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云乡

我写《 红楼风俗谭》 时，写了一篇《太上感应篇》 ，主要介绍第七十三回“儒小姐不问累金凤”中迎春读此妙文事，并引了全文，供读者参阅。文中又联系说到第十一回贾敬过寿贾蓉厄来传话说的：“那《阴骘文》叫他们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对《阴骘文》 也略作了一些介绍，但因当时手头无全文，因而未能引用全文，介绍也稍感语焉不详。不及对《 太上感应篇》 介绍的清楚。每感遗憾。去年夏天在太原参观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那里收藏有清初傅山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八扇木刻大屏，碗口大的楷书，笔势接近颜鲁公晚年《李靖书》，极为庄拼苍劲，旧时多见傅山草书、小楷，这样精神贯注、光彩照人的楷书很少见过，我六月、十月两次去乔家大院，那对这套大屏一再赏玩。久久不愿离去。走时承他们的赠品中，有这八扇屏缩印的书签，带回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赏。这样便有了《阴骘文》的全文了。文章不长，只四百多字，先抄在下面，略加标点．供感兴趣者参阅：

文昌帝君阴骘文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广行阴骘，上格苍弯，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干是训于人曰：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活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平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详为国教民，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数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榔，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乡邻，斗秤当以公平，奴仆待之宽恕。印造经文，瓶修寺院，或舍药材以拯疾，或施茶汤以解渴，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通济之桥，敬拾字纸，忌食牛犬。勿挟私仇，勿营小利，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妇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善人则亲近之，恶人则远避之。不可口是心非，须要隐恶扬善。垂训以格人非，捐资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嚁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毕集，岂不从阴骘中来者哉？

弟子傅山书

这就是贾敬所说的要急急刻出的“阴骘文”。“阴骘”一词，来自《 书经· 洪范》 ，原句是“惟天阴骘下民”，骘是安定的意思、即上天不言而安定下民。“阴骘”二字，衍义即为“阴德”之意。《阴骘文》 按旧时说法，是善书的一种，是劝人作好事的。而特别强调作好事不要人知道，纯粹要暗地里自觉地作好事，讲究积阴德、积阴功。是封建时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种。其目的也还是好的。是理学和道教结合的产物。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好像雷锋精神一样，本是很可贵的一种道德品质。人类很复杂，人的本质各不一样。有人本质上从内心就是乐于助人作好事的，而他们这种纯真的善行，却常常又被权势者利用，以之要求号召别人。而权势者自己却又总是与此背道而驰，只用此以巩固自己权势与私欲。这样某些善行编入善书，就变成虚伪、滑稽为骗人传单了，贾敬谋求飞升，让他的宝贝儿孙贾珍、贾蓉等急急刻《阴骘文》 送人，表面是宣传善行作好事，其虚伪自让人可笑，这是作者对这些人辛辣的讽刺。但《 阴骘文》 本身在明、清社会上也还或能给某些人以教育或警告，因而当时社会上一些正直之士，也还看重这种文字，予以书写或刻印流传，也还是意在劝人为善的。如傅山，这位明末清初的青主先生，在民族气节上、在道德学问上，在济世活人的著名医学成就上，在书法、绘画出色的艺术才华上，无一不是世人所景仰的。而也恭录书写《阴骘文》 大屏，且署款“弟子傅山书”，可见其十分慎重。不获此则只能看到其虔诚的态度，似乎不应以虚伪嘲笑他了。

