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而楚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抒发了诗人强烈的感情、想象的丰富、语言的华美及表现形式的自然等。钟嵘和刘勰都重视《楚辞》，并形成各自的楚辞观，表现在他们都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都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此外，还表现在推论诗歌取法对象时《诗》《骚》并提，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他们重视《楚辞》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诗歌本质观相同，又都受儒、道两家影响，另外是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一、刘勰的楚辞观。

通过刘勰生平身世的了解和对《文心雕龙·辨骚》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屈原的思想人格，认同屈原作品的艺术方式。

1、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无不崇拜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欲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他以这样诗意的笔调赞美了屈原，赞美了楚辞。在刘勰看来，屈原是完美的，他不但“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而且“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2、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进行具体分析，不同于汉代班固、王逸等人的评价，他指出楚辞“同于《风》、《雅》”之处：“典诰之体”、“归讽之旨”、“比兴之义”及“忠怨之辞”四个方面。又提出楚辞“异乎经典”之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再指出楚辞是《诗经》出现之后最伟大的“奇文”，进一步认同屈原。

3、刘勰对屈原及楚辞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全面肯定，指出其历史地位仅次于《诗经》，为“辞赋之英杰”，而枚、贾、马、扬等袭之。指出其艺术成就特色，“虽取熔经意，亦自鋳伟辞”、是别人“难于并能”的。又指出其抒情状物成就独到，“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种大胆的评论在当时是少见的。

第二，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
1、刘勰注重抒发真情、怨情，对屈原忧愤深广的哀怨之情进一步地把握，“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认为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感，正是屈原忧愁叹吟、内心痛苦的真切反映，深得屈辞之情旨。

2、刘勰肯定楚辞作品恰到好处的“丽”。其作品做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继承传统并推陈出新；而后代只是从形式上继承屈原华丽，却丢掉了“情”、“实”片面追求“华”、“采”。
3、刘勰赞成楚辞作品中“风骨为主、辞采为铺”的诗歌艺术美，“故能气往砾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第三，提出，“酌奇”和“翫华”创作论点主张，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

1、刘勰品楚辞时，“酌奇”和“翫华”的主张提了出来，把情与实相结合，达到“妙理”。

2、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诗人写作方法有所超越，“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一方面依据《诗经》，一方面掌握楚辞，这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上写实和幻想相结合的问题。

二、钟嵘的楚辞观

通过《诗品》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诗歌抒发怨情，“情兼雅怨”。

1、五言诗之源头，楚辞之怨情。钟嵘评汉魏以来五言诗一百多家，探其源流者不过37家，而评诗中楚辞系下品无，可见钟嵘心中楚辞的地位之重要。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多抒发悲怨之情，故其曰“源出于《楚辞》”。

2、论诗极重怨情，“情兼雅怨”。如评李陵，评班姬，评王粲等，皆有楚骚系之情怨；即使刘帧，也是情雅而怨。

第二、强调“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评诗标准。

1、钟嵘崇尚语言华美，批评语言质朴者。“古诗”是“温文尔雅”，班姬“文绮”，曹植“词采华茂”，王粲“文秀”，陆机“才高词瞻，举体华美”，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给予好评。

2、钟嵘好诗风雅正，反对质木无文。刘帧是极受钟嵘重视的诗人，但因“雕润恨少”而被惋惜。故“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第三、主张“自然直寻”，反对过多“用典”和过分讲究“声律”。

钟嵘“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崇尚屈原及其楚辞的“诡异之辞”，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一种浪漫的想象。他反对“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尚“自然英旨”，却“罕值其人”。 注重自然，如评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等。

三、关于刘勰、钟嵘楚辞观之异。

刘勰通过“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所形成的楚辞观和钟嵘通过“思深而意远”的《诗品》所形成的楚辞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然而在表现方式上、强烈程度上有些不同而已。

