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位明遗民学人的三种人生态度

这一辑收集有明末清初七位明遗民的诗稿。除阮晋林生平不可考外，其他六人恰好代表明亡后整个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的三种态度。

第一种以王铎为代表，面对朱明王朝的倾覆和势不可挡的八旗铁骑的汹涌之势，选择与新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在历史剧烈嬗变之际，选择殉节者有之，而选择“识时务者”更有之。一时豪杰之士如赵之龙、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龚鼎慈诸人均易帜新主人，对民心之流向影响巨大。但对士人的名节之沦丧，终究是一种心灵的折磨。吴伟业临死嘱“死后敛以僧装”“勿起祠堂，勿乞铭”或许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吧！（《清史稿·文苑一》）王铎当然为更著名代表人物，不仅官运亨通，而且诗书画俱佳，为时人所重。

第二种态度是起初把生死置之度外，抗击满清军队南下，失败后隐逸民间，讲学著书，甚至出家为僧以保“士”不仕二主名节，这以傅山、顾炎武为代表。二人均被征召应“鸿博”，均以死抗之。如顾炎武称赞傅山等诗云：“关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称。”而自己则是“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不论是“金马客”还是通过他的外孙徐乾学来要他应“鸿博”，他早就准备好了绳子和刀，以了此生。洪亮吉《江北诗话》说顾炎武的诗有“金石气”应该就是这种“苍龙日暮”“老树春深”的悲怆雄阔的境界吧。

第三种态度就是亲见腐朽黑暗的朱明王朝的一个又一个起事之王的惨败，对“复明”越来越成为昨天，接受现实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这可以以尤侗为代表。《清史稿·文苑一》对尤侗的描述可见一斑：“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二等，授检讨，与修明史。居三年告归。圣祖南巡至苏州，侗献诗颂。上嘉焉，赐御书‘鹤栖堂’额，迁侍讲。”“天下羡其荣遇。”可见世风已变，也因此成就了一代卓越文学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财富。
据吴梅先生研究，尤侗杂剧有五本，《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吴梅说“曲至西堂，又别具一变相。其运笔之奥而劲也，使事之典而巧也，下语之艳媚而油油动人也，置之案头，竟可作一部异书读。如《读离骚》之结局，以宋玉招魂，《吊琵琶》之结局，以文姬上冢，此等结构，已超轶前矣。至其曲词，正如姗姗仙骨。”（吴梅《词曲论著四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1——198页）

江山易主，世风似还是昨日之世风，文人墨客各行其事。或许有了新朝代的欣欣向荣、社会安定，保证了尤侗的戏剧创作，从而在文学史上催生了几朵最璀灿的奇葩。

尤侗此处的这首诗，与其名篇“鹧鸪声里夕阳西，陌上征人首尽低。遍地关山行不得，为谁辛苦尽情啼？”（《闻鹧鸪》）的绵邈深沉，意蕴含蓄相比，以宁静安闲的水墨画的境界，把平凡生活的场景描绘得诗意盎然，确如康熙大帝誉“真才子”也！

二、清初明遗民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之顾炎武、傅山、黄云、王节

每每为后代人敬仰的是那些为信仰而践行蹈义的人，如顾炎武、傅山、黄云、王节等，此处这几件墨迹，大致勾划出了那个时代的南北一大群明遗民知识分子进入清朝后的心理状态和人生取向。

据宣统三年刊刻由丁宝铨所辑《傅先生年谱》记载，康熙二年癸卯，傅山57岁，四月至辉县访孙奇逢，同年顾炎武访先生于松庄，并与之有五律一章二人依韻唱和，山阳阎百诗来松庄与先生论学。康熙三年甲辰，五十八岁，李因笃与先生饮与阳曲崇善寺。康熙七年戊申，六十二岁，戴本孝至太原来访先生。康熙十年辛亥，六十五岁，沛县阎古古访先生于松庄，并于九月九日与阎古古、潘次耕“觞古古于崇善寺”。康熙十三年甲寅，六十八岁“是年顾宁人有寄先生土堂山中诗”。在康熙十八年乙末，七十三岁抱着病躯被逼着赴京应举荐，至京师三十里外死拒不入城，乃以其老放还并乃“恩赐以官”。先生名声大振，满清官员争相青眼相待。先生且“游淮安经月”；据载，求诗求字“门限几断，又数为淮民脱冤”。大有神话之嫌！

