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续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咏蝉》
该诗首句便以蝉起兴，“饮清露”，“出疏桐”，通过写蝉的高洁来暗喻人的高雅。古人认为蝉居高饮洁，故曰“含清露”，也表现了作者鄙弃世俗污浊、清高幽静的品质o’后句写作者由衷地感概，“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从字面上看似写蝉声的传播是因为身居高处，并非依靠秋风之力，实则表达了作者孤傲清高的品格;人之所以能美名传播四方，是因超俗的学识和才干，并不是借助于某些手段或某些“达官贵人”。此诗通篇写蝉，但人的影象无处不在，作者寄寓了蝉以深厚的感情，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作者高洁的人格。正如清人沈德潜评:

“命意自高，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

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对该诗作出以上分析，是因为它是咏物诗，且有所寄托（寄情于物、托物寄兴），此诗既写蝉，又写人;再者，我们分析诗歌素有“知人论世”的传统，我们可以根据作家的生平来分析其作品。从《唐书》虞世南传不难了解其为人，太宗尝称其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手诏魏王泰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就其咏蝉诗来看，确实反映了这一点。该诗状物形神毕肖，寓意巧妙自然，格调清隽高远，同后来骆宾王、李商隐的同题之作，被推为唐人咏蝉诗的“三绝唱”。但与骆、李两诗相比，虽都工物比兴，但在物象交融方面却稍逊一筹。一者虞诗是清华人语，而骆诗是患难人语，李诗是牢骚人语，自然不如后者感人。其二，与骆诗相比，我们虽对虞世南其人有所了解，但对其咏蝉诗具体的创作背景不够了解，而骆诗则在题目中点明此诗写于狱中，若非有“在狱”两字和诗前小序，读者亦只能从诗中“南冠”所用典故去推断诗人有可能在狱中，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作者用“南冠”二字之巧妙，（骆宾王确实在狱;且骆宾王是南方人）既暗示自己在狱之身份，点题，又对应“西陆”二字，工整之至，简直是不露痕迹，天衣无缝。所以当我们读到“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这句时，觉得它既写物又写人，物象交融，语意双关，作者确是真情流露，自然不做作。而且我们可从骆宾王在狱中作诗这一点确定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据清陈熙晋考，该诗作于唐高宗仪凤三年（678），一说是仪凤四年（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册》主此说）。

那么，虞世南又为什么写《咏蝉》呢，从“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来看，其言外之意，当是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身居高位，名望大，乃是“藉秋风”，借助达官贵人引荐或其他一些手段。虞世南由陈经隋人唐，资历甚老，在陈时即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徐陵的赞赏，由是有名，曾以文学侍陈。陈灭，与其先兄世基同人隋京长安，被时人誉为晋之二陆。在隋作秘书郎，是场帝重要的文学侍臣。场帝颇爱其才，却嫌其刚直，故居于七品，十年未摧升。人唐，任秦王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为十八学士之一。太宗即位，拜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已衰老，屡乞骸骨，不听，迁太子右庶子，固辞改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贞观八年，进封永兴县公。贞观十七年，太宗建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功臣像以供之，世南亦居其中。可谓位极人臣，尊崇无比。一般来说，居高位者，易遭人忌。李靖，初唐第一名将，南平吴会，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居功至伟。每参议，询询似不能言，以沉厚称，然犹遭人诬陷，先是侯君集向其学兵法，未能尽其术，诬其谋反，后又有高生和唐奉义诬其谋反。魏征，良臣也，甚为皇帝所倚重，常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征亦自以不世遇，乃展尽底蕴无所隐，凡二百余奏，无不切中要害。

由是拜尚书右承，荐谏议大夫。没多久，就以秘书监参预朝政。死后，亦为人所偕。史载，征亡，太宗思之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帽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论以罪默，君集因逆诛，纤人遂指骂阿党;又言征尝录前后谏净语示史官褚遂良。太宗于是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其实，魏征尝自以为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深惧盈满，多次以目疾上表逊位。然终不免遭谗，欧阳修作史论曰:“君之际，顾不难哉!以微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段未几，猜潜逮行。始，微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按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岑文本与虞世南有相似之处，“性沉敏，有姿仪，善文辞”。贞观元年，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既而奏《藉日》、《三元颂》二篇，文致华赡，李靖复荐之，又摧中书舍人，未几，因善文，且敏速过于师古，乃为中书侍郎.专典机要，逾年为令。世南亦是以文学见宠，故欧阳修将两人传记放在一起。虞诗中“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当是有感而发。太宗为秦王时即好文学，武德四年，“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签苏渤、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渴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碱洲’。”即位后，又“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徐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人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生。”十八学士之中，房杜二人皆为贤相，世南实为文学侍臣之首。太宗虽重文学，待其他公卿勋旧亦不薄。李道宗、庞相寿、长孙顺德等贪污都未曾重罚，侯君集和汉王李元昌与太子承乾谋反，太宗还想赦其死罪，因朝廷上下反对，未果。

饶是如此，大臣亦多有不平者。如尉迟敬德性耿直，太宗得天下，论功居首，颇以自负，又廷质大臣得失，与宰相不平。尝侍宴庆善宫，有班其上者，敬德曰:“尔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击道宗目几吵。侯君集亦自负其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房玄龄随太宗打天下，躬行阵劳，有决胜帷蝗，定社樱之功。贞观初年，为中书令。第功班赏，与如晦、长孙无忌等功第一，进爵邢国公，食邑千三百户。时有太宗之叔淮安王神通不服，曰:“义师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龄等以刀笔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将军丘师利等亦皆枯跋攘袂，或指画自陈说。房玄龄功大如此，尚且遭忌，况其他徒以文学见长受宠者。故岑文本始做中书令时，常有忧色，以其非勋非旧，无汗马功劳，徒以文墨位宰相之故也。世南人唐后亦以文学见重，难免遭忌。只是世南不愿和些世俗小人一般见识，故写诗以明志，借蝉喻己之高洁。从以上分析来看，此诗当写于贞观初年。诗中“居高”应至少包含两层含义:才高，位高。在陈时，受到徐陵之赞赏，由是知名，实是“藉秋风”，以文学侍陈，其位低也，故不可能作于陈;在隋，乃是场帝重要之文学侍臣，却因刚直，居七品秘书郎十年不徙，才高位低也，亦不可能作于隋;人唐后，升迁颇快（前文所述），以文学见宠，又是书法大家，为人外柔内刚，位高权重。其才更是被太宗所称为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还曾手诏魏王泰曰:“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网，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再从“藉秋风”来看，其隐喻意当是指达官贵人的推荐或皇帝的宠幸。从前文来看，世南作此诗的时间应是在岑文本被李靖荐为中书舍人前后，贞观四年，皇帝又拜其为中书侍郎，封江陵县子。这时世南也已是秘书监和永兴县子。故此诗至少作于贞观四年，而尉迟敬德争功打李道宗事发生于贞观六年，其实质当是文武之争。则下限可能是贞观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