首先，抒发哀怨之情上。楚辞之“怨”重在强调个人不幸身世遭遇导致的“怨”，感情比较激烈，屈原的作品给人的强烈印象是那不可遏制的激情，这与屈原强烈、坚定的个性有关，而这个性在某个方面上仍被限于儒家思想里。屈原作品中，对君王的怨，対小人的恨，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个人命运的哀叹，去没有看清对楚王的断然弃绝之情，他的爱国和忠君，只是桀骜不驯的独立人格与儒家传统不甚而合，他更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钟嵘似乎更加看重强烈的身世之悲引发的强烈哀怨，《诗品序》中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更重视自然景物引发人们的诗情，更重视社会生活、、个人遭遇引起的怨情。刘勰《文心雕龙》的楚辞观似乎是一种“怒而不怒”的格调。

其次，语言华美上。一般而言，《诗》的语言较质朴，《楚辞》的语言较华丽。屈原作品注重辞藻的华艳，刘勰称“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他看到《楚辞》对后世作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可见，对《楚辞》作品文辞优美的特点很赞赏。

再次，在丰富的想象上。刘勰提出楚辞“异乎经典”之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又指出楚辞是《诗经》出现之后最伟大的“奇文”，显然刘勰是认同屈原这种后人称为“浪漫”的文风，而钟嵘就显得不够。

最后，表现形式的自然上。钟嵘“自然英旨”主张的提出，同时主张创作的“性情”、“滋味”。刘勰从不同角度，修辞（《比兴》）、辞藻文采（《宗经》）、用典（《事类》）、声律（《声律》）等方面有所描绘。

四、关于刘勰、钟嵘楚辞观的思想渊源。

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有其思想渊源：

第一，诗歌本质观相同。

对于文学，刘勰从艺术想象论、风骨论、鉴赏论、通变论、文学发展论五个方面具体阐述其观点，道是其内容，文是其形式，他从根源上论文，写“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纠正不良文风，弥补理论的不足，为写作和评论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钟嵘从 “滋味”说、“性情”说、“直寻”说三个方面阐述其见解，针对一是缺乏批评的标准：“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二是缺乏对诗人的褒贬：“不显优劣”、“曾无品第”进行，坚持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可见，创作的诗歌本质观点相同。
第二，受儒、道两家影响。

以儒家为主而兼佛道玄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取老庄玄学，全书称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言论颇多，佛家思想在书中倒是较少看到，仅引用了“般若”、“圆通”二词。然而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纲领明”、“毛目显”，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而钟嵘在《诗品序》肯定了五言诗的重要，提出了“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对齐、梁诗坛的不良诗风作了批评，既继承了儒家传统诗学中“可群可怨”、“文质彬彬”、“吟咏情性”等理论，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这期间有了“文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有了文学批评专著；不但继续讨论文学的外部规律，而且能深入到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学术思想活跃。此间，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佛学兴盛，不但影响了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如追求适意、放达、洒脱，即后人所谓“魏晋风度”），而且玄学与佛学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才性、有无、言意、形神、虚实等），对文艺理论极具启发和影响。同时人们把风神、风骨、风韵、气韵、神气、通雅博畅等比喻人物风姿之美的词语，用来比喻艺术美，成为文论与美学的术语。文学创作繁荣。诗赋有较大发展（五、七言诗、抒情小赋），更讲究形式美；诸种文体大致齐备，为文学批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上这些大大促进了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

五、刘勰、钟嵘楚辞观形成的审美取向。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从审美感觉的角度看，“诗富于声，骚重于色”。同时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影响。

从美学的角度判断，没有空间距离的文学作品，就审美的效果而言，给予审美者的感受是和诸、淳朴的。楚辞这主题和题材上的空间距离却于审美者以躁动的、不协和的审美心态。

刘勰对屈原和楚辞的审美批评，实际是否定和反思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审美超越。在儒家的人生体验中，他们以完善自我德行、实践人生社会价值为超越的；而佛家的禅宗在强调超脱现实人生时，也强调心性的体验，刘勰就是带着这样的人生追求来体验作家作品、体验楚辞的。

相对的，钟嵘的文学批评似乎更接近审美批评，与他“位卑”不为见用的身世遭际有关，同时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而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在对用事与声律的态度上，又表现出他崇尚自然之美的审美趣味，从而显示出它极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