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美春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伎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这首《戏子由》诗，是苏轼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在杭州所作。当时，诗人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任陈州（别名“宛丘”）学官（州学教授），诗人作此诗以戏之。

开篇6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其大意是：宛丘先生身高如山，学舍小如舟，时常低头诵读经史，忽然伸腰头顶屋；斜风吹帷幕，雨水流脸上，旁人羞愧而先生无所谓。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10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宁可让饱死的侏儒嘲笑饥饿的东方朔，岂肯为了避雨而求秦优（优旃）之助。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中的“勃谿”，是争吵的意思；“六凿”，指喜、怒、哀、乐、爱、恶六情。这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指眼前之屋低陋，家人争吵不安是微不足道的，还是让精神无拘无束地遨游于宇宙吧！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劝农冠盖”，指朝廷派遣到各地视察农事的官吏；“如云”，比喻盛多；“送老”，等于说养老；齑，指腌菜。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门前万事不放在心里，头虽长低而意气不屈，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10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6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4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疲氓”，指贫困的百姓。“鞭棰”都是刑具，这里泛指用刑。“平生”两句的大意是：对贫困的百姓用刑，本是平生惭愧之事，可现在却不以为耻了。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阳虎”，即阳货，是孔子所鄙视而不愿意见的人，苏轼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诺唯”，也写作“唯诺”，都是应辞，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是”。“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4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文章这种雕虫小技算得了什么？先生（子由）别驾（“我”）过去齐名（苏轼与苏辙有“大苏小苏”之称），如今衰老都无用，究竟如何，那还是让时人（当时的人）评定优劣吧。写作此诗时，诗人36岁，子由33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从以上的简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首诗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