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功能性文体，墓碑文有相对固定的内容和形式，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应酬性文字。王安石在创作此类文章时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实录原则。据实书之，这是古来一条重要的原则。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记载:“（王安石）作文通（沈遘）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可见，王安石认真严肃的写作态度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二是行道原则。在《学士书》中王安石明确表示:炫耀子孙、官职之类俗套毫无意义，而应该以“行道”来作为荣耀的标准，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但是，王安石并非“任理而无情”，在他的墓碑文作品中，有很多以情行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文章。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在王安石这样一个以刚毅果敢的政治家、学养深厚的思想家形象著称于世的人物笔下，也有情深意长、哀婉真挚的一面。

一、为亲情、友情寄托哀思
王安石是个既重友情、又重亲情的人。在悼念友人的墓碑文中，发抒了对友人深切的哀思、怀念、同情与惋惜。

王令，字逢原，是北宋中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王安石为悼念王令结撰了一篇墓志铭，就是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此于平生为铭，最为无愧”（《与崔伯易书》）的《王逢原墓志铭》。文章以强烈的感叹和议论起笔，首先引用《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的话对“士”下了定义并加以阐发，认为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是古代所说的“士”，然后引出王令，叙述与之相交、相崇、相知的过程和心情，对王令的文章、节行给予高度评价，从而与前文相呼应，把王令提到了和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可见王安石对王令的厚爱深情。情愈深，痛愈重，恨愈长，最后一段铭文直指苍天，反复悼惜，不胜凭吊之思，已然凄凉欲绝。前两段几纯以议论行之，低回太息，文思倍加沉郁。

站在哲学思想的高度上评价墓主，是王安石志友人的独特深刻之处所在。王安石为挚友王回所作的《王深甫墓志铭》体现了这一特点。此文起首即举王回生平，学问文章行治一括而尽，通篇纯发议论，把王回和孟子、扬雄这样的古代圣贤作比较，以圣人之有传衬王回之无传，以圣人之有知（己）衬王回之无知（己），不仅把对王回的评价提升到古代圣贤的高度，而且见出王安石对友人早逝的痛惜之深。对这篇文章，茅坤评曰:“通篇以虚景相感慨，而多沉郁之思。”吕留良亦评曰:“曾、王之文深挚，如此篇言世无真知，说来真有千载之痛。”
又如，《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着重阐述常秩的道德品行，称赞他“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的独立人格，对他的去世表现出深深的哀悼之情。在友道衰颓的现世里，王安石原本就“知音四海无几人”、“阳春白雪和者少”，而他的故友、知交们一个个的先他而去，他的感情是犹为沉重的。情动于中而发于言，因此，他为友人撰写的墓碑文常常是言辞质朴而悲戚，情感真挚而动人。

王安石为亲人写墓碑文，在简略概括其一生事迹时，多从学问、德行、孝友、才能的角度给予高度评价，或摧割呼号，不胜其悲，或入以深情，出以淡笔。

长兄王安仁于皇祐四年四月病故，王安石有诗悲悼:“百年难尽此身悲，眼入春风只涕洟”（《宣州府君丧过金陵》）。在墓铭中，着重推介其兄学问完好，德行高尚的特点，一开始就说:“先生七岁好学”，“读书二十年”，紧接着便加以展开:“先生学完行高，江淮间州争欲以为师，所留辄以《诗》、《书》、《礼》、《易》、《春秋》授弟子。慕闻来往者往往千余里，磨砻淬濯，成就其器，不可胜载。”（《亡兄王常甫墓铭》）通过江淮各州争相请兄为师以及慕名者不远千里而来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兄长的确是“学完行高”的有德之人。这既是王安石着力揄扬其兄的地方，又为下文的感叹埋下了伏笔。一连两个“呜呼”，饱含悲情，慨叹其兄有道德而不见于天下，有文章而不得传，有母有弟而不得于生，无限凄切，一字一泪。最后一段接连呼号“痛其有已邪!痛其有已邪!”，“呜呼，酷矣!极矣!”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王文濡云:“就传不传，而孳衍成文，一唱三叹，饶有馀音。”茅坤云:“荆公以兄常甫才而不遇，故特于文章虚景相感慨，令人读之有余悲。”

二、为怀才不遇者放声一哭

“士不遇”是古往今来永恒的主题，这是封建时代许许多多士人共同的不幸。在那个弊端丛生的特定时代，很多人又不懂得趋时附势，常常终生困顿颠踬，坎坷悲苦。因此，王安石的墓碑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怀才不遇之人撰写的。此类文章一般在叙事点次中展开议论，慨叹那个失意士人阶层人们的不幸，感叹深挚，悲凉无限。由于王安石自己一度沉沦下僚，切身体验很深，感慨起来尤为真切动人。同时，王安石的墓碑文渗透了浓郁的抒情色彩，融入了王安石自己的识见。他认为士人的最好归宿不是宦达，而是才能得以展现，这就把富贵看轻一着，从而显出不得尽用的愈加可悲之处，对朝廷取士之成法的抨击也愈显强烈、犀利。

在《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的末尾，他写道:“初，君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当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几老矣，乃稍出为世用。若将以有为也，而既死，此爱君者所为恨惜。”又在《节度推官陈君墓志铭》中议论道:“其材与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则其成就当如何哉?然无几何得疾病，遂至于不起。嗟乎!此亦所谓未见其止而可惜者也。”此类人先天的姿质美好却早早逝去，美好的姿质才华还来不及发展发挥，生命就被无情地夺走了，这是令人相当遗憾的。王安石在这里为他们不幸的命运叹惜，感情真实而无奈，“天偶”之人完全主宰不了自己，这是无人可以解答的“天问”。

《泰州海陵县主薄许君墓志铭》则就许平怀才不遇的遭遇生发出一段寄慨遥深的议论:“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呼!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这段议论借许平生发，一开始却不提许平，而是举出了另一种贵于自守，超脱尘世，不同凡俗的士人。从某种程度来说，王安石本人的精神性格和这类士人是相通的。他们没有一般人的贪鄙之求，不趋世希时，与时不合也是必然的。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那些善于趋时俯仰的智谋之士虽然汲汲以求，但不遇者也是不可胜数，许平就是这类士人的代表，他们的不遇也许更令人悲悯。既然二者都是不遇，那么还不如“离世异俗，独行其意”好了。王安石在这里表现了他对当时埋没人才不合理社会制度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制度是当时不遇士人的共同悲哀，独行其意也好，窥时俯仰也罢，仕进的道路同样的艰难，理想总是难以实现，不平愤懑郁勃于字里行间，自家失意的衷曲隐隐显露。对“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人生观的肯定，表现出人格主体的坚韧抗争、孤标独步和执着追求。

因此，刘大櫆认为，王安石此类文章以议论行之，“感叹深挚、跌宕昭朗”确是抓住了关键。王安石深情地赞美他们的才学智略，惋惜他们“天偶人觭”的不幸命运，呜咽、欷歔、感慨悲怆，这也未尝不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为千古怀才不遇之士一哭，为自己一哭。

王安石的墓碑文，叙事简洁客观，长于议论，能够以情行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多沉郁之思。简而周详，淡而情深，以议论代叙述的特点使王安石的此类文章多有创格。他的感情较多地倾注在墓碑文中，对亲人的沉郁哀思之情，对不遇之士的怜悯惋惜之情，对知己的悲恻痛悼之情，无不情挚意切，感人至深。