文中所论，以现在的眼光看一有些末免可笑，如“举步常看虫蚁”、“忌食牛犬”等等，让现在人走路不要踩死妈蚁，不要吃牛肉、狗内之岂不是十分滑稽的事。而把“禁火莫烧山林”这样的大事，同“举步常看虫蚁”并举，显见大小轻重，十分不伦不类。而“买物放生”，倒和现在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观点一致。“持斋戒杀”则仍是现代佛教的戒律。其它不少从大道理上讲，即使今天，表面上还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法律范畴的，而是道德范畴的。且有许多是矛盾的，如“恶人则远避之”，这与儒家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除恋务本”（书经· 泰誓）等许多主张就矛盾，和斗争哲学更是背道而驰。但从交友的立场要求，慎于择友，区别善恶，则又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这《 阴骘文》 所说各点，也并非正统的纯儒家思想，而是世俗的思想杂揉，又加以特别强调“因果报应”的中心。原是从消极方面进行道德教育的教舞，再加上社会人心的虚伪性，那就更可笑了。从社会心理来分析，许多自私奸诈的心理，促使一些人去做各种自己也觉着很坏的事，作后又希望得到心理的平衡，又害怕“因果报应”．因而直到今天，有人还在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立刻就报”的话。这一与善良的、问心无愧、以现代科学观点看客观事物的人是背道而驰的。一句话：和《阴骘文》 中的“因果报应”观没有两样。一切发自良知从内心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行为，都是社会心理中的好的自发因素，反之是坏的自发因素。以“因果报应”来号召善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对善者以安慰，一方面又是对恶者以警告。而社会是复杂的，所谓“人心唯危，道心推微”，而往往又是恶者假“因果报应”之名而去愚弄善者，供其利用，为其驱使，这样一切所谓“因果报应”的口头禅，又变成世界上最具有欺骗性的滑稽戏了。因而这《阴骘文》 劝善书，不但所起作用有限，却变成可笑的虚伪教条，为各式各样的假道学所利用了。

以上就文中所论，结合现在社会心理、道德教育，略加说明，其实也是说不清的。只是它的中心就是用“因果报应”的观点劝说人们作好事，警告人们不要作坏事。文章一开头，举了阴德因果报应的例子。一是于公。这是汉宣帝时御史中垂、廷尉、平西侯于定国的父亲。剡人、懂法律、善治狱。东海一老妇因为老病，不愿拖累守寡的儿媳妇，自尽身亡。老妇女儿告在官府，说是守寡儿媳害死的，这样屈打成招。于公深知她平日很孝顺，替她在太守前洗雪了冤枉，这是有名的“雪东海孝妇冤”的故事。他家门楼坏了，邻里帮助修理，于公说：“少高大，令容驷马车盖，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他儿子于国定、字曼倩，果然继承了他的法学为御史中垂、治狱平恕，被封了侯爵。二是窦氏，这是五代时窦家的故事。《三字经》 上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具扬。”残唐五代时渔阳窦禹钧，仗义输财，周济邻里，且教子有方，其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俱少年好学，先后成进士。冯道赠诗云：“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就是窦氏的典故。三是“埋蛇”。汉刘向《新序》 载孙叔敖故事，孙叔敖童年时，听人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就要死。一天他看见一条两头蛇，他便把它打死，埋在土中，防止别人再看见，回去对他母亲说：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要死，我看一条两头蛇，恐怕我要永远离开妈妈死了。他母亲问：那条蛇在哪里。孙说：恐怕别人再看见，已被我杀死埋了。他母亲说：“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后来孙叔敖作了楚地令尹，成了历史名人。于公故事见《汉书》 、埋蛇故事见《 新序》 ，都提到“阴德”的说法，可见我国传统道德教育，讲求“阴德”是很早的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美德。只是所举典故中“救蚁中状元”一时说不出是谁的故事，手头书少，也难以查考。未免遗憾。也可能是用唐传奇淳于棼梦入大愧安国的故事。不过这是喻言，喻富贵荣华之虚幻，并非是说救蚁之因果报应。以上是对《阴骘文》所引典故略作说明。