但交往，诗论的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如《夏峰先生年谱》载：“太原傅青主山过夏峰为其母贞耄君求志墓，先生重其人，随手书与之。”【清】张穆编撰《顾亭林先生年谱》载即此年顾去太原拜访傅山，第二年拜访孙奇逢。而傅山年谱只说傅访问孙奇逢而未言及为母求志墓，似编撰者为傅山讳。

引述于上述诸人年谱之相互交往的史实目的在于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清兵在南方节节大胜，朱明王朝已无望，南方思想精英纷纷北移，特别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与学界领袖，与北方思想和学界领袖的交游，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新篇章。

其二、阎古古、潘次耕、戴本孝等人皆为明王朝危亡之际的反抗志士和先锋。戴本孝父亲戴重和潘次耕之兄潘柽章即为抗清而死。阎古古与阎百诗之父阎修龄（1617——1687）皆为淮扬之地抗清领袖，与顾炎武早年抗清斗争共谋事，北徒以治学复兴文化大业，以保自身名节。他们诸多重要活动又都是由淮安为基地。

其三、傅山淮安之游如此受到追捧，原因应在于此地曾为南方江淮之间反清复明重镇。顾炎武身前后多次赴淮安从事抗清斗争的斡旋。此之时淮安是中国最发达的漕运中心，商贾云集，交通便利，离南京又最便捷，便于筹集军费，汇聚各界精英。

傅山年谱中所记述的上述诸事，都与淮安联系起来。而此墨迹中的诸人如傅山、黄云、王节、顾炎武，又都和反清复明休戚相关。他们至少有三点相同：1、在明朝均为诸生、举人，家世躬耕读书，以圣贤相期许，以天下为己任。2、在明朝危亡之际，愤起反抗。3、不仅自己险遭牢狱之灾，为忠良和贤臣蒙冤以死相救。4、明亡后清兴，作为前朝精英，绝不仕清。

王节和黄云均因魏忠贤阉党残害，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直接或间接冒死相救名垂九洲，虽一在苏州，一在泰州。关于王节的记载不多，寥寥数话，言其工诗善画，构别业于雁岩古里，名小辋州，人以“摩诘后身”称之。生平尤尚气节。关于黄云，此人应是明清剧变之际，泰州举足轻重人物。明亡清兴，多次被举荐应“鸿博”力辞不就，过起了隐逸的生活。如其诗云：

“天地一邮传，百岁亦过客。踯躅古与今，劳劳事行役。生忧在富贵，死忧在竹帛。于中有逸民，遗世而独立。抱名逃空山，不愿入载籍。斯人苟不存，天地削颜色。”

此可谓为明遗民而转成“逸民”的典型代表：傅山年谱里所载的在康熙二年、三年，这些南方抗清战线的精英纷纷北游，与北方学界领袖寄希望于精神上的独立和宏扬华夏儒学正统。因此，虽不愿“载籍”，但还是相信，“斯人苟不存，天地削颜色”，似乎精神上依然“安享”着丰富的财富。傅山写给孙奇逢的诗正是担心这位大儒隐迹村野，不问世事。千古圣贤之薪火岂可湮灭乎！顾炎武的《王官谷》也恰好是这种思想的写照。

关于黄云还有两件史实应该引起注意。
一是黄云与孔尚任《桃花扇》创作之关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因康熙帝到曲阜祭祀孔子而提拔其后人孔尚任为国子监博士，一年后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到淮扬治黄河入海口，由此接触到了明朝弘光皇帝当年遗事，写成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故事。孔尚任到泰州最先访名士黄云，由黄云介绍又认识了冒襄。冒襄不仅是弘光朝的中枢，更是与《桃花扇》中的男女主人公原型为好友。据泰州志籍所载，孔尚任在泰山三年，多由黄云引领看了多出戏剧。黄云可谓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提供了翔实的历史与社会以及戏曲演出的基础。

