多数新文学家都不愿提到这本小说，即使是郭沫若、郁达夫，也从来没有说过《花月痕》对他们的小说创作产生过影响。然而，我们从郁达夫的《采石矶》以及他所创作的其他“落托文人”形象中，郭沫若带有自传色彩的《行路难》等小说中，还是能够看到新的穷困潦倒文人形象，其中自然也可以看到《花月痕》的影子。如同郁达夫所说：《花月痕》主人公的孤苦无助，牢骚满腹，在郁达夫、郭沫若笔下，转到了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商业化的大潮，人性的异化，坚持自己本色，而又走投无路，孤苦无助的悲愤。

从古代士大夫的“零余者”转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零余者”，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零余者”系列，《花月痕》构成了二者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