傅山所写《 阴骘文》 全文，题目上又冠以“文昌帝君”四字，意思是此文为文昌帝君所写。文章一开头也说“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就是说转世一十七世都是有知识作大官的人。这是“轮回转世”的说法。即生命死了之后，还要转世投胎再成为生命，或投胎仍旧为人，或投胎为各种动物，而动物也可投胎为人。就看他在世时是为善，还是作恶。因而“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的说法是联系在一起的 “轮回转世”的说法受佛教影响。但和因果报应连在一起，便完全是道教的东西，文昌帝君也完全是道教的神灵，他是主宰人间文运的。旧时各地乡间，大一点的镇或县城，都有文昌帝君祠，有的叫“宫”、叫“阁”．也叫“魁星阁”，应天上星斗。清赵翼《陕余丛考》 卷三十五中，有篇详细的考证文章。所说“一十七世”，文中谓“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 宛委余编》 谓即陷河神张恶子。”据说这位神灵最早是黄帝子名“挥”，始造纹张罗网，以张为姓。周代是山阴张氏子，以直谏为周幽王所耽，魂游雪山，治蜀有功，又转生为汉帝子… … 几代转生，到了西晋末，又生在越雋张氏家，年七十三，入石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阳见姚苌，苌入蜀，至梓潼岭，神谓技曰：君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姚苌请问神的姓名。对曰“张恶子也”。后来姚苌即在其地建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神还出来迎接。其后各代都有代说，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代加封号为“帝君”，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代景泰五年敕赐文昌宫，每年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看来文昌庙的由来是西晋后北朝开始的，故事编的有来有去，十分复杂，最早是黄帝儿子名挥等等，是明代写书据传说编造的。赵翼考证了半天也说：“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 … 不宜立庙京师，至文昌之星，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诚出附会。”可见这位大史学家，对此考来考去，也还是一笔糊涂账。本来道教的许多神灵，原本多是远古民间传说，再加历代增添附会，越说越奇。而自东晋、隋唐以后，封建帝王利用神道说教，道教越来越兴旺，与佛教形成对峙局面，三宝、三清，各有各的众神，道观、祠庙各地都有，道士、女冠成了神仙人物，理论亦成为体系，书籍越来越多，《隋书经籍志》 载道书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余卷，到了明代就更多，正统年间《 道藏》 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年间《 续道藏》 百八十一卷，总五千四百八十六卷。卷帙浩繁，对一般群众来说，自然无法看。因而有不少极简单概括的宣传道德教育的通俗东西编出来。正像《红楼梦》作者，不是也编了《 好了歌》 嘛。这《 阴骘文》 ，也是如此，不知道是谁编，却冠以“文具帝君”的著作权，而“文昌帝君”最早又是黄帝的儿子，转世十七世，都清清楚楚，没有鲜卑、匈奴、蒙古等等混血种，真正是今天人们常说的“炎黄子孙”了。《红楼梦》 第十回贾珍和尤氏说话时，述贾敬话道：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接受众人的头，你莫如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好好的叫人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

我在《 红楼风俗谭》 中曾说到惠栋注《 太上感应篇》 ，其序写于乾隆十四年，现传世最早《 红楼梦》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曹雪芹写贾敬所说“从前注的《 阴骘文》 ”，和惠栋注《 太上感应篇》 ，基本上是同时的事，这难道是巧合吗？惠栋是苏州惠士奇能次子，惠士奇号红豆主人，士奇父惠周惕，号红豆老人，两代进士，经学传家，其住处名红豆山庄，是苏州元和县著名的学术世家。惠栋字定宇，号松崖。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生，乾隆二十三年戌寅（一七五八）卒，也只享年六十二岁。按曹雪芹“四十年华”、卒于壬午说，惠栋与曹同时，比曹大二十五岁，早死四年。惠栋十九岁进学成为秀才，可惜乡试犯规落榜，未能中举，乾隆十五年被总督黄廷桂、尹继善保举“经明行修之士”，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呈，罢归，以诸生讲经学著书到老。嘉定钱大昕对其评价极高，曾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誇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谓尤精。”甚至说他比得上东汉经学家何休、服虔，超过马融、赵岐。清代读道家善书《太上 感应篇》 的人很多，有名的康熙派他帮曹寅修《 全唐诗》 的彭定求，少年时其父就指导他读此书。惠栋又以汉学经师详注此书。在其序中说：