二是黄云与石涛相交二十年。这件事情表明，当时还有诸多明代的知识份子的志节人士不愿仕清，逃到寺庙剃度为僧。清初四大名僧画家石涛、朱耷、弘仁、髡残均如是。有趣的是黄云和阮晋林的墨迹上款人古航，正是名垂一时的高僧。弘仁于1647年皈依佛门，正是在武夷山入古航门下。古航为泉州江郑氏子、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卒于1655年，名道舟，字古航，曾随博山于天界寺开堂，博山圆寂后入闽至武夷山主法回龙。弘仁原名江日休，亦是徽州抗清义士，失败后逃到建阳武夷山，与汪蛟、吴霖等人一起皈依古航道舟禅师。（《徽州府志》）

想来当年古航及其弟子弘仁、加上黄云、石涛应有相会之时。

三、傅山、顾炎武、孙奇逢之交往

这里仅有傅山和顾炎武各一札诗稿，但却牵出清朝初年北方文化史上一段非常重要且不得不说的史实来。

傅山的这首诗虽无上款，但显然是写给孙奇逢的。

徵君夫子近如何？太白烟霞帐李居。

昔去每窥南郡怅，年来谁授优生书？

无边黛色侵云卧，不尽溪光抱草庐。

华发传经犹有待，蒹葭霜露一踌躇。

孙奇逢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九十有二。傅山生卒是1607——1684年，享年77岁，比孙奇逢小32岁，当傅山成年之时，孙奇逢早已是誉享九州的大思想家。“同时海内大儒推先生与黄梨洲，南北相望，未曾识面。康熙癸丑，作诗寄梨洲，勉以蕺山薪传。”（《清儒学案》（一），中华书局，2008年，33页。）

他与傅山、顾炎武有大致相似的经历，面临国变，多次牵连牢狱之灾而得免，多次征召而不应。尤其是孙奇逢，十次荐都选官，“亦婉辞不就。改革之际，名闻宇内，识与不识，皆曰徽君。”（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40页。）

傅山与顾炎武相互交往，特别是顾炎武向傅山请教关于西北地域人文变迁，受益良多。这在顾炎武的书中多有记载。傅山对顾炎武也有非常高的评价。

傅山《霜红龛集》卷九“为李天生作十首”，其中一首云：

南北塞天地，不屑小峯峦。灌薄冥苍翠，神仙谢羽翰。心原滂浩绰，胆豈大江塞。何事亭林老，朝西拟筑坛。宁人向山云：“今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

晤言宁人先生还林途中叹息有诗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落黄尘载五年。方外不娴新世界，眼中偏认旧年家。乍警白羽丹杨策，徐颔雕胡玉树花。诗咏十朋江万里，搁吾伧笔似枯槎。

（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卷十一，《顾炎武全集》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56——357页。）

孙奇逢与顾炎武交契亦深。他在《复顾宁人》的信中说到几件史实：“自修来别后”，可见孙奇逢与颜修来也多有交往！其次明确表示与顾炎武不同的学术观点。指出顾炎武“札中以章句、文辞、名教、器数若歉然，以为非道者，僕谓即章句、文辞、名教、器数以为道，则不可；舍章句、文辞、名教、器数以求道，则又不可也。”（《孙征君日谱录存》卷二十八，《顾炎武全集》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18页。）顾炎武《赠孙征君奇逢》诗云：“海内人师少，中原世运屯。微言垂旧学，懿德本先民。早岁多良友，同时尽诤臣。……明廷来尺一，空谷贲蒲轮。未改幽栖志，聊存不辱身。”“伏生终入汉，绮里只辞秦。自 媿材能劣，深承意谊真。惟应从卜筑，长与讲堂邻。”（《顾炎武全集》第22册，第437页。）对孙奇逢评价非常之高。

可见，顾炎武《王官各》诗稿中的上款人颜光敏（修来）其人与当时学界精英均有深交。颜光敏“送朱锡鬯之济南在抚军署”云“携手河桥怅去尘，历山遥望柳条春。讼庭尚有南冠客，自注：时亭林以诏狱在济南。莫向燕台思故人。”（同上，第371页。）

