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晋如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迄今无法绕过的理论经典。《人间词话》的基本思想有二，其一是“境界”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不期工而自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其二则为以自然真切为上：

纳兰

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但很少有人发现，这两种思想在王国维的思想体系中是根本矛盾的。不错，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是说过这样的话：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这很容易使人认为自然真切和境界是密不可分的两条美学旨趣，它们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一起。实则仔细分析即可见其貌同心异。

在讲完“词以境界为最上”后，王国维接着说：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从以上话可以看出，王国维的境界包括景物、感情二端，而景物、感情皆可据实而写，也皆可“造境”。谁来造？是靠“大诗人”造之、“豪杰之士”自树立之。据此，他所说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并不是要诗人抒发个人意志，像定庵那样“歌哭无端字字真”，甚至也不包括他所推许的“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以血书者”的李后主词，而只是要（一）所造之境（景物、感情）合乎自然，（二）所写之境（景物、感情）邻于理想。

但是，如果不是由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出发，如果不是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又怎能配得上“真文学”的称号？我们对照王国维评后主的话：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便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实采取了两重标准。一方面在衡量文学史上大多数作家时，他倡导“即使造假也不要紧”的境界说，另一方面具体到李煜、纳兰性德这样的作家，他又不得不称赞他们的以血书之，他们的自然真切。而具体到王国维自己的创作，也明显存在着与其理论矛盾相应和的实践的矛盾。

王国维的词，今存１１５首。其《人间词》最早时是分作甲乙二稿，分别于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在《教育世界》杂志第１２３号、第１６１号发表。王国维且托名山阴樊志厚，为二稿作序文，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词作。其甲稿序云：“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乙稿序则云：“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按后主、子瞻、少游、稼轩、白石、梦窗、玉田皆是抒写个人之生命体验者，而正中、永叔、美成则多写众人之情，其词作多无个人意志在内。由此也可旁证，静安论词并不以个人意志的抒发，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真”为必要前提。他所谓的真文学并不是指那些不平则鸣，以血书之的有着强烈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所谓的“伪文学”，也只是因为其作者“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

正是因为静安对文学的“真”抱有的是这样一种见解，他的主题先行的《人间词》绝少成功之作。《人间词》几乎都作于１９０４－１９０７年间。作者并非因为心中有苦难需要宣泄，生命中有哀伤需要痛悔，却是采取了完全冷静的旁观的态度，去俯看人间的悲欢。比如这首堪称静安名作的《蝶恋花》：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的确是意境深婉，结句哲理以形象出之，堪称名句，但只要稍加寻绎，便会觉得词中本无作者的生命体验在内，完全叙写的是他人的哀欢，就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感动。

又如他的那首更有名的《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陈永正先生《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评曰：“词人采用拟人的想像手法，以失行孤雁的不幸遭遇与闺中的欢宴作比，写出人生的痛苦和不平等。作者的情感是真实的，比喻是鲜明的，也能使读者得到真切的感受。但我们总觉得，这样的手法并不算得特别高明，它是有为而作的。句句坐实，词人的思路也很狭窄，缺少供幻想和联想自由驰骋的空间。所以，这只是一首‘作’出来的词，是好词，但不是绝好的词。”（《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３３８页）可谓独具只眼的点评。只是，还说得太客气了，这首词和王国维的大部分词作都一样，因为太缺乏个人的身世之感，并非以血写就，所以，总当不得一个“真”字。

相反，他的那些不太为人注意，他自己也未必满意的作品，由于浸入了他自己的血，反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文学经典。如这一首《点绛唇》：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尽管不如上二首深婉，语致浅近却真挚动人以作品中有真我在也。复如这一首《虞美人》：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被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像这样的词，心中郁积无聊，不得不诉之文字，表达出词人最真切的内心，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王国维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皆是以境界说为根本旨归，尽管他也提到了以血书写的文学的问题，但他自己并不认为那就是文学的极则。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他宁愿选择假而深的造境，而不选择真而浅的真情。其所以然者，当是王国维深深服膺文学的“游戏说”，而对尼采的悲剧诗学并不真正赞同。作为中国伦理诗学的反动，“游戏说”有其积极的进步作用，从这一方面讲，《人间词话》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但由于王国维并不追求“以血写就”的文学，他的《人间词》却未能开始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