汉术士魏伯阳著，参同契荀爽、虞翻、干宝诸诸儒采以注《易》 ，后之言《易》 者，未能或之先也。盖魏晋以前，道家之学，未尝不原本圣人，惟是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术士练精魄，以一身为坎离为较异耳。然《 玉铃经》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为本，故《 宋· 艺文志》 及《道藏》 皆有《 太上感应篇》 一卷。即《 抱朴子》 所述：汉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学，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属。证诸经传，每不契合，劝善之书，称为最古，自此以下，无讥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栋日夜尝药，又祷于神，发愿注《感应篇》 以祈母疾，天诱其衷，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欲公诸同好而未果。余友杨君石渔见之叹曰：此书得此注，不惟可以劝善，且使道家知魏晋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尝有悖于圣人，反而求之，忠孝友侈仁信之间而致力焉。是亦圣人之徒也。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欤？既锓诸版，而仍问序于余。余嘉杨君之好善，因述注书之由，趣而为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栋序。

《 清史稿· 儒林传》 对惠栋此注未列入，而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a · w · 恒慕义博士所编《 清代名人传略》 一书，把《 太上 感应篇注》列为惠栋注释古籍代表作的第三种，可见重要程度。序中所说“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属，都是道教诸神，其中“北斗”、即魁星，顾炎武《 日知录》 中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王府，故立庙祀之…… 魁为北斗之第一星。”这又和文昌有关系。旧时道教寺、观中，文昌阁、魁星阁都是连在一起的。《 太上感应篇》 和《 文昌帝君阴骘文》 都是道教最普通、流传最广的善书。不过后者似乎更晚些。《明史· 礼志》 才有文昌帝君《 阴骘文》 的记裁。

曹雪芹写贾敬注《阴骘文》 ，是否受到看了或知道惠栋注《太上感应篇》的启发呢？从时间上、从文化形响的横向关系上是极有可能的。苏州惠氏红豆山庄的名声是很大的，三世传经．其祖惠周惕康熙十八年举博学玄辞不与试，康熙三十年进士，其《诗说》 二卷谓《 大· 小雅》 以音别，不以政别。谓《 二南》 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其经学之首创观点，及其子士奇、孙栋，均被誉为清代汉学之开创者。其时正是曹寅任苏州织造、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修《全唐诗》 、《 佩文韵府》 的时代，联络东南文人雅士的时代，对红豆山庄惠氏父子，自是重要的联络对象。而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惠士奇回京廷对不称旨，被雍正发遣回江南自费修镇江城赎罪，虽耗尽全部家产，仍不能完成此役。而雍正六年（一九二八）曹頫继曹颙（颙，曹寅独子；頫，曹寅过继子、颙堂弟）为江宁织造任中，被雍正下令籍没其财产，即全家被抄。惠家获罪，曹家获罪，近在咫尺，几乎是同时，同样是受雍正迫害，在曹雪芹年幼的记忆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痕。惠士奇是乾隆元年才起复为侍读，免修城银，令纂修《三礼》 的。儿子惠栋又继承家学，虽然只是诸生，而在乾隆初已成为著名学者。想来曹雪芹不能不注意到他。惠栋注《 太上感应篇》时，正是他父亲被处分以家产修镇江城时的事，此书付梓，正是乾隆初曹雪芹写《红楼梦》 初期。因而曹雪芹极有可能看到此注、注意到此注。不过这都是根据历史情况推理想象，感到曹雪芹写贾敬说“你莫如把我从前注的《 阴嗜文》 给我好好的叫人写出来刻了”一句时，是受了着惠栋《太上感应篇注》 的影响。只是没有历史资料证明，因而也只是想当然，不能作为科学的证明，是十分遗憾了。不过我总想到曹雪芹不是孤立的，应注意到他所受同时代学人的影响。癸酉闰三月立夏日于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