据《清史稿·文苑一》载颜光敏，曲阜人，颜子六十七孙，康熙六年进士，官吏部郎中。因此有：“颜修来吏部”称。不仅学问好且“雅善鼓琴，精骑射蹋鞠。”可谓乃一代奇人神人。据顾炎武年谱载，顾炎武与颜光敏订交与康熙四年，时顾53岁，二年后颜进士及第，应年轻顾炎武许多，但其光敏光猷兄弟二人在山东甚有人缘。据顾炎武年谱所载，其于山东诏狱多有求与颜光敏斡旋，终因诬陷揭穿而得释。以当时顾炎武反清，家乡因家奴叛变而除之等等诸多情结，非特别之势力介入，顾炎武难得脱身，因此，其文集中收有多封与颜修来的信札。

以上由上述二首诗所揭示中出来康熙早年时期，北方三大学界巨人的密切交往和相互之间的学术砥砺，而顾炎武是把南方的“思想宝库”直接移之北方与傅山和孙奇逢两座“高峰”嫁接的一次值得历史浓笔重墨书写的奇遇。

傅山《徵君夫子近如何》小笺

傅山这首写给孙奇逢的诗，虽然应在孙奇逢遇国变之后，且直隶容城（今河北徐水县）故居宅地也因卷入八旗领地而不得不往他处谋生。友朋赠夏峰荒地供其居住，加之晚年被人诬陷赴案质对，因年老得免，从此闭门不出，因之称为“夏峰”先生。傅山之诗应写于此这一时期。

“征君”之谓仅以为使指孙奇逢？

在傅山年谱中多次出现杜徵君紫峰等，顾炎武诗文集中也出现“王徵君”某某，可见“征君”在那时应是诸多明遗民颇得意和甚让学界仰慕之事，即给官不做，前期读书为坐官，而于新朝坚拒之，以成其气节。但诗中有“所指”可证为写赠给孙奇逢确凿无疑。

其一、关于“太白烟霞”

《夏峰先生集》云：夏峰在苏门避暑，“隐君已先结庐于百泉之上，予尝以‘烟霞逸客’四字额其庐，隐君即以此馆为同人游憇之所。“（《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12年，324页。）

傅山巧妙地借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句“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一语双关，不可一清闲而错失伏生授书之大任。傅山年谱说傅山即去百泉拜望孙奇逢，或许即住在“烟霞逸客”。史上辉县苏门山下之夏峰村，紧靠名泉百泉，山清水秀，地僻清幽。“烟霞”之称不虚也。

其二、 “昔去每窥南郡怅，年来谁授伏生书？”上句指三国时期，吴蜀共谋荆州，周瑜运筹帷幄而取胜，借此指天启三年（1623）面对清兵的威胁，孙奇逢为保卫容城，“约同志，练乡勇。”崇祯九年七月“清兵攻城不下，守容城保全”。

下句指西汉初年，朝廷诏令献书，有伏生从家壁内献《尚书》，而年老九十余不能授，委派晁错前往学习，使之今文尚书得以传递绵延。傅山的意思是汝等一代大儒安于日出日落而于草庐溪绕安享年华，怎向“华发”期许者交待。当时可称为“伏生”的大儒，唯傅山、顾炎武、黄宗羲可担当此称，而这四人中可称“征君”的唯有傅山和孙奇逢，但所述行状唯契合于孙奇逢。

顾炎武赠给孙奇逢的诗亦有类似的称谓，在《赠孙征君奇逢》有句说“伏生终入汉，绮里只辞秦。”也是以伏生比况孙奇逢的学术影响力和在清初传述经学的历史重任。

其三、最后一句引用《诗经·国风·秦风·蒹葭》句，原意是一个思恋情人的场景，置于秋苇苍苍、霜浓雾重的茫茫水边，伊人视之如在眼前，近之却无从去路，踟躇徘徊一无所得。大意是这么多青年才俊等着沐浴您的智慧雨露，您且不可如《蒹葭》篇中的那位求索者在飘渺的踟躇中空耗时光。

拜访者此时所见之孙奇逢居于山清水幽、安乐祥和的时光而对传业大任或许颇为懈殆，多为鼓动。傅山此处亦用《蒹葭》之意而对应孙奇逢《送王伯生北归》句“蒹葭坏伊人，一见欣清樾”。（《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12年，423页。）且夏奇峰自己也有诗为证。《与友人读五柳先生》云：“我最爱陶公，门前少五柳。东篱既无菊，性亦不嗜洒。独此贫担当，腰不折五斗，陶公如见我，应与同携手。养菊柳成行，不知能乐否？”（《夏峰先生集》，414页，中华书局，2012年）

