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文人改订的评价

“四大奇书”在其自身的传播过程中获得文人的广泛修订，确乎是推动了“四大奇书”向“经典”的演化进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因为文本一经独立问世，世人本无对其加以修饰增订的职能，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出现却有其特殊的原因。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通俗小说历来是一种地位卑下的文体，虽然数百年间其创作极为繁盛且影响深远，但这一文体始终处在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之边缘。通俗小说的流传基本是民间性的，其创作队伍也是下层性的。流传的民间性使得通俗小说在刊刻过程中被人增饰修订成为可能，而创作者地位的下层性又使这种行为趋于公开和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说有大量的创作者湮没无闻，而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书坊能任意翻刻和更改的对象。“四大奇书”亦然。可以说，这是通俗小说在其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同时，“四大奇书”得以广泛修订与其编创方式也有关系，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其发展进程中体现了一条由“世代累积型”向“个人独创型”发展的演化轨迹。而所谓“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体现了一个不断累积、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这种小说文本并非是一次成型、独立完成的。在明清通俗小说发展史上，这种编创方式曾是有明一代最为主要的创作方式，进入清代以后，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虽然逐步向“个人独创型”发展，但前者仍未断绝。“四大奇书”的编创方式也包含了浓重的“累积型”特色。这种在民间流传基础上逐步成书的编创方式使得小说文本往往处于“流动”状态，正因为是在“流动”中逐步成书的，其成书也并非最终定型，仍为后代的增订留有较多余地；同时，正因其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人们作出新的增订就较少观念障碍。在“四大奇书”的传播修订过程中，虽然人们常常以得“古本”而为其增饰作遮眼，但这种狡狯其实是尽人皆知的，修订者对此其实也并不太为在意。“四大奇书”在传播刊刻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增饰修订，人们也常把这种增饰修订视为一次艺术再创造活动。金圣叹就明确宣称：“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他批《水浒》虽无类似宣言，然旨趣却是同一的。他腰斩、改编《水浒》并使之自成面目，正强烈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怎样看待这一现象？我们要将其放在中国小说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人批评家对“四大奇书”的修订加快了通俗小说的“文人化”进程，而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是中国古代小说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观通俗小说的发展历史，其文人化进程还是有迹可寻的，尤其是它的两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清康乾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可说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完满的收束，但在这两端之间，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却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缓慢的进程。明代嘉靖以后，随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刊行，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明中后期形成了一股热潮，然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引发的这一股创作热潮并未完全循着这两部作品所体现的“文人化”的创作路向发展，相反，倒是激起了一股“通俗”的小说创作热潮，无论是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也无论是神魔小说还是初起的言情小说，世俗性、民间性都是其共同的追求。因此，通俗小说真正的“文人化”进程是从晚明开始的，而且不直接来自创作者，而更主要的缘于文人批评者，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影响通俗小说发展进程的除了小说家自身外，文人批评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当着一个重要角色，他们与小说作家一起共同完成了通俗小说艺术审美特性的转型。在文人批评家的参与下，通俗小说通过批评家的改编和批评，其思想和艺术价值均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此，自李卓吾以来的文人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黄周星、毛氏父子等对小说的评改提高了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也使通俗小说提高了文人化的程度。明代“四大奇书”即最后定于文人评点家之手，而成了古代小说的范本，对小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长期缺乏高品位文人参与的中国通俗小说终于在清代中叶迎来文人化的高潮，这就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出现，至此，小说的文人化才最终成型。

综上所述，“四大奇书”成为明代小说的经典，与多方面因素有关，文人以新的视角和评价体系观照“四大奇书”是这四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之经典作品的外部条件，这种突破文体的限制、超越通俗小说文体卑下的观念无疑是“四大奇书”乃至通俗小说作品能成为文学经典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文人对“四大奇书”的广泛增饰修订又使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步趋于完善，其思想性、艺术性的提升是“四大奇书”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条件。就整体而言，对“四大奇书”评价体系的转化和文本的增饰修订体现了一条将通俗小说逐步推向“文人化”的道路，这一“文人化”进程实际上是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而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奇书”有着特殊意义，这是一组具有典范性的小说作品，在小说史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