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延
论文关键词：诗经   吕祖谦   《吕氏家塾读诗记》

论文摘要：《毛诗》从史学角度解诗，依据世次来定诗之美刺，以史实阐释诗篇内容。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将《毛诗》以史证诗的传统发扬光大，或以史解诗，或以诗证史，可以看出吕祖谦的宗毛倾向。

先秦时期，文、史、哲界限未分，诗、乐、舞三位一体，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同时具有史学以及哲学的特征。任何一种作品，都为后人从文学、史学与哲学的角度上进行观照提供了范本。不仅文与史，文与哲，史与哲，文、史、哲之间可以互证，诗与史之间同样可以互证。因此，诗史互证乃是我国学术一种古老的传统。从古代史官采风(即采诗)以观政的制度，孑L子对“诗可以观”的功用性界定，先秦诸子著作中“引诗”的风气看，可以说是“以诗证史”的早期运用。而《毛诗》用历史事实解诗，又开“以史证诗”的先河。《毛诗》系古文经学，把史实作为解诗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美刺说”。这一传统，不仅流传至唐未变，即使是宋学兴起之后，也不曾消泯，直至清代乾嘉学派复兴汉学，考据之风更炽，有所谓“六经皆史”的观点【l1。今人治史，诸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大家，无不用《诗经》的大量作品揭示周朝的社会现实，是为以诗证史的明汪。

史家吕祖谦注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他认为通过学习古人的典籍，多多留意古人的言行，可以涵养自己的德性。他通过对历史著作的汇诠和撰写，阐发其理学思想，同时还开启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派的先声。他宗经重史，从解读《诗经》的方法论上观照，重视从史学角度考察《诗经》作品，所沿用的仍然是《毛诗》的体系。

一、以史证诗

吕祖谦以史印证诗，他说：“如看卫文公之诗，须知卫之兴；读《王·黍离》之诗，须知周之亡，其气象可知”[23436。他认为只有了解了诗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意。如《唐风·无衣》：

岂日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岂日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唐风·无衣》是一首揽衣怀旧之诗，诗篇短小，可以理解成随口而出的叹息，抒发着心中的思念和惆怅。《诗序》说：“《无衣》，刺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

《诗序》解为刺晋武公。在《毛诗正义》卷6《校勘记》中说：“刺晋武公也。闽本、明监本、毛本同。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刺作美，考文古本同。”现今通行本大都作美晋武公，至今解说不一。吕祖谦评此诗说：

“以《史记》、《左传》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专封而王不问，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纳成师。而王又不问，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庄公弑晋孝侯。而王又不问，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庄伯攻晋，王非特不能讨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晋哀侯，使其初师出以正，岂止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晋小子侯，王虽不能即讨，明年，犹能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又明年，犹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苟侯、贾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纂晋，僖王反受赂，命之为诸侯，五失也。”作为史学家的吕祖谦，他的视野比诸常人更开阔，他认为此诗不仅刺晋武公，更侧重于刺周天子(周平王、周桓王)。他罗列出五点指出，周天子不够贤明，臣下有乱，君主闻而不问，是不应该的。吕祖谦在阐释这首诗时，引用《左传》、《史记》的史料以印证诗义，揭示了《无衣》诗的本事，还发表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这都是可取之处。

吕祖谦对《小雅·出车》前三章作了解说，对《诗序》的解说有所增益。兹将三章诗文录之如下：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旗旒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旃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獭狁于襄。

《i寺说：“《出车》，劳还率也。’，【5]《诗序》仅解此一句。吕祖谦申明《诗序》，他说：“一章言车徒始集于郊牧，殷勤告语之以天子之命。使之装载，勉其体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时，众车并列于郊。此车设旒，彼车建旄，各事整饬。戎容既备，肃然无撵。为将者指其旗旄而言日，彼旗旒斯，胡不旆旆，而飞扬也。虽治兵之时，建而不旆，然以将士忧惺之心观之，亦若旌旃随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师以丧礼处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军，亦日临事而惺，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将传天子之命以令军众，于是彭彭然张其车乘，央央然旆其旃旒，威灵气焰赫然动人。兵事以哀敬为本，而所尚则威。二章之戒惺，三章之奋扬，并行而不悖也。”[6】吕祖谦对前三章的诗义作了详细的解释，分析了章与章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二章、三章作了比较，疏通了文义，使我们整体上把握了诗的全貌。从诗中考证了古代的军礼，以诗印证了史。他还引《左传》等考证诗义说：“军礼虽无所考，以《左传》聘礼考之，则治兵之时，建而不旆；受命则张而旆之。在道之时则敛而不旆；将战之时，则张而旆之。[6】又举《左传》所记载的平邱之会来考证古代治军之礼，引用相关史实加以说明，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旨。诗史互证在这首诗的解说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吕祖谦宗毛以史证诗，也难免跟随着《毛诗》出错误。如解《小雅·采菽》《诗序》说：“《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IT]吕祖谦引孔氏(即指孔颖达)!刁：“周本纪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数举烽火。其后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废申后，去太子。

申侯怒，乃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嘲他从《诗说诗并以史为证，认为由于幽王无道，失去民心，因此以刺幽王解诗。《诗序》以刺解诗的观点出现偏差，吕祖谦也自然随之出现偏差。
二、以诗证史

吕祖谦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实事。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2]436他把诗当作历史看，注重从诗中考证史实，通过发掘诗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说明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及其背景。一些作品中反映了西周时期各地风俗、人情，具有史料价值，《读诗记》也给予揭示。

如《鄢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i寺序》说：“《丰白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研吕祖谦说：“《史记》载共伯，螫侯世子，鳌候已葬，武公袭攻共伯，共伯入篮侯羡(按即墓道)自杀。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使果弑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10】I们吕祖谦用《史记》、《国语》考证，认为武公攻共伯时，已经40多岁，共伯又为武公的哥哥，所以《诗序》的“卫世子共伯早死”这一说法，并不确切。

他说：“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即小敛则脱之。《史记》谓篮侯已葬，而共伯自吞。则是时共伯既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髡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10]埘。他用诗对《史记》、《国语》进行反证，认为头饰与共伯年龄不符，因此并没有武公篡弑共伯之事。证明了《史记》记载的错误，同时也证明了《诗序》的可靠性。今人仍有认为《诗序》“当有所本”的再如《秦风·车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寺人”是指宫中的侍从。因此，此诗是一首反映秦君生活的诗。车盛马壮，侍人传令，一派君主威严气象。接着写鼓瑟、鼓簧之乐，又发出“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的感叹，反映了君主生活的一个侧面。吕祖谦说：“既见君子，并坐鼓瑟，简易相亲之俗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悲壮感叹之气也。秦之强以此，而止于为秦者亦以此。”Ⅲ他以诗印证史，从诗中读出了当时秦国的礼俗，对后世认识秦国的民俗提供了史料。

此外，吕祖谦说解《邶风·日月》、《郎风·载池》、《王风·扬之水》、《郑风·将仲子》、《秦风·黄鸟》、《秦风·终南》、《陈风·墓门》、《桧风·匪风》、《小雅·节南山》、《小雅·巧言》、《小雅·宾之初筵》、《大雅·文王》、《大雅·公刘》、《大雅·抑》、《大雅·皇矣》等，也是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

《诗经》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历史真实。吕祖谦继承《毛诗》的治诗方法，重视对《诗序》的阐发，诗与史相互印证以达到解诗的目的。他所采用的治诗方法，对促进诗学与史学的发展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