顾炎武《王官谷》诗小笺

顾炎武的这首《王官谷》抄与颜修来（光敏），明确地向颜光敏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

王官谷

士有负盛名，卒以亏大节。咎在见事迟，不能自引决。
所以贵知几，介石称贞洁。唐至僖昭时，干戈满天阙。

贤人虽发愤，无计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类明哲。

坠笏雒阳墀，归来卧积雪。视彼六臣流，耻与冠裳列。

遗像在山厓，清风动岩穴。堂茅一亩深，壁树千寻绝。

不复见斯人，有怀徒郁切。

此处墨稿与《顾炎武全集》所载此诗仅仅一字之差，即“唐至昭宗时”。按王籧常辑注本，据曲阜颜氏家藏顾炎武手札，“唐至僖昭时”正确。（《顾炎武全集》第22册，364页，2012年；《顾亭林诗集汇注》下册，第840——841页，2006年。二书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顾炎武全集》（21卷）注明颜修来与顾炎武之札均“録自《海仙馆丛书》本《颜氏家藏尺牍》卷二”30余封信札，主要是学术交流，重要的是特别写到济南诬陷案，多有向颜修来说明原委并请斡旋。此札应即是王氏所言墨稿。

《王官谷》这首诗在顾炎武的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这可以从选择司空图的隐逸之地和司空图所处的唐王朝飘遥之际与他自身置身明清剧变相对应。因而从此诗可以全面地剖析顾炎武自身的处身立命的立场及人生态度。这首诗虽然是司空图为主角，以叙述司空图的遭遇，表达自己的“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生命哲学。

首四句“士有负盛名，卒以亏大节。咎在见事迟，不能自引决。所以贵知几，介石称贞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世之名而移天下之风气。那更加有辱于士之气节。难处在于不是事事都可预料，也不能事事都可以自行其事。世事之变远远超越于个人的意志之上。所以能够把握的，也便是顺时势之势动。“介石称贞洁”，引用《易经·彖传》：“一刚应五柔而志于上行，顺理而动。”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即是说，个人置身剧烈时世潮流之变，能够顺应时变而又不失名节，已经是非常之难的了。有人是历史的预言家。此可视为第一段。

“唐至僖昭时，干戈满天阙。贤人虽发愤，无计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类明哲。坠笏雒阳墀，归来卧积雪。”这一段是写司空图在昭宗继位之时唐王朝已处于风雨飘遥中，黄巢起义军势不可挡，而各藩镇拥兵自立，朝廷四周烽烟四起而唐王朝的朝廷成了军阀们的玩物。贤人虽奋发图强，终是书生秀才而无力匡扶社稷。聪明司空君，安身保命，装成拿不稳朝笏的病躯，跌倒在洛阳的官衙台阶上，得以回到他的祖居第踏雪。此为第二段，叙述司空图在动乱之际，不愿与朱温等篡权者为伍，明哲保身。顾炎武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视彼六臣流，耻与冠裳列。遗像在山厓，清风动岩穴。”这一段写司空图不是投机，也非贪生怕死，而是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绝对不会做那昨天还侍奉唐廷而今天又侍奉朱温升殿的六位大臣张文蔚、苏循、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之流为伍。漫步于山水之间，与王官谷祖居地高僧饮酒唱和，当朱全忠称帝征召他为礼部尚书，不仅坚辞更感到羞辱，绝食七日而死。于是，来到王官谷，依然感受到司空表圣在山厓之英魂，舞动清风吹响岩穴。此为第三段。

最后一段：“堂茅一亩深，壁树千寻绝。不复见斯人，有怀徒郁切。”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简朴的茅屋、一亩进深，四周是千寻的古木和悬崖，俨然隐逸世外的好去处。可于今之世像司空君这样的人何处得以相见，空有悲怆抑郁而已。此段，是顾炎武写自己的感受。

顾炎武《王官谷》以司空图的名节和特定的历史境况比况自身的遭遇，是写司空图，更是写顾炎武自己。所不同的是顾炎武不仕清朝为官，而隐遁于他的“王官谷”有他的宏大追求，即这个“王官谷”是他以民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通过他的《肇域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来实现的。在我看来，顾炎武是古代知识分子以民间立场实践“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而达到最高境界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